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黃明堂攝。

2017年底,在我著手書寫《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日文版[1]作者序的時刻,趁著在北海道大學客座的機會,拜訪了札幌的移民服務中心。

雖是下著雪的日子,那間老舊的房子卻顯得格外溫馨,幾位初見面的朋友一面分享著各國美食,一面熱切的告訴我來自菲律賓、俄羅斯等國的婚姻移民女性在北海道的處境;而我也與她們分享我所投入的「南洋台灣姊妹會」以及AMMORE(Alliance of Marriage Migrants Organization for Rights and Empowerment)在台灣和國際上推動婚姻移民權益與培力所做的各種努力與成果。這一天,距離《流離尋岸》中文版的首次發表已逾15年,而與我開始「外籍新娘」[2]的行動研究,則已相距23年。

從高雄美濃出發 「外籍新娘」走向世界

1995年,我在台灣的農村──高雄美濃,創辦「外籍新娘識字班」時,心裡設定的目標,是想透過中文學習,促成這群透過婚姻而移民台灣的東南亞女性形成互助網絡,並進一步組成團體,為自己發聲。

這20多年來,我與許多婚姻移民和台灣的志工們,見證了曾經被高度污名與歧視的「外籍新娘」奮力突破重重困境,站出來為自己發聲,於2003年創設第一個由婚姻移民女性自主成立的全國性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不僅翻轉了社會大眾對她們的刻板印象,更改善了許多攸關移民權益的法令政策,並從台灣到國際,串連各地的婚姻移民和關注他們權益的倡議者,於2017年正式成立婚姻移民的國際性聯盟AMMORE,讓婚姻移民議題逐步受到國際移民/工運動的重視。

我自1994年開始研究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時,便意識到跨國婚姻移民並非台灣的特例,而是即將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日益激化,而成為全球性的現象。當時的我期許自己能持續不斷投注心力,探索培力婚姻移民女性的方法、集結更多夥伴推動倡議和修法,進而能與其他國家的朋友分享台灣經驗,將婚姻移民議題帶到國際,成為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關注的課題。

充滿理想而年輕氣盛的我,在當時必須按捺急切的心情,不給自己訂時間表,因為我知道這條路必然崎嶇;我只能時時提醒自己,遇到挫折不要放棄,永遠要記得望向黑暗隧道盡頭閃爍的微光。幸運的,這20多年來,我沒有違背自己的初心,一路上有越來越多的朋友結伴同行,而我們正一步步的接近隧道的盡頭,迎向光明。

當年,每4對新婚夫妻就有1對是跨國婚姻

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引起媒體注意。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到台灣的人數逐年增加,至2002年最高峰時,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顯示,每4對新婚夫婦,就有一對是台灣與外籍人士的組合。雖然這項數據在2003年後下降,但每年仍在13%和20%之間中浮動,而主要的外籍配偶仍是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女性。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外籍、中國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至2016年12月止(1987年1月始)為521,136人,接近原住民人口(553,2287人),而女性佔絕大多數(92%),其中女性中國大陸配偶為326,762人,而女性外籍配偶則為152,817人(其中越南62.6%, 印尼18.6%,泰國3.8%,菲律賓5.3%,柬埔寨2.8%)。 

除了以婚姻形式入境台灣外,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外籍勞工」[3]投入台灣的各種產業,至今已逾61萬。而隨著愈來愈多的境外人口進入台灣,移民/工議題漸漸浮上檯面,引起台灣社會的關注。

然而,台灣的現象並不獨特。根據聯合國統計(United Nations, 2013),2013年全球跨國遷移人口(international migrants)達2.32億,相較2000年成長33%,其中59%居住於已開發國家,而以區域分佈而言,歐洲接收了最大量的國際遷移者(7,200萬),亞洲次之(7,100萬),北美洲第三(5,300萬)。

全球遷移女性化 並非台灣獨有

當今遠距人口流動的規模確實引人注目,但絕非新鮮事,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勞動力為剩餘價值的來源,因此不斷開發新的廉價勞動力,是資本主義得以不斷擴張的必要條件,「世界性的勞動力市場」也因應而生。無論是早年愛爾蘭移民到英國,或是黑奴販賣所推動的洲際三角貿易,到今日所謂「流移的年代」(age of migration)(Castles and Miller, 1993),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產生。而看似不同的婚姻移民和勞動遷移,事實上都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所產生的現象。

