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請見：【投書】東亞核能正復興？地緣衝突與 AI 熱潮下的東亞能源轉型難題與出路（一））
環太平洋火山帶上的地震風險
東亞、東南亞乃至整個印太地區，都共同面臨一個最基本的地理條件：「環太平洋火山帶」，這意味著本區域具有高度的地震風險。
過去幾年間，東亞各國便接連發生數起大地震，造成大量傷亡與經濟損失。2024 年 4月 3 日，台灣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2 強震，核一廠的用過核子燃料池因劇烈晃動導致池水溢出至廠房地面，核二廠 2 號機的爐水淨化系統也一度跳脫；同年 1 月，日本能登半島發生規模 7.6 的大地震，當地志賀核能廠與新潟縣柏崎刈羽核電廠雖在震時皆處於停機檢修狀態而未釀成核災，但志賀核電廠 2 號機的變壓器在震後起火、並洩漏約 6 公升絕緣油，同時造成部分外部電力喪失，兩廠多個用過燃料池亦因劇烈搖晃而大量溢出高放射性冷卻水。
近年來研擬擴大核能使用的菲律賓同樣地震頻仍。就在不久前的 2026 年 6 月 13 日，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南部海域才發生規模 7.8 的強震。巴丹核電廠更直接坐落在納蒂布火山（Natib Volcano）的西南角，反應爐設施所在區域下方也有過去火山活動留下的泥流與噴發沉積物，周邊還有 1991 年才創下 20 世紀第二大火山噴發紀錄的皮納土波火山（Pinatubo），以及上次噴發距今 4,000 多年的馬里韋萊斯火山（Mariveles）。此外活動斷層呂保斷層（Lubao Fault）更是一路穿過納蒂布火山，且與呂保斷層相關的活動斷層系統，一路延伸至核電廠場址周邊，甚至在距離反應爐不遠處都可見斷層跡象。
即使是歷史上較少發生大地震的韓國，近年也不再能被視為地震安全地帶。2024 年 6 月 12 日，韓國西南部全羅北道扶安郡附近發生規模 4.8、震源深度約 8 公里的地震，並引發多起餘震。學術研究也指出，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曾造成韓國半島明顯的同震與震後地殼變形，而 2016 年慶州與 2017 年浦項地震後形成的複雜應力場，可能提高韓國部分長期應力累積區域的地震危害風險。換言之，韓國雖不像日本、台灣與菲律賓位於最活躍的板塊邊界上，但仍不應忽略地震對核能設施的潛在風險。
颱風與極端氣候的考驗
除了地震，本區域頻繁的颱風也常使能源基礎設施受到干擾，核電廠並非例外，而且因核安要求，往往必須採取更保守的停機或降載處置。2020 年 9 月，韓國接連遭逢中度颱風「美莎克」與「海神」侵襲，強風巨浪夾帶的大量海水鹽分侵入核電廠外的電力傳輸設施，造成嚴重「鹽害」，引發電線短路與線路故障，導致古里與月城兩座核電廠共 6 個機組在短時間內集體自動緊急停機。台灣在 2023 年小犬颱風襲台時，亦曾出現為了避免外部電源供應不穩造成核能廠運作安全，而將 2 號機解聯、1 號機降載的狀況。
這些現象都暴露出沿海核能設施在氣候危機下，對外部電網的依賴與脆弱，輕則「無法供電」，重則可能導致核安相關的風險。
作為對照，台灣在 2025 年 7 月遭丹娜絲颱風侵襲時，西南部縣市部分光電設施確實受到強風豪雨衝擊，尤其嘉義沿海的新塭滯洪池水面型光電出現較大規模受損，引發媒體與輿論對再生能源的猛烈攻擊，甚至出現「光電板有毒」等錯誤訊息。然而，若從電力系統角度檢視，這起災害對整體供電的影響其實相當有限。經濟部能源署統計，丹娜絲風災造成的光電系統災損容量僅占全國總設置容量約 0.4%，風災前後全國光電發電量差距也相當有限，並未出現所謂重大供電衝擊。
我們當然必須正視丹娜絲帶來的教訓，包括水面型光電的工程設計、結構安全強化、災後清運與廢棄物管理等不可迴避的課題；但同時也可以看到，核電廠與再生能源在面對日益頻繁的極端氣候時，所呈現的韌性與風險程度截然不同。一片光電板被颱風吹倒，社區依然安全，清除工作可以在數週到數月之內完成；然而當一座核反應爐在地震或戰火中失去外部電源與冷卻能力，整個區域都得承擔代價，且除污工作可能耗時 10 年以上，都依然看不到盡頭。
地緣衝突下，核能廠是最脆弱的一環
除了地震、颱風與其他自然災害，另一個迫使我們嚴肅思考核電廠安全的關鍵，恰恰是擁核者近年屢屢拿來主張擴大核能的理由：地緣政治的緊張。
