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7 月底，傳來兩位中國籍數學家王虹與鄧煜榮獲「數學界諾貝爾獎」菲爾茲獎的消息。雖然自己本身對於數學沒有過多研究，但仍覺得是一件相當榮耀的事情，畢竟亞洲人在工程應用上非常厲害，但基礎研究就相對薄弱許多。中國民族主義的讚歌鋪天蓋地，許多人將其視為大國崛起的指標，甚至高呼這是「體制重視基礎教育的偉大勝利」。
但若看過王虹與鄧煜的採訪，會有在獲獎榮耀之外截然不同的體悟。表面是天才的成就與國家榮耀綁定，細究後會發現的，卻是亞洲學術體制一道深不見底的裂痕。
這兩枚獎牌，反而讓人反思：亞洲、尤其華人的教育，是否真能讓天才在自己適合的道路上發光發熱？究竟是什麼樣的土壤，才能讓天才免於枯萎？
奧林匹克金牌與基礎科學研究從來不是對等
我們長久以來都深陷於一種「數學人口紅利」的迷思中，以為只要國內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名列前茅，只要年年有資優生在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中狂掃金牌，就代表國家基礎研究能力足夠強大。讀書時，每次看到台灣學生在國際競賽獲獎，自己也會覺得台灣好厲害，但隨著學經歷積累，會發現即便有數理天才，沒有適合的環境，那也是枉然。於是慢慢懂了，為什麼台灣的獲獎學生最後常被其他國家像是新加坡超越，薪資只是其次，環境才是關鍵。
奧林匹克的獎牌數量等同於基礎科學能力，這是一場嚴重的邏輯偷渡。奧林匹亞競賽再難，終究是「解答已經存在答案的問題」；但頂尖的基礎科學研究，卻是在一片混沌中「尋找連問題本身都還未成形的新知」。前者需要的是精湛解題技巧與邏輯紀律，後者需要的，卻是完全沒有邊界的想像力與心智自由。
以這次獲獎的鄧煜為例，他確實是傳統定義下的「奧數天才」，但他在中國的高教體制內只待了兩年，便轉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與普林斯頓大學。為什麼？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與魔鬼般的應試訓練只是篩選器，挑出最有紀律的技術者；但若要讓一個技術者蛻變為能推導出宏觀氣體運動方程的原創科學家，靠的絕不是解已經有答案的題目。
獲得幾面金牌，與一個國家是否具備長期的基礎研究底蘊，沒有絕對關係。如果一個體制只懂得用統一的標準去衡量天才，那麼它最終只能收穫一台台精準的答題機器，卻永遠無法自主催生出大師。
發掘璞玉的藝術
在這場菲爾茲獎的喧囂中，真正讓我深受震撼的，是另一位獲獎者王虹的自白。
王虹不是那種自帶光環的天才。她當年高考成績甚至進不了北大數學系，是後來勉強轉系才如願。她在受訪時坦言，自己在北大讀數學時充滿了嚴重的挫敗感，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根本不適合數學，差點轉行。直到她去了法國與美國，才重新找回自信。
她提到了一件小事：在巴黎求學時，導師告訴她，閱讀文獻遇到任何困難都不必自己死扛，可以全部收集起來，下次見面時一起討論。她說，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不必孤軍奮戰，有人願意伸手幫助她。
這段話讓我想了許久，為什麼一個能獲得菲爾茲獎得數學家，在求學階段會懷疑自己在數學領域的能力？這番話其實也刺痛了所有經歷過亞洲高教訓練的人。回首我們的高等教育，本質上往往是一種殘酷的「排除法」。教授們忙於搶資源、拚升等，學生被預設為必須「自己搞定一切」。你若是跟不上、想不通，制度給你的標籤就是「你不夠聰明」，直接將你淘汰。但真正的科研璞玉，往往具有異於常人的思維稜角，他們需要的是「發掘」與「悉心栽培」，而不是規格化的打磨。
王虹在美國的博士生導師、頂尖數學家 Larry Guth 給了我們最好的示範。當王虹的思維卡關、與常人不同時，Guth 教授選擇安靜傾聽，試圖走入她獨特的思維軌跡中去理解她，而不是用既有的學術傲慢去糾正她。在那張後來瘋傳科研圈的照片「窗外的大師」裡，王虹在台上發表獲獎演說，而 Guth 教授只是背著破舊的背包，默默站在會場窗外，欣慰看著自己的學生發光。傳道、授業、解惑，讓學生站在自己肩膀超越自己，見學生獲獎，自己在一旁看著便夠了。這才是文明。
打破 KPI，容忍「無用」的自由
