民國78年，西元1989年，影響世界格局的是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東歐解體的「蘇東波」，以及中國北京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過對我來說，從穿制服的高中生換裝為不用穿制服的大學生，才是最大的改變。直到很後來才知道，那也是台灣引進移工的第一年。
Story 1：「外勞」的出現
彼時，不論他們來自何方，一律通稱為外籍勞工，簡稱「外勞」。（移工的定義是什麼？在台灣，外勞和移工有什麼差異？）
台灣政府在1989年專案引進海外移工（14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投入大型建設工程，立法院接著在1992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允許民間產業也能合法聘僱海外移工。自此，大量被定義為「補充性勞力」的東南亞籍移工進入台灣，移工一方面替自己尋夢，一方面也替台灣築夢。
突然出現的非華人勞工，難免對台灣社會造成衝擊，也引起輿論關注。我在《天下雜誌》的資料庫裡找到幾篇90年代的相關文章，談新加坡（1992，〈限期又限量〉）、德國（1992，〈及時雨成永遠的重擔〉）引進移工的經驗，也談台灣的現況（1995，〈如何管理舶來勞動力〉；1997，〈引進外勞賠上全民健康？〉），口徑一致地憂心忡忡。不過，憂心也沒用，台灣的產業與社會太需要外來勞力了，移工人數一路攀升至今天的70萬人。
與移工政策同步展開的，是著重於經貿投資的「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前進東南亞（1994，〈穿梭金融外交〉；1997，〈「戒急用忍」害死黑面琵鷺〉）。南向政策的背景不難理解：因為外交困境，因為經濟轉型，因為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南向」是合情合理的決定，可參考這篇〈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
回想當時年輕的我，竟然完全不記得曾經聽聞這些事，生活裡應該也沒遇過東南亞移工。身邊勉強可以算是「外國人」的人，大概只有「僑生」同學。關於跨海工作，我的認知停留在有人「跳機」歐美，或者以觀光名義去日本打工（請看這篇精彩的書摘：〈她們在沖繩砍甘蔗：1960年代「出國賺美金」的台灣農村婦女〉。）
Story 2：跨國婚姻
與移工來台約略同一時期，被稱為「大陸新娘」、「外籍新娘」的跨國婚姻移民出現，熱炒攤常見的「福山萵苣」，也被帶有貶義的「大陸妹」取代。
1995年，那時還是博士生的世新大學夏曉鵑教授注意到了這點，在高雄美濃鄉間創辦「外籍新娘識字班」，希望透過中文學習，「促成這群透過婚姻而移民台灣的東南亞女性形成互助網絡，並進一步組成團體，為自己發聲」。可以參考夏曉鵑在獨立評論寫的這篇文章：〈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一） 〉。
不過，雖然有零星的新聞，但跨國婚姻的現象尚未正式登上檯面。受限於ㄅㄆㄇㄈ與中文方塊字的「跨國婚姻移民」們，還在國中國小夜間補校裡掙扎。到2016年，仍有新住民投書提出質疑：〈學中文，可以不用注音符號嗎？〉。
雖然我個人後知後覺沒有受到影響，不過當時的台灣，確實已經緩慢調整角度，將視線轉向南方。例如1996年淡江大學成立東南亞研究所，1997年暨南大學成立東南亞研究所。這倒未必全是配合南向政策，而是如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2001年〈希望我的角色能淡化〉這篇訪談所說：我們對東南亞國家了解實在太少。
我在1996年進入《台灣立報》當記者，跟著報社關懷弱勢的左派視角，總算看到了處於台灣社會底層的移工和婚姻移民。
當時《台灣立報》認為台灣主流社會應該多多認識移工移民的來處，於是開設每週一次的「南洋版」，報導或翻譯東南亞相關訊息。我也因為工作倦怠、台北倦怠、九二一大地震等等原因，歪打正著地去唸了日後對我影響甚深的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暨大所在的南投埔里鎮，有許多越南新住民經營的河粉店，成了我田野調查的起點。