從台灣海峽局勢、南海主權爭端、朝韓半島對峙，乃至美中在整個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與政治博弈，「第一島鏈」這個冷戰時期的名詞，再次成為當代政治評論及區域衝突時的核心概念。隨著 AI 與半導體產業在此快速發展，科技與經濟的競逐在未來亦可能演變為軍事衝突的導火線。在如此巨大的潛在衝突下，核能廠不僅無法成為安全保障，更可能成為戰爭情境下國家安全與能源韌性最脆弱的一環。
從俄烏戰爭中俄軍強佔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廠，到中東衝突中美國與以色列以無人機襲擊核能廠周邊電力設施的實際經驗來看，和平時期的民用發電設施在戰爭情境下，極易被敵方轉化為「武器化」的戰略工具。
核電廠最基礎的安全原則，是必須持續以冷卻水維持爐心溫度，即便在停機狀態下，仍高度依賴外部電網供電以維持冷卻系統運作。一旦外部供電完全切斷且柴油耗盡、冷卻水停止循環，便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引發類似福島的「爐心熔毀」與輻射外洩。更值得強調的是，戰時核能廠周遭環境高度不確定，當風險過高時，營運者基於安全可能優先選擇「冷停機」，提早降溫以拉長反應時間。
換句話說，期待核電廠能在戰爭下持續正常運作、穩定供電，恐怕不僅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我們毋寧還要擔憂敵方是否會將其視為可以拿來要脅、威嚇我方的武器。
核技術與燃料供應鏈的地緣枷鎖
除了直接的軍事衝突，核電廠從興建到除役的生命週期長達半個世紀，其核心儀控系統的更新與燃料供應，都綁定著特定的技術出口國與供應商，可能將國家鎖進根深蒂固的技術與燃料地緣枷鎖中。
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報告指出，核能商業合作並不只是單次設備買賣，而是包含反應爐興建、燃料供應、維修服務與制度合作在內的長期關係，往往會在出口國與進口國之間建立長達數十年的外交、商業與制度性連結。也正因如此，核能出口國不只輸出技術與設備，也可能在核能安全與保安（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監管規範乃至於能源政策路徑上，對進口國維持長期影響力。
中國近年來積極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於亞太地區推廣核能，對這些接收中國核能技術的國家來說，這往往代表著引進一整套由中國國營企業主導的設計標準、工程管理、燃料與備品供應、儀控系統、操作程序與人員培訓等。這些看似互惠、合作，利於快速建廠、融資與技術轉移的安排，在地緣政治衝突的情境下，卻可能快速地轉化為「鎖喉點」。因此，對亞太區域某些國家而言，中國在這波核能復興浪潮中的角色，既是技術提供者，也可能成為未來各國能源自主的潛在箝制者。
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在區域內的擴張與威脅，若部分國家轉而與美國建立核能合作，引入美國體系的反應爐，表面上似乎可以避免受到中國或俄羅斯直接牽制，但風險仍潛藏在核燃料供應、關鍵設備維護，以及從建廠到除役的長期依賴之中。
美國能源部指出，俄羅斯目前供應全球約 44% 的鈾濃縮服務，並提供美國與歐洲核能廠所使用濃縮鈾產品的 20% 至 30%；國際原子能總署也指出，許多先進反應爐與小型模組化反應爐需要的高含量低濃縮鈾（HALEU），長期缺乏多元商業供應，而俄羅斯則長期是唯一具商業規模的生產者。這意味著，即使反應爐採用西方設計，部分先進核能與 SMR 路線仍可能暴露於俄羅斯主導的核燃料供應鏈風險之下。
就如同許多東歐國家至今仍難以切斷與俄國國營核能公司 Rosatom 的技術臍帶，在當前印太地區，核能更成了大國博弈的隱形戰場。這種美、中、俄技術與地緣戰略的深度交織，讓印太國家在追求核能復興的同時，稍有不慎便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強權依賴。
AI 與半導體需要的是 10 年才能運轉的核能，還是即刻可用的再生能源？
根據報導，截至 2026 年 5 月，每家主要科技巨頭都已簽署至少 1 筆 AI 資料中心核能合約，13 個已公告專案，合計承諾超過 9.8GW 核能容量。核能股票 2025 年全年上漲 40%，乍看之下核能儼然成為商業界炙手可熱的能源投資標的。