在跨國遷移的諸多現象中,筆者多年來最關注的是近年來越來越顯著的全球「遷移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現象。雖然女性佔國際遷移總人口數的比例在過去50年並無顯著增加(1960年為46.7%,2010年為48.4%),但愈來愈多的女性是獨立跨國遷移尋找工作,而非以家屬的身分跟隨先生遷移(United Nations, 2007)。更重要的是,也有越來越多的跨國遷移女性從事在家戶或私人領域的「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Constable, 2009),包括提供家務和看護服務的女性移工,以及持家並生育下一代的婚姻移民女性。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的勞動力成本逐漸增加,導致利潤下降,而為尋求解決方案,資本家便向較低度發展地區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來源(Bonacich and Cheng, 1984)。第一種方式是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擁有充沛廉價勞動力的低度發展國家,形成「生產的結構重組」(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例如美、日、歐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於1960年末開始轉向亞洲,在此新國際分工情勢下,造就了於1970年代起經濟迅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第二種方式則從較低度發展國家引進勞動力,使其成為「外籍勞工」。

然而,勞動力作為商品有其特殊性,因為其承載者是活生生的人。因此資本在購買勞動力時,除了利用其「生產」勞動外,亦必須面對其「再生產」的方方面面。勞工的「生產勞動」(productive labor)必須建立在「再生產勞動」(reproductive labor)的基礎之上。所謂「再生產」勞動,指的是在家戶或私領域從事的勞動,使生產勞動得以順利進行,包含勞動力的「恢復」(maintenance,如煮食與清理)和勞工家庭的「世代延續」(renewal,如子女的生育與養育)(Burawoy, 1976)。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再生產勞動多為女性家庭成員無酬提供,家務勞動在父權意識形態的型塑下成為女性的「天職」。由於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成本由個別家庭承擔,使得資本家得以更低的價格(薪資)購買勞動力,降低其生產成本,有利資本積累(Mies, 1986)。因此,如同Dalla Costa(1997)所言,家庭主婦在家庭付出的再生產勞動是男性投入生產勞動的先決條件(precondition),而在資本與父權結合的結構下,女性的再生產勞動被視為「愛」與「天性」,看似與資本積累和生產無關,使得女性再生產勞動被資本剝削的事實不被看見。

當有酬的照顧工作需求愈來愈大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的擴張,愈來愈多女性投入有酬的勞動市場,加以由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競爭激化而不斷縮減,再生產勞動力愈來愈無法依靠無酬的女性家庭成員承擔,使得有酬的照顧工作需求愈來愈大。而隨著工資上漲,愈來愈多家庭無力負擔雇用家庭幫傭或看護的費用,許多國家因而引進更廉價的外籍照顧工作者。

此外,有些勞動階級的家庭甚至無法負擔雇用外籍照顧工作者的費用,轉而娶「外籍新娘」,由她們提供無酬的再生產勞動,照顧家庭並生育子女。上述較低度發展國家的女性前往較高度發展國家提供再生產勞動的現象,形成了「全球照顧鍊」(global care chains)(Hochschild, 2000)。以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觀之,其本質為「再生產的結構重組」(restructuring of reproduction)(Hsia, 2010, 2015),涉及了輸出國與接受國女性之間的「照顧的國際轉移」(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care taking)(Parreñas, 2001)。

簡言之,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了跨國遷移的規模,再生產勞動也在全球尺度上重組,日漸增加的女性移民/工從較低度發展國家到較發達國家、提供再生產勞動力,幫助較發達國家生產勞動力的「恢復」和「世代延續」。除從事家務與看護的女性移工提供的「有酬」再生產勞動外,還有女性移民在接受國作為妻子、母親、媳婦(Piper and Roces, 2003),提供「無酬」再生產勞動。此種婚姻流移(marriage migration)現象與勞工流移(labor migration)現象平行,皆為較低度發展國家的女性前往較發達國家提供再生產勞動力。

我曾分析指出上述現象是資本主義「再生產危機」(crisis of reproduction)(Hsia, 2010, 2015)的結果。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激化,福利國家面臨危機,許多社會服務(例如社區托育和老人照顧中心)的預算遭到刪減,越來越多的基本需求必須依靠個人和家庭到市場購買服務來滿足。持續上升的生活開銷,再加上缺乏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使較發達國家的女性尋求更便宜的代理人以維持家務。

從外籍幫傭到婚姻移民

因此,許多國家制定引進外籍幫傭政策(Kofman et al.2000)來解決再生產的危機,而導致我稱之為「再生產的結構重組」的現象(Hsia, 2010, 2015),亦即來自較低發展國家的女性遷徙到較發達國家從事再生產勞動,其流動方向與「生產的結構重組」相反。

