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一群來自東南亞的人，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和人生，離鄉背井到國外工作。他們絕大部分來自鄉村，前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的體力工作，包含營造、製造業和居家照顧。他們是台灣當前重要的勞動力，我們稱呼他們為移工或外勞。（移工的定義是什麼？在台灣，外勞和移工有什麼差異？）
對於出生於網路世代、晚近才加入全球化經濟脈絡的新生代「移工」，他們的勞動與生命經驗已不同於過往他們父母輩般的任勞任怨。他們大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也有專業技能，出國工作的動機除了賺錢，也想體驗現代社會多元的樣貌。然而來到異地之後，面對工作型態的封閉、人際活動的疏離，現代都市生活大量、匿名和暫時性的關係，以及心繫家鄉等挑戰，都很可能讓他們產生種種不適應、情緒困擾以及心理問題。
移工的心理壓力，可能因為哪些因素加劇？
適應力是跨國工作者很重要的能力，但並非每個人在面對陌生的環境時，都能具有良好的適應和回應力。
比適應更進一步的是融入，融入是一種高度個體化的經歷，每個人的歷程也各不相同。有些移工反映了對環境的成功融合，例如中文說得很好、能順利發展工作場域內外的社交生活，然而有些人卻因離鄉生活而身陷於情緒困擾中。他們頻繁地使用電話和視訊和家鄉保持聯絡，在網路上結交朋友以排遣寂寞。原本就從母國社會帶來的問題並沒有消失，加上新環境的壓力，使得這些人中的一些進入了脫逃行列，成為逃妻、逃夫、逃逸外勞、最後甚至自殘了結性命，以從生命中逃脫。（【懶人包】家庭幫傭或看護失聯「逃跑」了，身為雇主我該怎麼辦？）
移住國政府往往將移工的適應問題視為一種對社會和經濟不穩定的危害，為了降低可能造成的衝擊，提供各種融入主流社會的方案和措施，例如語言和職業技能訓練。然而，這種單向式的資源提供，忽略了其他可能造成心理挫敗和適應不良的因素，比方歧視、職場霸凌文化、社會安全與支持機制不足、無效的投訴管道等。
當移工遭遇一件或一系列事件，心理健康持續處於不良狀態，需要某種形式的支援時，可以求援的對象或許包括朋友、同事、雇主或專業人士，但多數的移工只是選擇沉默。為什麼他們不求助？一種普遍的想法是，他們認為自己不可能獲得幫助，更擔心如果因此丟了工作會被遣返、未還清的高額仲介貸款不知道怎麼處理，也怕投訴不成反被差別對待、被污名化，或者單純不知道去哪裡找資源，也有可能受限於母國文化和性別角色，認為應該息事寧人、樂天忍耐等等。這些都是移工們不願求救、繼續被孤立的重要因素。
從心理健康到社會安全，移工能獲得的保障相對有限
除了心理健康問題，移工在台灣生活還可能會面臨各項風險事故。去年一名泰籍勞工因職災嚴重失能，選擇跳樓輕生結束自己的生命後，輿論普遍開始浮現工傷賠償及雇主脫責等議題，但卻沒能讓移工的「社會安全保障問題」受到重視。日益增加的移工自殘和意外傷亡人數，並非只是單一個人的命運和行為，折射出的可能是沉痾難癒、諸病纏身的社會，反映相關體制承載力不足的警訊。
許多移工在台灣從事勞動價值體系底層的工作，照顧本地人的身體和產業。如果將身心健康視為生活和工作穩定的機制之一，我們是否更應當注意移工的生理和心理整體健康？當他們的身心出現問題時，社會安全保障系統如何可以協助他們？
目前台灣主要的社會安全保障系統，是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主導的社會安全網，是以「家庭」為切入點的整合性防護系統，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救助及福利補助。例如家庭經濟紓困、弱勢兒少的社區照顧服務、社區精神病患的緊急安置與強制住院治療等。但在服務覆蓋面與適用對象上，僅限於公民身分，未包括移工。
如果現行的社會安全網未將移工涵括在內，移工在台灣生活面臨各項風險事故時，可獲得的協助從何而來？他們可能需要的社會安全網是怎麼樣的？
在社會保險制度方面，一般藍領移工可以參加的保險是勞工保險和全民健保。雇主應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強制為移工加保，但其中家庭幫傭和看護工卻因未適用《勞基法》，因此並未納入強制保險，屬於自願加保對象。至於健保，則是由《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規定，外國人應自受雇日起加保。
在社會救助及津貼補助方面，雖然我國有《社會救助法》，但其為國內法，規範對象為國內居民，故不適用於在台外籍人士。此外政府各項津貼補助通常要求受益對象也須是具備我國國籍的國民，亦不適用於移工。由上可知，在台移工能夠獲得的社會安全保障，其實是相對有限的。
在台灣，移工都尋求什麼管道獲得協助？
語言障礙通常是移工來台工作最先面臨的挑戰之一。語言不通，沒有人際網絡的移工，如果在生活和職場環境發生問題，都如何尋求管道以解決自身困境？