然而實際檢視這些企業的能源投資佈局，可發現在這些企業的整體減碳路徑中，再生能源的投資規模遠超核能。例如微軟雖然簽署三哩島 1 號機重啟協議，但相較於根據其在 24 個國家已簽署的 34GW 再生能源投資計畫，核能新增的 835MW 相較下佔比則僅約 2.4%。Amazon 截至 2024 年的全球再生能源 PPA 累計採購量同樣達 34GW，Google 也持續以每年數 GW 的速度擴大採購。
實際推進進程同樣遠比新聞標題保守，微軟三哩島 1 號機重啟案目標 2027 年重啟，但區域電網的輸電升級工程要等到 2030 至 2031 年才能完工，意味著即便電廠準時發電，電力也無法完整輸出至電網。國際知名諮詢機構 Deloitte 在 2025 年發布的核能與資料中心專題報告中指出，新增核能到 2035 年預計只能滿足美國資料中心新增電力需求 10% 左右，而且還是建立在現役核電廠全面提高效率、重啟除役核電廠，以及 SMR 技術全面商轉等極端樂觀條件之上。
SMR 是救世主還是被誇大的解藥？
至於被包裝為「新世代解方」的 SMR，是否果真能解決傳統大型核能廠又貴又耗時的問題？
即使大型科技公司承諾投入資金，先進核能仍難以在短期內貢獻電力。Meta 與 TerraPower 合作開發的鈉冷式快中子反應爐最早也要到 2032 年才可能交付，其中更是有高達 6 座機組、約 2.1GW 的裝置容量將遲至 2035 年才能完成；Google 與 Kairos Power 的熔鹽冷卻 SMR 開發計畫，首座反應爐目標在 2030 年商轉，但合計 500MW 的容量要到 2035 年才能全數完成。
台灣的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雖已於 2026 年啟動 SMR 研究計畫，但院長高梓木坦言，即便國際輕水式 SMR 如期在 2030 年前後商用，仍需觀察運轉 2 年確認核安無虞，台灣最快 2032 年才能評估引進；此後取得授權、建造約需 3 年半，最樂觀的情境也要等到 2035 至 2036 年才能發出第一度 SMR 電力。
SMR 更根本的問題是此技術本身仍未證明能規模化。截至 2024 年已建成商轉的 SMR 僅有兩座，分別是 2020 年與 2021 年接續併網的俄羅斯浮動核電廠與中國山東石島灣的 HTR-PM 高溫氣冷式反應爐，且兩者皆屬示範型專案，至今沒有後續規格化大量佈建的規劃。
格林威治大學能源政策榮譽教授 Stephen Thomas 針對 SMR 的最新報告便直指，SMR 充斥大量誇大、未經證實的宣傳，中俄兩座已運轉的 SMR 在建造工期與運轉表現上紀錄糟糕，建造成本從未公開。本屆非核亞洲論壇中，澳洲保育基金會的 Dave Sweeney 則更犀利地指出，SMR 讓核能產業得以「逃避既有部門明顯的失敗」，卻「不提供電力、無法滿足成長中的人類需求，更是一種危險的分心」。
「SMR 更便宜、更安全」的論點也早已被數據駁斥。美國 NuScale 計畫因成本失控，於 2023 年取消，電價目標從每 MWh 58 美元飆升至 89 美元，若不計補貼則高達 120 美元，每瓩造價約 20,139 美元，幾乎追平嚴重超支的 Vogtle 大型核能廠。在核廢料問題上，根據 2022 年發表於 PNAS 的研究，SMR 每單位發電量產生的廢料量反而可能高於傳統壓水式反應爐，用過燃料棒最多 5 倍、長壽命低階廢料最多 30 倍、短壽命低階廢料最多 35 倍。此外，多數 SMR 設計仰賴濃縮度接近 20% 的 HALEU 燃料，逼近武器級鈾門檻，恐助長核武原料擴散風險。
簡言之，在 AI 爆發的關鍵窗口，核能的商業化時程普遍落在 2030 年以後，幾乎無法即刻派上用場。再生能源加上儲能，卻能在數年內甚至更短時間上線。核能的問題不只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若政府預算、行政資源、私部門資金與社會關注被過度押注在核能與 SMR 上，反而可能排擠真正能快速回應用電與氣候壓力的再生能源、儲能、電網升級與需求管理。
（作者為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下篇請見：【投書】為何再生能源才是未來解方？地緣衝突與AI熱潮下的東亞能源轉型難題與出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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