然而,引進外籍幫傭僅能治標,隨著育兒費用的不斷攀高,較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仍持續下降。此外,雖然中產階級家庭可以雇用外籍幫傭,工農階級家庭卻難以負擔雇用這樣的勞工。較發達國家的工農階級男子因而隨著資本外移的潮流,到鄰近較低度發展國家尋找另一半。

以台灣而言,父權家庭傳統至今仍在,通常為女性家庭成員負擔的老人照顧被視為私領域的家庭責任,使政府得以在長期照顧的提供上扮演極輕的角色。隨著女性就業率和老年人口的增加,台灣女性越來越難以待在家中擔負這些必要的家庭照顧工作,當她們無法或不願意去執行這些工作時,許多台灣已婚婦女採取僱用代理人的策略。而自1990年代初期開始,在缺乏公共政策介入的情況下,持續增加的家務工作轉變成有利可圖的市場(Wang, 2010)。

本國籍的私人護理人員的費用高,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負擔,而由政府補助的家庭照顧服務和安養、看護中心僅能滿足一小部分老人看護的需求。為回應越來越多的家庭照顧的需求,台灣政府在各種贊成與反對聲浪下,於1992年陸續引進外籍看護和外籍幫傭(林津如,2000),他們提供了最便宜的老人照顧,並已成為居家照顧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將引進外籍照顧工作者的政策美化成社會福利的一種類型(外籍勞工分為產業和「社福」類,後者包括外籍看護工為外籍家庭幫傭);但諷刺的是,這項社會福利的提供者是市場,並非政府,而政府所做的僅僅是讓家庭有權利進入市場(Wang, 2010)

自台灣政府正式引進外籍勞工以來,社福類所佔的比例持續增加。依據行政院勞委會統計,1996年,產業類(包括農林漁牧業、製造業、營造業)人數為外籍勞工總人數的87%,而社福類的比例只有12.8%。社福外勞的比例快速增長,至2010年高達49%。從事再生產勞動的移工比例的增加亦呼應女性移工比例的增加;1998年,女性移工為外籍勞工總數的26.4%,2001年女性移工人數首次超過男性,至2010年,已高達63.1%。

另外,雖然女性移工在合約上被雇用為「看護」或「家庭幫傭」,但現實情況是這兩種工作類別的界線非常模糊,因為雇用外籍幫傭的限制較多,許多雇主是以外籍看護的名義雇用女性移工,但卻讓她們從事幫傭的工作,或者要求她們兼顧看護和幫傭的工作(夏曉鵑、王增勇,2010)

雖然移工滿足了相當比例的照顧需求,但仍有許多工農階級家庭無法支付雇用外籍看護/幫傭的費用,而除老人照顧外,他們也需找到妻子以延續家族香火。然而,台灣政府的發展政策長期以來以都市、工業為重心,加上近年來的國際化壓力,造成農村空洞化、低技術勞動力難以生存的處境。被邊緣化的台灣低技術男性,除在經濟上難以生存外,在本國婚姻市場上的價值更為滑落。另一方面,在東南亞地區,由於資本國際化所造成的農村破產、失業等問題,產生大批希望藉由轉往較發達國家以解決生存危機的勞動者。在熟稔兩地需求的婚姻掮客的推波助瀾下,台灣與東南亞之間的「婚姻移民」於焉形成(夏曉鵑,2002),也就是《流離尋岸》一書的分析焦點。

     

[1] 由日本的東方書店出版,本文改寫自日文版的作者序。
[2] 「外籍新娘」是來自於媒體卻被普遍使用的名稱,充滿對第三世界女性的歧視,因此以括號提醒名稱背後的意識形態。
[3] 在英語世界裡相關的名稱有migrant workers、foreign workers和guest workers,由於後兩者隱含「懼外」(xenophobia)的性質,因此目前在國際上多使用migrant workers一詞。台灣官方及媒體通常使用「外籍勞工」一詞,或簡稱為「外勞」,因其反映了排外的意識形態,因此有些勞工團體和學者將之改稱為「移住勞工」,或簡稱「移工」,以符合migrant workers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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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二)
從「外籍新娘」到「新住民」走了多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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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自1994年開始研究「外籍新娘」議題,本著研究與實踐不可分之原則,1995年於美濃創立「外籍新娘識字班」,經八年的培力工作,終於2003年在新移民女性的積極參與下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同年,串連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共組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致力於台灣移民/工運動的推動,並積極與國外移民/工運動團體結盟,因而成為多個區域和國際組織之幹部。著作包括《流離尋岸》與《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騷動流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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