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請見：【投書】核能，是廉價危險的解答：地緣衝突與 AI 熱潮下的東亞能源轉型難題與出路（二））
再生能源正成為全球能源轉型主力
如前文所述，不論是傳統核能或被視為新核能希望的 SMR，其興建成本、漫長時程、不確定性以及風險都導致它們幾乎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滿足用電成長的需求──不論是 AI 或是其他淨零轉型所帶來的電氣化目標。
對 AI 與資料中心而言，電網韌性、調度彈性與能源效率較單純的發電量更為重要，IEA 便估計若不積極解決電網瓶頸，全球約 20% 的資料中心開發計畫恐面臨延宕風險。IEA 預估再生能源將是滿足資料中心新增用電最快成長的來源，2024 至 2030 年間年均成長約 22%，承擔全球資料中心新增用電需求的近一半。核能的貢獻與天然氣相近，估算占比約 15 至 20%，且要等到 SMR 首批商轉的 2030 年後才開始加速，其不確定性在所有能源來源中最高。
從《2025 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的數據來看，全球核能雖在 2024 年創下發電量新高，但其占全球商業總發電量的比重僅約 9%，已遠低於 1996 年 17.5% 的高峰。相較之下，風電與太陽能的擴張速度明顯更快：2024 年兩者合計新增 565GW，超過核能淨新增容量 5.4GW 的百倍以上；同年全球風光發電量也已比核能高出約 70%。
與核能的停滯形成鮮明對比，再生能源正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低的成本，成為全球能源低碳轉型的主力。太陽光電、風電、儲能等新能源解方的特色在於可模組化、分散式且可快速佈建，裝置容量逐年增加。對正面臨 AI、半導體、電氣化與氣候災害多重壓力的亞太國家而言，真正能在 2030 年前回應新增用電需求的，並不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核能復興，而是可以立即部署、快速併網、持續擴張的再生能源系統。
東亞各國發展再生能源須注意的「不依賴」路徑
更重要的是：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區域其實具有相當高的再生能源稟賦。台灣海峽有世界級離岸風場，中南部日照充足，具備豐沛的太陽光電潛力。且近年來太陽光電裝置量已逾 15GW，再生能源發電量在 2016 至 2024 年間由 127 億度增至 339 億度，成長逾 166%；日本有約 23GW 地熱潛力與龐大太陽光電基礎，並可發展離岸風電；韓國西南外海具備大規模風場，並有造船、鋼鐵與海事工程能力，可支撐本土離岸風電供應鏈；菲律賓則同時擁有地熱、太陽能、水力、島嶼微電網與龐大離岸風電潛力。若再往南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也都具備太陽能、風能、水力、生質能或地熱資源。
換言之，亞太區域已然具備可觀的再生能源條件，然而各國普遍受困於治理、制度與資源配置上的瓶頸，因此真正的挑戰毋寧在於能否把分散在不同島嶼、海域、山地與城市屋頂上的「再生能源潛力」，透過成熟而民主的再生能源開發機制、電網建設、儲能與公民參與等方式，轉化為具體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與發電量。
不可諱言地，再生能源同樣不能迴避供應鏈集中這個結構性問題。目前全球的多晶矽、矽片、風機與電池產能高度集中於中國，且中國在過去十多年間透過產業政策、低成本製造、完整供應鏈與龐大內需，對全球再生能源市場有巨大影響力。這一方面讓再生能源成本快速下降，為全球能源轉型創造條件，但也使許多國家面臨新的依賴風險：若亞太國家只是以最低價格進口中國光電板、電池與零組件，而沒有同步建立自己的本地再生能源開發能力與產業鏈，那麼能源轉型就可能只是把對石油、天然氣與鈾燃料的依賴，轉化為對中國綠能供應鏈的依賴。
某些人可能會因此主張基於能源自主與國家安全的理由，相較於快速擴展綠能，更應擴大核能。本文立場恰恰相反。前文已仔細闡述核能技術與燃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依賴風險，可能因反應爐設計、燃料規格與維修授權而形成長期強權鎖定。相較之下，再生能源當前雖有中國供應鏈集中的問題，但太陽能板、電池、風機零組件與相關維運服務等，去較能透過多國採購、本土製造、區域分工與回收再利用等方式，逐步分散來源，降低對單一強權的依賴。
換言之，中國壟斷綠能供應鏈不是否定再生能源的理由，而是亞太各國必須加速建立不仰賴中國供應鏈的再生能源產業鏈的理由。
分散風險的歐洲能源經驗
