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黃明堂攝。

最近接二連三參與了一些有關新移民的活動,明顯地感受到從政府部門到民間團體以及媒體記者似乎都在「尋覓」新住民第二代或邀約他們參與特定活動。比起過去,這些尋覓或邀約背後的理由,表面上看來都存在一種「善意」──肯定或激勵或提拔新住民第二代。然而必須萬般小心的是,善意地「指定族群」或「延攬特定族群」往往也進行了「族群劃界」,滋養了族群對立的意識。

去年秋天,國立暨南大學成立了東南亞學系,全國唯一,受到了長久不曾經驗的矚目。開學不久,即有單位來電詢問是否要在系內特設「新移民二代獎學金」給來系就讀的新二代或鼓勵更多的新二代選擇東南亞學系就讀。「設這樣的獎學金的必要性為何」?來電單位回覆:「因為他們比較『弱勢』,可以透過獎學金『激勵』他們。」至於他們何以比較弱勢?答案很標準:「因為他們的媽媽來自發展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家庭狀況比較不好...因此比一般學生弱勢。」

這個答案或說推論,與我們社會一般的定見無異。不論有多少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新住民二代的學習能力或學業成績乃至身心健康與家庭經濟狀況等等都與其他族群學生的狀況沒什麼差異;許多的落後或不良與家庭的社經地位(或說階級)高度相關。」但這些研究成果很難改變人們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就像諸多中小學老師所分享的經驗一樣,他們往往在「意外」接觸到成績優良的新住民二代後,才有機會開始反思自己長久深信不移的一個想法──「外籍母親無法使用國語指導小孩課業,因此新移民二代學習成果較差」,也才有機緣開始反思並正視影響新住民二代課業的因素太多,不一定跟他們的母親是誰有關係。

換言之,一個「常態分配」下的某一種常態現象,只因為他們的「族群身份」而被「問題化」。從「外籍新娘不要生那麼多!」到「新台灣之子多遲緩兒!」到「新住民第二代學習落後!」我們都看得到這種「問題化」的思維慣習。

過去一年多來台灣社會密集地出現了另一個現象:不同於過去的「問題化」思維慣習,採以「激勵」、「肯定」、「邀請」或「培育」等方式來「重視」或「提拔」新住民二代。許多活動「善意」地「指定」新住民二代為受邀或參與某活動的特定對象,背後的預設是──新住民二代的媽媽來自東南亞國家,因此新二代在東南亞語言和文化上具有「先天優勢」,這個「先天優勢」可以讓他們在東南亞在台新移民工議題或「泛台灣─東南亞事務/物」上扮演優勢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目前主流媒體爭相報導的關鍵議題:東南亞新住民二代將成為台灣未來在東協這塊新興市場的「貿易尖兵」!理由是:東協一體化後,在全球經貿的競爭力後勢看好,東南亞各國即將成為國際企業投資設廠的新寵兒,當然也是台灣企業進入全球競逐的高競爭區域。正因為東南亞市場被視為深具「開發」與發展潛力無窮的天地,相關人才的需求量不難想像,培育擁有東南亞文化理解能力及語言能力者,成為台灣企業進入東南亞新興市場的重要人才。

社會一股對熟悉東南亞語言及文化的人才的渴望,讓台灣主流社會將此渴望投射於擁有來自東南亞母親的第二代身上,東南亞移民新二代瞬間成了政府與民間「想像」得以透過培育而「速成」的理想貿易人才—邏輯是:因為他們的母親來自東南亞,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比其他同輩者擁有更多的東南亞文化知識以及語言能力!真是或真該是如此嗎?

以內政部曾結合民間企業團體合作辦理的「新住民二代青年培育研習營」為例,網頁新聞發佈該訊息即下了──「培育新住民二代青年 成為跨國企業尖兵」的標題。從「外籍新娘不要生那麼多!」到「培育新住民二代青年 成為跨國企業尖兵」,就文字的表面來看,這是一個社會看待一個「族群」視野的大躍進,此一進展似乎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主流社會對移入者的慷慨氣度與進步精神。然而,慷慨與進步的背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需要仔細檢視。新住民二代青年培育研習營」活動的主旨強調:

為使新住民學子能瞭解自身多重文化背景的優勢、增強自信心及善用新住民母語專長...對新移民與其下一代做人力培訓,期望藉由向下扎根,培育臺灣未來在新興市場的貿易尖兵。

新住民子女,是值得重視的下一代,但這群新住民子女相較於父母皆是本國籍的孩子,必須面對新住民母語的學習、雙重文化認同的迷惘、同儕相處的壓力等種種挑戰,這個現象已受到關注,如何讓跨文化的新住民善用自己的優勢,有很大的空間。