Story 3：新台灣之子
終究是「母以子為貴」。或者，是因為民進黨政府（本土台派），決定（發現）透過「引進」東南亞「勢力（婚姻移民）」，能夠使得台灣人從體質上（本質上）與中國人做出區隔？
時至2000年，因為「新二代」大批到達就學年齡，政府、媒體不得不正眼相待。2003年1月，271期天下雜誌以「台灣變貌」為題，開始談論跨國移民及其二代，並將之命名為「新台灣之子」，掀起風潮。
對於新二代的母親們，政府陸續籌措經費、設立單位，展開一連串的「照顧輔導」。2004年，時任行政院長的游錫堃宣布設立為期十年、為數30億台幣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也就是目前新住民發展基金的前身。2007年，內政部移民署成立，將移工出入境管理與新住民輔導的業務合而為一。
縣市層級，台北縣跑得最快。在李鴻源副縣長的指示下，教育局於2008年成立「新住民文教輔導科」，並將原本試辦的「新莊區新住民火炬計劃」，擴大為「台北縣新住民火炬計劃」，編列經費推廣東南亞文化、培育新住民人才；隨著李鴻源晉升為內政部長，2012到2014年，該計畫更拓展至全國範圍。
關注新住民以及新二代的民間力量，也在2000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幾乎每個縣市都有新住民相關協會。較著名的包括以協助「混血兒」起家的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2000年起專注於新住民家庭子女；2003年，從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發展到全國的南洋台灣姊妹會正式成立；2008年，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成立。來自柬埔寨、原本是中部新住民組織「臺灣新移民發展與交流協會理事長」的林麗蟬，更在2016年成為第一位新住民立委。
理當與社會脈動同步的紀錄片工作者，當然沒漏掉這個題材。記者出身的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從2003年起陸續拍出系列作品「移民新娘三部曲」：名稱沒有懸念的《中國新娘在台灣》、關於柬埔寨新住民的《我的強娜威》、關於越南新住民的《黑仔討生活》（可參考〈國片裡的外籍配偶：紀錄片篇〉）。之後，蔡崇隆與歷經家暴而離婚的越南籍新住民阮金紅結為連理（美麗台灣，走一條不同的路），兩人繼續合力以影像記錄這段歷史。尤其阮金紅善用自身的「新住民」優勢，拍出台灣人難以拍出來的《失婚記》（2013年），以新住民的觀點紀錄了數位新住民的台灣經驗，接著再以她的「越南」優勢，拍出貼身紀錄「逃跑外勞」的《再見可愛陌生人》（2016年）。
媒體也有具體反應。2007年，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以「落地台灣，姊妹同國」為號召，發起一連串新住民活動，並以真實故事為藍本，拍攝《別再叫我外籍新娘》連續劇。而原為對外宣傳的中央廣播電臺，因為具備印尼、越南、泰國語的廣播能量，此際也「砲口向內」，與漢聲等國內電台合作播音，以母語安慰在台灣的異鄉人。
在各界風起雲湧地「看見」新住民之際，躲在南投埔里唸暨大東南亞研究所的我，學了一點越南語。2006年，曾在美國受過移民之苦的我的老闆、已故《台灣立報》社長成露茜，決定發行移民刊物《四方報》，於是我回到台北，有了安身立命之處。
《四方報》從越文月刊，一路發展到越、泰、印、菲、柬、緬六種文字分別發行的集團，在那個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的日子裡，填補了眾多移民移工的思鄉情懷，我在〈《四方報》快轉，十年一刻〉這篇文章中有過回憶。除了《四方報》之外，以菲律賓文發行的《The Migrants》，以印尼文發行的《INTAI印台雜誌》、《Indisuara印尼之聲》、《TIM》，都是東南亞移民移工在智慧型手機問世之前的重要精神食糧。
Story 4：正義工程
