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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也有瑞士村!跨文化婚姻如何撞擊出豐富火花?

許多這些結婚移民的泰國女性,夏天就在歐洲這樣的市集擺攤(通常是賣泰國食物或飲料),冬天則回到溫暖的泰國鄉村度假、幫忙家人務農或經商(通常是賣西餐或開酒吧),成為一種跨歐亞兩洲獨特而有趣的文化風景。 許多這些結婚移民的泰國女性,夏天就在歐洲這樣的市集擺攤(通常是賣泰國食物或飲料),冬天則回到溫暖的泰國鄉村度假、幫忙家人務農或經商(通常是賣西餐或開酒吧),成為一種跨歐亞兩洲獨特而有趣的文化風景。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泰國有一個著名的「瑞士村」──位在黎逸府(Roi Et)的 Ban Jarn 村。

這裡既沒有阿爾卑斯山優美的風景也沒有乳牛,但是會得到這個「美名」,是因為在當地 540 戶人家中,至少有 100 戶人家的年輕女兒,嫁給西方人──主要是瑞士的老人,並且移居瑞士。也因為眾多「瑞士女婿」的加入,這個村莊在過去 20 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最明顯的,就是硬體建築風格轉變。這些從瑞士匯回來的錢,徹底改變了當地景觀,傳統的木造與水泥小屋被一棟棟大型、白牆的歐式別墅所取代。

再來就是「軟體」──人們觀念上的轉變。這些婚姻為當地帶來的財富受到歡迎,當地的泰國男性、村裡的老一輩長者,也從原本負面的態度,逐漸接受並融入了這種跨文化交流。

泰國「外國女婿村」比想像中更多

除了「瑞士村」,泰國還有好幾個類似的「外國女婿村」案例,比如烏隆他尼府(Udon Thani)的「歐美村」。烏隆他尼在越戰時期曾是美軍空軍基地所在地,這裡的許多村落擁有大量的美國、英國及澳洲女婿。許多外國退休男性直接定居於此,與妻子共同經營小型美髮沙龍、咖啡廳,甚至在當地購買農地種植水稻,形成了獨特的鄉村景觀。

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則有一個「德國村」,跟瑞士村一樣,由於早期的「女性移民先驅」在德國落腳後,「食好鬥相報」(Tsia̍h hó tàu sio-pò),透過親友連帶關係,介紹了更多的家鄉姊妹與德國男性結緣。所以到了德國村,村莊內隨處可見德式風格的現代透天別墅,當地的雜貨店甚至會販售歐洲食材與調调味料,還有專門做德式烘焙的麵包店,以迎合長期定居於此的德國退休老人。

另外孔敬府(Khon Kaen)與沙功那空府(Sakon Nakhon)也都有這樣的跨國婚姻聚落。共同點是,這些大量老少配通婚的現象,主要都出現在泰國東北部伊善(Isan)這個長期屬於泰國的農業貧困地區。這些跨文化村落的出現,不僅改變了當地的建築地貌,背後更交織著深層的傳統性別角色、孝道文化、階級流動與全球化的複雜文化意義。

為什麼泰國東北女性願意嫁給年長的西方男性?

作為一個長年旅居泰國的人,我親身觀察到:只要靠近泰國的傳統節日,歐洲飛泰國的航班上,就會突然出現大量出現許多這種兩地奔波的夫妻,盛況空前,跟平常觀光客或是商務旅客的組成非常不同。商務艙出現很多老夫少妻的跨國婚姻組合,大包小包提著各種來自歐洲的玩具(尤其是芭比娃娃)、伴手禮回村探親,節日過後,又帶著大量的泰國食材、乾貨、新鮮的芒果飛回歐洲。

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這樣的情形發生在華人社會,應該在社群媒體上免不了鄉民各種(讓我難以啟齒)的冷嘲熱諷,但泰國當地人卻大多抱持著很正面的態度,即使泰國政府,也將這些外國女婿與跨國妻子視為泰國鄉村走向國際的「民間大使」,甚至嘗試將這些區域的「跨國人脈」轉化為泰國各省地方觀光與手工藝品輸出的橋樑。

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不費力得來的。過去,泰國主流社會(特別是曼谷的菁英階層)也對與西方人結婚的鄉村女性抱持偏見,加上很多這些女性在跟西方人結婚之前,就算身份不是酒吧女或是風塵女,也來自中低階層的家庭。這些女性、男性和其他性少數,把年齡相差懸殊的老外(不乏恩客跟金主)變成了丈夫,所以社會在他們身上貼上「拜金女」的標籤,甚至強化階級歧視,為她們取了一個具有貶義的綽號叫做「Mia Farang」,意為「外國人的妻子」。