亞洲東協在全球競爭力逐年提高,東南亞市場未來發展潛力無窮,臺商企業在當地投資設廠者日增,對於人才需求亦有增加的趨勢,為培育擁有多元文化背景及母語專長的新住民二代青年,成為新興市場不可或缺的人才。

該研習營宗旨背後的論述,與近日主流媒體將「新移民子女」與「台灣企業前進東協」做了緊密的連結,具有很強的呼應性。至少,對照十幾年前呼籲「外籍配偶不要生那麼多」形成強烈的諷刺。若說這是本國社會的一種「進步」,很遺憾的是,從鄙視到重視背後的推動力,似乎是新二代被「想像」具有的跨文化雙語言優勢及其潛在的高經濟價值

過去,台灣社會想像這群媽媽來自「落後」地區,因此他們及其後代「必將成為台灣社會的負擔」,將會「拖累台灣的經濟奇蹟」。現在,台灣看到前進東南亞的必要性,「想像新住民二代成長於兩種文化兩種語言的家庭,因此必然較容易成為文化語言人才。因此,將是台灣前進東南亞的貿易尖兵!」簡而言之,他們被看到的不是他們確切所具有的天賦能力為何,而是想像他們「應具有的」優勢及此優勢所可能換得的經濟價值。 

除了被想像的高經濟價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類針對新住民二代提出的方案或活動,制度性地「排除(exclude)」了不具新二代身份卻具備東南亞文化與語言能力的「非新住民二代」青年。制度性排除的惡果不難想像──無形中在台灣社會新世代間創造了新的族群界線。這樣的排除很可能並非有意,但基本上是沒看見或忽略了台灣各類青年自發學習東南亞語言這個風潮與事實。

從北台灣到南台灣,各大學校園的東南亞語言課程是許許多多「非新住民二代」熱衷學習的語言,相信其中也存在諸多期待被政府或民間培育成為東南亞貿易尖兵的青年。若我們持續忽視或看不到這樣的事實,未來更多由政府主導或民間倡議的相關發自善意卻高度具排除性的政策或活動,恐怕將成為在新世代間劃下新族群界線的隱形匕首,播下新族群對立意識的堅韌種子。

除了排除,強化族群身份與特定能力的連結也反映了我們社會內在的單元性性格,以及貧乏的想像與期待能力。我們應該經驗過,不一定客家人才煮得出好吃的客家菜,沒有越南血統的台灣人也做得出美味的越南河粉或越南法國麵包,關鍵在於擁有相關知識,廚藝以及興趣。若有一天具越南血統的新二代喜愛學習俄文勝過越文,期待到俄國發展勝於到越南,難不成也將成為一種「問題」或「背叛」或「不會善用自己的優勢」嗎?

台灣新世代青年,透過「平民與在地路線」(如背包客,國際志工,出國打工,交換生等等)比他們的上一代擁有更多的國際移動與跨文化經驗,或許正是這些經驗讓新世代超越了他們上一代的刻板印象與族群框架,在許許多多的校園,新世代間並沒有鮮明的族群界線,這是台灣社會要能看見並且要能夠「放手」任其自然發展的現象。

不可諱言,許多指定族群是「善意」的,是一種幫助或激勵經濟弱勢的新住民二代的行動;但是我們也不能一再地看不見一個事實──經濟弱勢存在許許多多的非新住民家庭!因此,何不讓善意的雨露跨越族群的界線,一體均霑。

要停筆了,廚房熬煮中的肉骨茶香味在召喚我了。我沒有馬來西亞血統,但據我馬來西亞籍的學生說,我煮的肉骨茶比他這個來自馬來西亞的人或大部分的馬來西亞人煮的好吃。(請大家相信這位學生不是拍馬屁!)我當然沒有驚訝他身為馬來西亞人卻煮不好肉骨茶,我經常看到的是他對學業落後學弟妹們的悉心鼓勵與循循善誘,那是他的天賦,將來成為一位好老師的潛能特質。

對「新住民二代」我們也應具有更多元想像的能力,畢竟我們都相信:有越南/印尼/泰國血統的新住民二代不一定比任何人更能學好越南文/印尼文/泰文或煮出更好的越南菜/印尼菜/泰國菜或更想成為越南/印尼/泰國的經貿高手。停止特殊化他們,讓他們的天賦得以自由。當然還有一個更美好的前景可以期望:停止當下從政府到民間如火如荼尋覓「新住民二代」的行動,也停止繼續此一具有鮮明族群劃界意識的族群命名行動;「新住民二代」不過就是「我們」的一員。

就叫他們「我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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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核心關懷:以後殖民主義視域觀察東南亞國家的制度與文化、婦女與性別、跨國婚姻與移民。在日常教學場域,最樂見學生對權/威的質疑、對壓迫的反省和抵抗;心目中最優秀的學生是可以自然、「無畏」但有禮地說出:「老師,你要去買便當喔?方便順便幫我買一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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