2016年蔡英文政府高舉新南向大旗，確實激發了政府與民間的南向能量。不過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馬英九政府後期已經動了起來，包括前述的「火炬計畫」，以及2015年起的行政院成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各縣市政府也紛紛成立延攬婚姻新住民委員的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而商人們更是眼明手快，早已全面布局東南亞。
在教育方面，暨南大學東南亞所向下延伸，於2014年成立全台第一個東南亞系，長榮大學、政治大學、台北教育大學、高雄師範大學、成功大學等校，也從2017年起風起雲湧地設立東南亞學程。而108學年度起，國中國小學童更能在學校上到東南亞語言文化課程，也引發許多議論。
各界對於新住民、新二代的重視，反映在相關活動的成功。2011年起由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四方報》共同發起的「外婆橋計畫」，每年甄選團隊，全額補助新住民、新住民之子、以及新住民之子的老師在暑假時返鄉，獲得廣大迴響。而後包括許潮英慈善基金會、國泰慈善基金會、移民署、新北市政府都舉辦類似計畫，資助、鼓勵新二代前往世界各地「外婆家」。
然而，過度重視「新二代」而忽視「土二代」的「分別心」，在教育現場引起了一些負面效應。暨南大學東南亞系教授李美賢認為：「必須萬般小心的是，善意地『指定族群』或『延攬特定族群』往往也進行了『族群劃界』，滋養了族群對立的意識。」 該怎麼對待新二代？李美賢主張停止特殊化他們。那，該怎麼稱呼新二代呢？叫他們「我們」就好了！
相較於受到萬千寵愛的經貿商務以及新二代，台灣的移工政策就牛步得多了，這是讓我一直很不舒服的地方。我們不是說好要「人權立國」的嗎？
當台灣上班族幾乎都已經週休二日的今天，外籍家庭看護工還未必能有每個月一天的休假。2015年，一位移工就投書〈請給外籍移工合法的假期〉，表達她們的心聲。遠在1997年訂定的基本工資15,840元，要在十年之後的2006年才調整為17,280元（可參考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但可怕的是，數以萬計替台灣人盡孝道的外籍看護，卻要等到18年後的2015年，薪水才勉強調高至17,000元，卻還總有人抱怨給她們太多了。拜託，這是24小時無休的勞動耶！而此時的基本工資，早已突破新台幣20,000元。
另外，要等到2016年，在立委林淑芬等人冒著生命危險發表「不自殺」聲明的緊繃狀態下，移工每三年必須出國一次、被仲介剝皮一次的惡質規定，才終於廢除。
至於肉眼視線範圍之外的海上外籍漁工人權，也得靠著國際團體的壓力，慢慢改善。前不久我們再度去漁港拜訪了在第一線維護外籍漁工權益的「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Yilan Migrant Fishermen Union - YMFU」，他們剛剛「又」搬家，因為在台灣本地替「外國人」爭取權益，不怎麼符合「常理」，常常被罵「胳臂向外彎」。關於移工權益的討論，也可以看看這幾篇文章：〈如果在冬季，一個漁工〉、〈我們引以為傲的台灣漁獲，可能是「強迫勞動」的產物？〉。
在替移工這群「外國人」爭取平等權利的路上，具有普世關懷、宗教背景的團體始終佔有一席之地。1997年於高雄成立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基於天主教信仰，將原本對於各國船員的關心，聚焦於越來越多的外籍移工。同樣在1997年，天主教新竹教區旗下的希望職工中心成立，推動移工法令及政策改革，處理移工、移民與僱主間的勞資爭議。2005年，由越南神父阮文雄成立的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除了站上第一線協助移民移工之外，更因為積極倡議人權，成為惡質仲介們的眼中釘。另外包括新事社會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等有宗教背景的單位，亦紛紛投入關懷移民移工的繁雜工作。
除了宗教團體之外，左派工運出身的前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也是爭取移工權益的標誌性人物。2001年，鄭村棋在台北市勞工局之下成立「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用『正面詮釋』方式突顯外勞的樣貌......讓世人看到這群人的正面貢獻......建立外勞在這塊土地生存的正當性」。