然而在向來貧窮的東北部依善地區鄉村,當地傳統文化中,不少本地男性(當然不是全部)對當地女性來說並不是理想的伴侶。因為貧窮的農村仍然有男尊女卑的觀念,教養方式的不公平養成不少男性因此好吃懶做,沈迷於鬥雞、賭博,或是溫柔鄉的習氣,甚至靠著女性辛苦在外工作,茶來張口、飯來伸手。加上兒子結婚後通常會搬出去,而女兒則承擔了照顧年邁父母、贍養家庭的重擔。

對許多出身清寒的鄉村女性而言,與年長但是相對溫柔、有教養的西方男性(Farang)結婚,不僅是追求個人愛情,更是一種履行「孝順女兒」文化劇本的途徑。她們寄回家的匯款(Remittances)用來翻修房屋、供養弟妹讀書,這在當地社群中會被視為極大的孝行與成就。

隨著外國女婿積極融入當地(例如資助村落學校、修路、參與佛教布施),地方觀念也慢慢發生了顯著扭轉。村裡的老一輩男性從最初的擔憂、排斥,轉變為尊重與歡迎,外國女婿的財富與善舉被視為提升整體社區生活水平的「幸運」象徵,「Mia Farang」的污名也因此得到翻轉與接納。

西柏林夏洛滕堡-維爾默斯多夫區(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就有一個被稱為「泰國公園」(Thaipark)的普魯士公園(Preußenpark)。

柏林「泰國公園」的文化碰撞與融合

社會學者的研究也發現,這類婚姻帶來了特殊的文化融合。西方丈夫在泰國鄉村享有較當地男人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特權,但前提是他們結婚的時候,也必須接受當地的傳統婚禮儀式(如依善傳統的 Bai Sri Su Kwan 拴線祝福儀式)。相對地,泰國妻子移居歐洲後,往往要面對極大的語言、文化衝擊與社會地位下滑的挑戰,許多夫妻因此選擇「候鳥式」的生活。

他們通常夏天待在歐洲,比如西柏林夏洛滕堡-維爾默斯多夫區(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就有一個被稱為「泰國公園」(Thaipark)的普魯士公園(Preußenpark)。柏林的泰國移民潮主要始於 1970 至 1980 年代,當時許多德國人前往泰國旅遊度假(包括買春),進而締結跨國婚姻,將泰國妻子帶回德國。1990 年代中期,幾位遠嫁德國、平日散居在柏林各角落的泰國女性,為了排解鄉愁、分享家鄉話,開始帶著孩子與自製的泰國料理,相約在普魯士公園的草地上野餐。這種家庭式的聚會規模迅速擴大,逐漸加入了菲律賓、越南和寮國等其他東南亞移民。

由於她們做的木瓜沙拉、泰式炒河粉極為道地,吸引了公園裡其他德國泳客與居民的注意。起初只是免費分享,後來演變成販售性質,逐漸成形為一個充滿南洋風味的草地市集,許多第一代泰國移民女性因語言障礙,在德國主流職場尋職不易,泰國公園不僅為她們提供了額外的經濟收入,更成為一個巨大的情緒支持網絡,讓她們在異鄉找到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這種將私密廚房搬到公共草皮的行為,打破了德國人對公園只能用來日光浴或散步的刻板印象。

在高度講究秩序、規則與安靜的德國社會,泰國女性們撐起五顏六色的遮陽傘,席地而坐,用卡式爐、研缽現場搗製醬料。這種將私密廚房搬到公共草皮的行為,打破了德國人對公園只能用來日光浴或散步的刻板印象。長期以來,這個市集本質上是非法的,攤販們沒有營業執照、沒有報稅,也未通過嚴格的德國食品衛生衛生檢查,可以想像炸昆蟲旁邊還有泰式按摩服務,對一板一眼的德國人來說有多麽難以忍受!但是德國地方政府(Ordnungsamt)多年來基於對多元文化的寬容,始終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泰國公園」的存在也因此成為柏林包容、反叛與多元文化(Multikulti)的重要象徵。

疫情之後,地方政府開始趁機介入,限制攤位數量(約 60 攤),並要求攤販成立協會、租用統一的攤位設備、遵守衛生法規,目前搬到了公園旁邊的街上,成為週末封街擺攤集中管理的型態。雖然「泰國公園」告別了當初自由、隨性的草地野餐時代,走向了標準化的德國市集管理,但它依然是柏林泰國移民社群不可動搖的精神地標。許多這些結婚移民的泰國女性,夏天就在歐洲這樣的市集擺攤(通常是賣泰國食物或飲料),冬天則回到溫暖的泰國鄉村度假、幫忙家人務農或經商(通常是賣西餐或開酒吧),成為一種跨歐亞兩洲獨特而有趣的文化風景,是我幾乎每年夏天必訪的地方,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泰國的瑞士村提醒我,一個社會的進步,並不是「把妓女變成妻子」這麼簡單粗暴的去標籤化,那只是高明的偽善,真正重要的是不害怕標籤、可以正視標籤,並且在標籤下勇敢的思考、行動、生活、轉化。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哲學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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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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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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