我們可以想見一名在台工作期間遭受事故而有經濟困難的移工，他可能會求助的對象首先是母國政府在台辦事處，但是不同國家在處理移工問題時有不同的程序、對策和時效，非立即性的救助，使多數遭遇困難的移工只能求助於台灣的勞動機關。然而台灣政府站在移工管理上扮演的角色，更偏重於監督、資訊聯繫，讓他們很難真正獲得資源協助。
因此，移工最後多半僅能求助於民間非營利組織團體、宗教組織、移工自發性社群等等。這些民間社團組織如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群眾服務協會等，基於公共服務的使命和理念，擁有長年處理移工問題的經驗和雙語工作者、並有能力向社會募集金援和物資，在移工的社會安全支持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我們可以提供移工哪些安全防護？
移工來台主要的目的是賺取薪資，在高強度工作壓力和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下，移工最需要的安全防護可能是什麼？
職場上直接可能導致移工身心不健康的因素，包括工作壓力、職場霸凌、職場歧視、職業災害及其他不利的職場環境。友善的工作環境需要有明確的工作指導，建立移工的先備能力和作業信心，同時最好也有相關機制，可以調節移工情緒和壓力方面的問題。居住環境上，雇主應依照「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提供適宜安全的居住環境，確保移工享有基本水準以上的居住品質。這是建立移工社會安全保障的第一步。
移工輸出國及移住國雙方政府，都不應將移工的身心健康問題當成移工個人責任，應同理移工的適應困境，秉持人道關懷的精神，主動結合民間資源，給予外國人生活或緊急事故的各項協助，擴大心理衛生服務和救濟管道，另外通過各式社團組織活動，幫助移工在經濟、文化與社會交流融入台灣。這是建立移工社會安全保障的第二步。
在此同時，我們也須著手建置「民間團體－母國政府－台灣政府－移工」四者之間對於移工處遇的實務相關研究與資料整理，研究資料不完整，無法將過往案例的救濟時間、方式、移工背景和業種等資訊進行彙整運用，是目前文獻的共同問題。透過了解四者間的互動過程和關係，找出困難點為何，有利於找到未來推動移工社會安全保障系統建立的合作方向。
移工如何變得更強大？
主流論述一般分別從三種角度建構移工身份，一是在台安居樂業者、二為制度的受害者，最後則是社會秩序破壞者。當社會稱這群人為「移工」時，強調其工作者的身分，往往難以看見一個人的完整狀態、豐富的生命潛力和可能展現的行動策略。移工面對生命難題的態度，是建立移工社會安全保障的第三個解方。
每個人對生命中順逆境的反應都不同，均有自己的不可承受之重。任何的移居工作者，在前往移住國前，都應該做好心理建設，接受在工作期間所需付出的實質和隱形風險及代價，瞭解需要面對的挑戰可能是什麼，例如溝通不良、投入大量適應成本、人脈資源短缺、與故鄉家人分離以及其他無法預期的狀況等，清楚瞭解出國工作的得失利弊，讓自己在面對挫折和壓力等危機時，不致被一時的負面情緒淹沒而造成心理或行為失常。
此外相關研究也指出，社會支持、人際關係加強都有助於緩衝個人對壓力的不良感受，例如雇主或主管的主動關懷、仲介的關心、同事間的良好互動，對移工的心理適應都有正向影響。因此在面對困難時，也可以尋求身邊的社會支持，運用他人經驗或社群支援網路以重獲生命的韌性，增加自我操控感，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感，避免長期處於心情低落的情況。
最後，由於台灣並不允許藍領移工長期居留甚至移居，提早做好不同階段的跨國職涯規劃，瞭解身心健康與生活和工作個面向的關聯，投注一定心力在職場，也在心有餘力之時培養興趣、嗜好或專長，也有利將來回國時可以銜接下一份工作。
在現行條件下，移工的社會安全保障也許不見得有太大量實質資源投入，而所謂的有效救濟也不能使用單一、化約的策略來解決。能提供給移工的最後一項社會安全資源，或許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一抹微笑、一絲善意、一點關心、一分接納，一些可以帶來友誼、激勵、情緒支持的陌生關懷，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溫暖。
不管在台灣或世界其他角落，許多人想移居工作、許多人正在移居工作、許多人離鄉又歸鄉，在這之中，有人可能失去希望，有人開始展開夢想，有人千瘡百孔，頭破血流。出門在外無可避免意外受傷，但至少我們還擁有一個可以療傷的地方，一個被人們深深珍惜與捍衛、具包容和韌性的城市與國家，在裡面有人的溫度，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扶持，懷抱希望。
（作者任公職，並擔任移工華語志工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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