尤其鄭村棋任內推動的「台北，請聽我說！」外勞詩文比賽，近年改名為外籍移工詩文（影）比賽，更是台灣移民工書寫的先驅，可視為日後《The Migrants》、《四方報》、《INTAI》、《Indisuara印尼之聲》等移民工母語刊物與2014年移民工文學獎的啟蒙。
與鄭村棋同一脈絡的工運人士，於1999年成立了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他們以台灣勞工運動為起點，認為本勞與外勞利害相關，是台灣第一個以國際移工為服務對象的民間組織。TIWA與前述關心移工權益的宗教團體與NGO，共組「台灣移工聯盟（MENT）」，每兩年舉辦一次移工遊行，痛斥極度不正義的台灣移工政策。同樣是工運背景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Serve the People Association-SPA,Taoyuan，也將服務對象、關注的議題，由本地勞工轉向外籍移工。
近年來，各種關切移民移工權益的組織百花齊放。包括2014年成立的台灣司法通譯協會Taiwan Judicial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前《四方報》團隊成員分別成立的東南亞實體空間「東南亞藝文圖書 - SEAMi 望見書間」（2015年）、「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Brilliant Time bookstore」（2015年）、網路媒體「移人MPark.news」（2016年）、紀錄片導演夫妻蔡崇隆與阮金紅成立的Khuôn viên văn hoá Việt Nam 越在嘉文化棧（2017年），以及由各地年輕人自主成立的民間組織「One Forty 」、「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1095）」、國防醫學院學生成立的Rumahku 志工團。
在藝術文化領域，除了從2001年便試圖透過音樂現場、論壇、影片，接合台灣與東南亞文化斷層的「流浪之歌音樂節」持續發聲之外，近年來，東南亞也成了熱門關鍵字。
文化部從2014年起推出的「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翡翠計畫」、「青年文化園丁」等計畫，台灣博物館、關渡美術館等藝文場館的對東南亞敞開大門，「竹圍工作室｜在地行動國際連結」、「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奧賽德工廠」、「數位荒原：Nomansland」等藝文團體的戮力推動，台灣與東南亞藝文人士頻繁合作與交流，讓台灣與東南亞在藝術文化領域有了更多的交流。
Story 5：「看見」東南亞
該怎麼讓台灣人平等對待來自東南亞的移民移工？我始終認為，多「看見」他們是第一步，畢竟見面三分情啊！2013年我離開《四方報》之後，搞了個全台首創、每週一次的東南亞語言電視歌唱節目《唱四方》，讓各地的移民移工面對鏡頭唱母語歌，然後在電視頻道與網路播放，增加「我們」看見「他們」的機會。那兩年，我們一夥人上山下海，跑遍台灣各地，可惜最後預算用盡，無疾而終。
也許電視媒體真的比較主流，沒這麼輕易讓東南亞移民移工這樣的議題切入。就像電視影集，在多年前公共電視拍攝了《別再叫我外籍新娘》之後，要等到2020年，才出現另一部以跨國移工為主題的連續劇《無主之子The Rootless》。至於電視新聞，也只有公共電視東南亞語新聞在2018年起終於開播（公視東南亞語新聞明開播）。
不過，懷抱使命的紀錄片就不一樣了。除了前述的蔡崇隆與阮金紅之外，長期在移工團體TIWA工作的陳素香，憑藉與移工患難與共的交情，拍出《八東病房Hospital Wing 8 East》（2008年）、《T婆工廠 Lesbian Factory》（2010年）等多部深入移工社群的紀錄片。而導演曾文珍拍攝新住民求生尋夢的《夢想美髮店》（2011年）、以失聯移工為主角的《逃跑的人 The Lucky Woman》，導演李靖惠描述移工被理想與現實撕扯的《麵包情人 Money and honey》（2012年），導演賴麗君、彭家如以越南新住民阮安妮為主角的《神戲》（2016年），都是耗費多年心力的深刻作品。