那，為什麼王虹是在法國找回了自信？另外查了才知道，法國是僅次美國、獲得菲爾茲獎人數第二高的國家。有趣的是，法國在學生數學評比中並非名列前茅。為什麼呢？答案很現實：法國給予了學者「專心研究、不用應付政府 KPI」的絕對自由。
在法國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或高等科學研究所（IHES），研究人員享有極高的獨立性。他們不需要每年像交報表一樣產出規定數量的論文，不需要向官僚證明自己的研究能帶來多少「產業經濟效益」，更不用為了爭取經費而去迎合主流價值。體制允許他們在幾年之內看似毫無作為，只為了讓他們能毫無旁騖地去研究一個可能一輩子也解不開的數學迷宮。基礎研究的本質，就是與未知在黑暗中漫長的搏鬥。它需要極大的留白。當學者不再需要為了五斗米折腰、不再被行政指標追趕時，他們才能釋放出創造力。
我自己在查詢的過程中，也順便解開了自己在台灣科技業裡曾經的疑惑，為什麼法國工時短、又經常罷工，但在一些高機密的設備製造領域始終能保持競爭優勢？因為他們的基礎科學夠扎實。台灣可以做到生產精度與良率都很高，甚至獨霸世界，那是因為工程師水準高；但無法做出世界一流水準設備，總必須向國外購買，或許正是因為沒有大量基礎的科學家。
Félicitations à Hong Wang, lauréate de la Médaille Fields !
— Emmanuel Macron (@EmmanuelMacron) July 23, 2026
Formée à l’École polytechnique, chercheuse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de Paris-Saclay, elle incarne l’excellence de notre recherche et de notre formation. Fierté.
Choose France for science! pic.twitter.com/TWhccqAynZ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透過電話，祝賀王虹獲得菲爾茲獎，並在X發文說，「她彰顯了我們在科研與教育領域的卓越成就，令我們引以為傲。」
台灣的反思：困在論文數與計畫書裡的科技之島
看著王虹與鄧煜的成就，再回望我所身處的台灣，內心不禁感到一陣強烈的焦慮與惋惜。
台灣總是以「科技之島」自居，我們的半導體製程、台積電的良率傲視全球。但我們心知肚明，這份驕傲多半建立在強大的「應用工程」與「製程優化」上。在講求極致原創的基礎科學領域，我們的土壤其實正日益貧瘠。
台灣的高等教育與科研體系，深陷於嚴重的「KPI 困境」與「績效主義」之中。我們的教授與研究員，被教育部的大學評鑑、高教深耕計畫，以及國科會的經費申請牢牢綁死。我們用管理工廠的思維在管理學術。SCI／SSCI 論文點數、引用次數、產學合作金額，變成了衡量學者價值的唯一標準。在這宛如「計件工資」的體制下，誰還敢去挑戰那些風險極高、耗時 10 年甚至 20 年才可能有一點突破的基礎理論？
為了解決眼前的考核，學者們被迫去追逐 AI、半導體應用等熱門領域，被迫將一個完整的研究拆成無數篇平庸的來衝刺論文數；他們將大半青春耗費在撰寫迎合政策的計畫書、核銷繁瑣的發票與應付行政評鑑上。我們的高教體系不是在栽培大師，而是在大量製造「學術專案經理」與「過勞的論文寫手」。
試想，如果今天台灣出現了一個像王虹這樣，思維獨特但在傳統考試中充滿挫折的「璞玉」，我們的體制能發現她嗎？還是她會因為發不出符合 KPI 的論文，而在助理教授的升等年限中被無情解聘？
如果台灣想要在半導體的輝煌之後，真正建立起能抵禦時代洪流的科學底蘊，我們就必須痛下決心進行「學術的權力鬆綁」。我們需要建立一套敢於投資「無用之用」、敢於讓學者「慢下來」的制度。
科學的積累無法速成，更無法用政績工程來粉飾。唯有當台灣的學術界能容忍孤獨，當我們的導師不再將學生視為生產 KPI 的廉價勞動力，當國家願意用最大的寬容去守護那一張張安靜的書桌時，屬於台灣的基礎科研之春，才會真正到來。
（作者為南科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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