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檔案雖然無比重要，但如果沒有民間機構的檔案來互補，那關於共產時代的敘事就只有官方的敘事，缺乏民間的聲音。如果官方的敘事有偏頗，那也需要民間的敘事來與之抗衡。這就是為什麼，搜集民間史料的機構相當重要。
KARTA是波蘭戒嚴時期的一份地下報紙[1]。波蘭戒嚴是1981年12月13日到1983年7月22年，但實際上直到1989年國會選舉後，才能說波蘭戒嚴時期真正結束。波蘭民主化後，KARTA成立了基金會，成為搜集共產時代地下反抗文獻的民間機構，也開放檔案讓人在他們的閱覽室閱覽。
一到KARTA基金會，接待我們的創辦人之愛麗莎．文慈－格魯沙（Alicja Wancerz- Gluza）和KARTA出版社的編輯尤思婷娜．阿芙琦（Justyna Avci）就先帶我們到基金會的地下室，花了30分鐘介紹豐富的館藏，包括KARTA以及其他組織在共產時代發行的地下刊物。他們有3,600不同種類的刊物，來自全國不同的城市，加起來有35,000本之多。除此之外，他們還收藏了6,000本發行於1976～1990年間的書和小冊子，以及1,200卷卡帶（上面錄製了當時地下電台的廣播和地下音樂會）。文慈－格魯沙說，正是這些蓬勃的地下出版品掀起反抗運動的波瀾，讓共產政府垮台，因為「言論自由對共產政府來說是種威脅」。
KARTA還搜集團結工聯運動的相關史料，包括它合法運作的時期（1980年8月到1981年12月）以及非法運作的時期（也就是在戒嚴時期），一直到共產主義垮台。這所有的文獻──統稱為「團結工聯運動的誕生」（Solidarność – narodziny ruchu）──是非常珍貴的史料，在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並且頒發給KARTA一份證書，這份證書現在就掛在KARTA基金會的牆上。
KARTA的珍貴史料與地下捐贈
由於KARTA是民間組織，在戒嚴時代也在地下工作、反抗政府，人們對它有很高的信任度，因此能夠徵集到大量的民間史料。人們會帶著裝滿史料、文獻、照片的皮箱來捐給他們，他們有50萬張照片，大部分有數位化，可以線上查閱，也可以在報上或書中發表。
館藏中也有許多當時的地下反抗組織（160個）以及反抗者（約2,700名）捐贈的文獻，包括知名反抗運動者如亞采克．庫倫（Jacek Kuroń）、亞當．米赫尼克（Adam Michnik）、蘇菲亞．羅曼謝芙絲卡（Zofia Romaszewska）、茲畢涅．羅曼謝夫斯基（Zbigniew Romaszewski）、路德維卡．烏葉茨（Ludwika Wujec）、亨利克．烏葉茨（Henryk Wujec）。其中有些文獻有開放，有些沒有，捐贈者在捐贈時會和KARTA約定，他們希望這些史料如何被使用、在何時可以開放使用。
KARTA基金會也和我們解釋了當時人們怎麼印製、發行地下刊物。現場有一台打字機，就是用來印製在1982年1月4日發行的第一期KARTA，那裡也有從西歐走私來的複寫機。他們還給我們看運動者為了募資所發行的郵票，以及印著地下運動口號的紙鈔。當時地下工作者會在紙鈔上蓋章，上面寫著「我們要撐下去」、「我們要繼續戰鬥」。這些鈔票是真的鈔票，在市面上流通。蓋這些字的目的是，讓在商店看到這些紙鈔的人們有勇氣在共產時期堅持下去、為民主奮鬥。
除此之外，KARTA基金也有搜集從拘留營走私出來的、反抗運動者所寫的信和明信片，上面蓋著反抗標語和象徵──這表示，那些被壓迫的人們在獄中也沒有放棄，依然持續反抗[2] 。
對於共產時代的地下反抗運動者來說，這些史料也具有實際的用途。因在向政府申請補償時，地下反抗運動者必須證明自己曾在地下工作、有受到壓迫，這時KARTA搜集的史料就會派上用場，他們甚至會提供這些人證明書，讓他們去申請補償。但同時，申請者也會用到國家記憶研究院的檔案，因為那邊的檔案才會紀錄審訊、判決的事，而KARTA這邊的檔案主要是紀錄那些人做了什麼地下工作。KARTA提到這個補償原本不多，只有一個月400波蘭幣（約100美金，加到退休俸中），不過制度最近有改善，從2024年5月1日起，那些被證實曾經在共產時代反抗政府或被政府壓迫的人，一個月可以拿到將近1,781波蘭幣（約445美金）[3] 。
台灣的戒嚴歷史與波蘭的民主啟發
除了史料的徵集和保存，他們也做很多民間口述史的訪談（比如蘇聯勞改營生還者的口述、華沙起義的口述、戒嚴時期的口述），並且將其出版。KARTA是波蘭做口述歷史的先驅，他們搜集了超過1,000名蘇聯勞改營生還者的口述史。