歐洲經驗──尤其是在俄烏戰爭後──便是具體的案例，顯示再生能源合作已超越氣候政策的範疇，成為各國在地緣政治衝突下的重要安全政策之一。例如歐盟的 REPowerEU 計畫，除了推動極具野心的再生能源發展藍圖之外，亦藉由許可程序改革、再生能源加速區與共同融資等作法降低行政障礙，目的就在於快速擺脫對俄羅斯油氣的依賴。
此外，2022 年丹麥、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國所簽署的《埃斯比約宣言》（Esbjerg Declaration）亦相當值得亞太區域國家借鏡。該文件宣示將以北海再生能源取代俄羅斯石油、煤與天然氣，並把離岸風電與綠氫作為歐洲淨零排放與能源安全的共同支柱，成員國共同承諾在 2030 年前建置至少 65GW、2050 年前達到 150GW 的離岸風電，以及在 2030 年前實現 20GW 的綠氫生產，具體合作實踐包括跨海電網、跨國共同融資、再生能源配額交易、綠氫雙邊合作等。
值得一提的是，歐盟面對中國在光電相關產品與原物料的壓倒性市場優勢時，其所採取的措施恰恰是透過支持歐洲太陽光電製造、建立符合永續與韌性價值的市場標準，並要求關鍵礦物的開採、加工與回收等不能過度依賴單一國家。
上述案例共同指向一個新的安全邏輯：真正能降低威權能源勒索、戰爭攻擊與價格震盪風險的，不是把國家鎖入另一套集中式燃料與技術供應鏈，而是透過再生能源、跨境電網、儲能、分散式電源與本土製造，建立更難被單點癱瘓的能源系統。
結論：以東亞再生能源民主連帶，取代區域核能霸權
回顧這波席捲東亞的核能復興浪潮，我們可以看到：核能之所以重新被推上政策舞台，並不是因為突然有什麼機械神降世，解決了核能自身長久以來的安全、成本、核廢料與工期問題，而是因為 AI、半導體、淨零轉型與地緣衝突共同製造出一種龐大的能源焦慮。當各國政府急於尋找能夠同時回應算力競賽、產業供電與國家安全的答案時，核能產業循此良機，將自身重新包裝為「穩定」、「低碳」與「自主」的解方。
然而，若將它放回東亞具體的地理與政治條件中檢視，這個答案不但過於簡化，也可能帶來更深層的風險。
現實世界中的東亞並不像是「模擬城市」這類電腦遊戲中的虛擬空間，可以讓人們毫無顧慮地劃核能大餅，它實際上是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自然災害頻繁，以及第一島鏈日益升高的軍事對峙之下。地震、海嘯、強颱、戰爭、封鎖與基礎設施攻擊，都不是遙遠而不可思議的極端假設，而是各國能源政策必須──且早已──直面的現實條件。在這樣的區域中，把未來數十年的能源安全押注在幾座緊鄰斷層與海岸、又高度依賴外國技術與燃料的大型反應爐上，等於是把整個社會乃至於後世的安全與存續，單注重押在對於風險、災難與衝突可說是毫無容錯空間的單一節點之上。
更重要的是，核能並無法真正回應 AI、半導體與電氣化所帶來的急迫用電壓力。大型核能廠從規劃到運轉往往需時 10 年以上，SMR 也仍停留在示範與商業化承諾之間，且在可預期的未來內都很難大量商轉。在此能源轉型、氣候治理的關鍵機會之窗，若各國選擇將資源押注於核能，反而可能排擠再生能源、儲能、電網升級與需求管理等更即時的解方。核能從來不是這道複合難題的答案，它本身就是新的難題。
當然，再生能源也並非沒有挑戰。亞太地區雖具備可觀的再生能源潛力，卻仍受限於種種困境與瓶頸，如空間利用、海域治理、地方參與、電網建設、融資與行政障礙等，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國綠能供應鏈的集中乃至於壟斷。然而，這些問題的答案絕不是轉身投向另一套由強權所主導的「核遊戲規則」，而是將再生能源提升為公共電網投資、產業政策、地方治理與區域合作的共同工程。歐洲在俄烏戰爭後推動 REPowerEU、北海離岸風電合作與《埃斯比約宣言》的經驗都已然向我們這些亞太國家揭示了一條不同於核能霸權的道路。
對東亞各國來說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讓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澳洲與東南亞各國，在各自的風、光、地熱、海洋等的永續秉賦上，建立更民主、更分散、更具公共性的再生能源合作。特別要強調的是：這樣的合作不應只是政府與政府，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議，更應延伸至包括地方前線社群、農民與漁民、原住民族、勞工、青年世代、環境團體與整體公民社會的參與，讓能源轉型不再只是強權與資本的技術部署，而是東亞公民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共同塑造未來的民主工程。
核災會跨越國界，戰爭也會撕裂國界，但風、陽光、海洋與公民連帶的力量（Power）與能量（Energy），同樣能跨越國界，替我們在氣候危機、科技競爭與地緣衝突之間，尋找更為安全與永續的道路。
（作者為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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