在劇情長片方面，最感人、也是最早的一部電影，則是英文補教名師李奇以兩位移工在台灣的跨國戀情為主軸、在2009年所拍攝的《歧路天堂 Detours to Paradise》。李奇為了這部片「傾家蕩產」，無奈叫好不叫座，或許反映了台灣主流社會對於移工的態度。
不過，電影金馬獎似乎不怎麼「主流」。2010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的得主是馬來西亞籍導演何蔚庭。何蔚庭以台北為場景，拍出了一部以移工為主角的《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2013年，金馬獎評審甚至將最佳劇情片這個最大獎，頒給了描寫外籍幫傭與本地孩子糾結情感的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
與《爸媽不在家》類似的情節，發生在2020年COVID-19肆虐的台灣，而且是令人驚喜的轉型：一位幼時由印尼幫傭帶大的台灣女孩許紫涵，因為想念又擔心當年照顧她的印尼阿姨Dwi，想要尋人。我所任職的中央廣播電臺與天下獨立評論合作，刊登了紫涵的投書〈尋找我的印尼媽媽：Duwi，你在哪裡？〉，發起大海撈針機會渺茫的網路尋人。沒想到，透過中央社印尼駐地記者石秀娟的牽線，引起印尼各大媒體的報導，竟真的在2020年母親節當天戲劇性地找到人！
我們再接再厲，正式發起「尋找失聯的第二位媽媽」計畫，接連找到兩位越南籍、一位印尼籍的失聯「媽媽」，都是喜極而泣的歡樂結局。更令人興奮的是，已經有人看上這個故事，準備寫成劇本，希望有一天能搬上螢幕。
Story 6：難料的未來
從1989年政府正式引進東南亞移工算起，這30年來，台灣與東南亞的連結大幅躍進。從前我整理東南亞相關中文書單，兩三下就完工，現在各大出版社不只翻譯西方或日本韓國的研究，也有很多具備東南亞經驗的台灣人著書立作，我的東南亞書單已經落落長，多到看不完。
不過未來會如何，還很難說。
超過50萬人的婚姻移民、為數70萬人的外籍移工，改變了台灣的人口組成。他們不只是生育機器、不只是勞動力，而是活生生的人，台灣社會與相關法規，準備好了嗎？以動見觀瞻的台北車站大廳為例，移工假日時於此地聚集，依舊有許多台灣人視之為眼中釘。
尤其為數5萬的「逃跑外勞」，雖然已經被正名為「失聯移工」。但是不被台灣主流認會認同的他們，仍將是隨時會擦槍走火的議題。（【懶人包】家庭幫傭或看護失聯「逃跑」了，身為雇主我該怎麼辦？）
另外，伴隨跨國婚姻而來的「新二代」已陸續成年，為數眾多的「他們」，也確確實實動搖了向來重視血緣關係的台灣社會，部分新二代甚至一度組織了名稱聳動「復仇者聯盟」。可以參考這兩篇文章：〈印尼新二代感慨：當一個台灣人，為什麼這麼難？〉、〈混血、雙語、跨文化，到底什麼才是新二代真正的優勢？〉。
我歪打正著地讀了暨大東南亞研究所，十多年來以《四方報》、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中央廣播電臺的角色投入各式東南亞活動，其實有點疲倦，但又似乎回不了頭。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其實在遙遠的日本時代，台灣是日本帝國的「南方鎖鑰」、南進基地。二次大戰之後，台灣與東南亞仍維持密切關係：政府暗中支持的泰緬「孤軍」，總是把軍隊送來台灣受訓的新加坡，「被統一」之前與台灣脣齒相依的南越政府，以及來台投資、求學、就業、甚或逃難的華人。就地理、歷史、經濟、文化來看，即便說「台灣是東南亞的一部分」或「東南亞是台灣的一部分」，亦不為過。
台灣最近這30年「重新南向」，成效如何尚無定論。不過我總是這麼看事情：別人怎麼對我們，那是他們的決定，我們管不了；我們可以決定的是，自己怎麼對待自己、怎麼對待別人。
對於個人來說，最簡單可行的，也許就多讀幾本東南亞的書，更認識東南亞一點。畢竟在下一章的台灣史，東南亞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8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