民間的檔案史料如此重要，KARTA基金會在波蘭是否有受到政府相對的重視呢？根據KARTA基金會的說法，很遺憾地，沒有。在波蘭，政府和民間的合作關係並不緊密，有時候甚至是衝突對立的。雖然根據法規，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諮詢民間團體，請他們提供意見，但只是做做樣子，對政府的決策多半沒有實質影響。
談到過去8年執政的右派政府，以及現在的政府，文慈－格魯沙說：
之前的法律及正義黨政府對歷史的態度是民族主義傾向的，對鄰國充滿敵意。我們想對現在的新政府提出建言，建議他們如何用新方式面對和鄰國的政治歷史，這樣可以改善和鄰國（德國、烏克蘭）的關係。但新政府完全忽視我們。前一個政府利用歷史進行宣傳和操弄，而現在的政府則完全不在乎歷史，這令我們很失望。
此外，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非政府組織一樣，KARTA也會面臨因為財務困難而不知是否能存續的危機，我們去參訪的時候，他們正在積極募款，希望能讓中心存續，繼續做重要的工作。
對台灣來說，如果我們要和KARTA基金會合作，有什麼樣可能的合作方式？我認為一個可以考慮合作的方式是出版。我買了一本KARTA出版的戒嚴時代口述史《12月後的日子：戒嚴日記》（Dni pogrudniowe – dzienniki stanu wojennego），翻閱了一下覺得很有趣，裡面有很多一般民眾對波蘭戒嚴時代的回憶，或許將來可以考慮在台出版，這對台灣應該會有一些啟發。另外，我們台灣如果有關於台灣戒嚴史、地下運動史、黨外雜誌歷史的書，也可以考慮找KARTA出版，或是在KARTA的雜誌上發表文章，藉此接觸到波蘭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知識份子和大眾。
讓波蘭人了解台灣民主化歷史十分重要，因為這類知識在波蘭很匱乏，許多波蘭人對台灣的印象是「蔣介石反共讓台灣免於共產主義摧殘」、「蔣經國推動台灣民主化」，不知道台灣曾經戒嚴38年，也不知道台灣的人民也和波蘭人民一樣，是靠自己的雙手，用血淚和努力才爭取到民主。雖然在台灣本土，我們對於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歷史的研究很多，但是有外譯的、可以接觸到外國讀者的實在太少。既然出版可以促進波蘭民主化，出版關於台灣民主化的書籍，應該也能加深波蘭人對台灣的了解，鞏固台波雙方對彼此民主的支持。
畢竟，在守護民主陣線方面，台灣需要國際盟友的支持。這種東西，不是出去喊一喊Taiwan Can Help，或是炫耀台灣的經濟表現、民主成就，就可以獲得的。要成為盟友，我們需要的是他人、他國對台灣的深入理解與真心認同，反之亦然。
（系列其他文章請見：〈原來，我們都「在路上」！波蘭轉型正義與人權工作組織介紹，以及台灣的對話可能（一）：歐洲網絡記憶與團結研究中心〉、〈原來，我們都「在路上」！波蘭轉型正義與人權工作組織介紹，以及台灣的對話可能（二）：國家記憶研究院〉、〈原來，我們都「在路上」！波蘭轉型正義與人權工作組織介紹，以及台灣的對話可能（四）：赫爾辛基人權基金會〉）
[1] 創辦人之一文慈－格魯沙解釋，KARTA的意思是「小紙張」（指當時的地下報刊），但也有向國際人權公約（Karta Praw Człowieka）致敬的意味。
[2] 波蘭戒嚴時期，波共政府在1981～1982年間把團結工聯及其他反政府組織的運動關押起來，把他們關在拘留營，這些地方遍佈全波蘭，有好幾十個，而被關押的人數超過萬人，其中有過半是26～40歲的人，工人和知識份子的比例差不多都是40%（剩下的是其他職業）。在國家記憶研究院的網站上，可以查到這些當年被關押者的資料（包括地點、統計數據等）。
[3] 不過我去查了波蘭關於這個「補償制度」的網站，發現那是針對「曾經有參與反共運動或在共產時期被壓迫，現在經濟／健康條件陷入困難者」的經濟援助。申請者的收入不能超過某個數目，才能獲得援助。看起來這比較像是「國家提供給反抗運動者的援助」，而非「國家因為過去不義行為給予受害者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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