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網路上有個「去波蘭」的笑話。故事主角看見路人對他揮手，於是也揮手回禮，卻發現自己會錯意，對方根本不是在跟他打招呼。為了避免尷尬，他只好一直把手舉著，假裝自己在叫車，結果一輛計程車真的因此停下並把他載去機場……最後的結局是各種尷尬情境推著他買了一張機票飛去波蘭，準備開始新生活。「買了一張波蘭機票」在網路用語中也因此變成尷尬事件的代稱。
可以想像，這樣的笑話在台灣人之間可以風行，是因為波蘭對台灣人來說很遙遠、很陌生。不過，波蘭人又是怎麼看待台灣？你知道台灣和波蘭之間曾經有過一段與轉型正義相關的黑歷史嗎？
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舉辦的「我們與『外國人』的距離」系列演講，邀請《世界之鑰：帝國夾縫下的台灣與波蘭》作者林蔚昀來分享她在波蘭尋找台灣、在台灣尋找波蘭的故事，發現這兩個看似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地方，其實不見得真的這麼遙遠。
波蘭的台灣們
2007年，我在波蘭發現了5個被叫做「台灣」或「福爾摩沙」的地方。2024年的現在，則找到48+1個（有一個是在出書之後才發現的）。波蘭人有這種以外國城市、國名來當作自己地名的習慣，比如有水的地方就叫它威尼斯、漂亮的地方就叫它布魯塞爾。至於遙遠、與世隔絕、距離中心較遠的地方，則會被稱作「台灣」。
有的「台灣」被寫在地圖上，還有路標，有的「台灣」則是當地人才知道的暱稱。比如說我找到的一個「台灣」位於一座湖旁邊，這裡在共產時代是集體農場，改革開放後則變成養豬場。工人解釋命名的原因，「因為看到夕陽在那裡落下去，所以我們就叫它台灣」。另一個「台灣」是工廠裡的一棟樓，因為位置偏遠，所以被人叫做「台灣」。還有一個「台灣」是一座小山丘，有一個「台灣」是森林裡的一塊地。守林人告訴我，這個命名是因為以前有過德軍的防禦工事，撤除後有積水、難以進入，因此被叫做台灣。
有一個「台灣」的故事很有趣。那裡一開始是因為位置偏遠而被稱作台灣，但由於偏遠、交通不便，也有一些治安不好啦、又窮又亂啦之類的污名。當地的人很介意這件事，希望可以洗刷這個負面印象，一些年輕人就組了樂團，把故鄉的名字編成饒舌歌，站在自家門口唱出他們對家鄉的自豪。身為一個台灣人，聽見波蘭年輕人用波蘭語唱著「我們的台灣就是我們共同的事」、「台灣在發展」、「我每天都住在台灣，我很驕傲」，感覺真的很奇妙。
波蘭年輕人在歌詞中，提到「我們的台灣就是我們共同的事」。
雖然相距遙遠，波蘭其實一直知道台灣是誰
但是為什麼「台灣」在波蘭會這麼有名？這來自冷戰時期波蘭的大內宣。當時的波蘭是共產國家，可以說是蘇聯的小弟，台灣則是站在美國這邊的「美帝走狗」。雙方的宣傳都會渲染對方陣營有多麼邪惡。
早在1949年，波蘭的報紙就曾報導過台灣有名的共黨人物謝雪紅，也報導過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等。我在1950年的波蘭地方報紙上看到報導提及一位基隆中學的校長在10月被處決，應該就是《光明報》的鍾浩東。我訪問過的一些波蘭老人說，他們記得50年代的報紙、電台上經常提到台灣，也對蔣介石、國共內戰有印象。甚至我還在一份60年代的波蘭填字遊戲中發現「台灣」是其中一題的謎底。既然能進入填字遊戲，那就算是家喻戶曉的存在。
然而台灣跟波蘭的關係並不是1950年才開始。早在1636年，一位波蘭的耶穌會修士梅欽斯基（Wojciech Męciński，1598～1643）就在赴日傳教的半路上被荷蘭人綁架，誤打誤撞地來到福爾摩沙，在當時的大員、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待了半年左右。由於他有一些醫藥知識，甚至還幫當時荷蘭長官的兒子治過病。不過最後他還是離開台灣前往日本，最後在日本殉教了。
另一位亞歷山大．楊塔－普欽斯基（Aleksander Janta-Połczyński，1908～1974）則是波蘭記者、作家，出版過一本《在亞洲的邊緣：印度、阿富汗、緬甸、暹羅、印度支那、中國、蒙古、福爾摩沙、日本》，其中有一整章都是在寫台灣。他去了當年最新潮、由畫家楊三郎哥哥開設的「維特咖啡」，也去了太魯閣，覺得比台北漂亮得多。他甚至還去到霧社，給當地的原住民拍照，再寄回歐洲，刊登在波蘭的報紙上。
冷戰期間的兩次劫船事件
國府遷台初期，曾經有過所謂的「關閉政策」，禁止船隻通過台灣海峽去停泊在中國的港口。聯合國也在韓戰爆發後展開禁運政策，禁止運送軍事物資、石油給中共和北韓。為了因應這些封鎖，中國於是和同為共產盟友的波蘭成立了「中波輪船股份公司」，路線是從波蘭出發，經蘇彝士運河到麻六甲、新加坡，再繞過台灣行駛公海，然後北上到中國的上海、青島、天津等口岸。
然而美國與台灣當然還是不希望有這樣的船去「資共」，所以在1953、1954年發生了兩起劫船事件。兩艘中波公司的貨輪布拉沙號（Praca）、高德瓦號（Gottwald）先後在公海上被中華民國海軍截獲，帶回高雄港。船上載的石油與物資依據禁運政策被沒收，船艦也被以不知是否合法的手段留下來，取了「賀蘭艦」、「天竺艦」的名字。布拉沙號的波蘭船員在台灣滯留了9個月，高德瓦號的波蘭船員則待了一年，國府不停派人遊說他們留下來或去美國「投奔自由」，有些人真的被說動了，但也有些船員堅持要回到故鄉。
回到波蘭的船員記述他們在台灣度過的時光，一本書名叫做《我被蔣介石俘虜的日子》，另一本則叫做《海盜島上》。他們在書中抱怨台灣很熱、很多壁虎、吃得不好、勞工生活很差……等等。國民政府刻意邀請他們去參觀工廠，想要展示自己的經濟發展，但反而讓波蘭人覺得台灣的勞工環境惡劣、遍地貧窮。
我後來在波蘭檔案館裡找到當年國民政府寄過去這批船員的生活照。其實這也是一種宣傳，一方面刻意告訴波蘭官員「看，你們的人民在我們這邊喝酒唱歌跳舞，過得多好」，另一方面回頭對船員說「你看，這下你也回不了祖國了，政治庇護趕快簽下去吧」。但其實那些照片雖然一副和樂融融的樣子，卻總是有些突兀的地方，例如在外籍船員中間突然出現一個戴著大盤帽的軍警，或是在一些奇怪的場所擺拍等等。
實際上中華民國政府當初處理這兩艘船是有很多問題的。包括無正當理由把人員扣留這麼久、吞沒原應放回的船艦等等。特別是在處理第一艘船布拉沙號時，政府發現把外國人集中在一起會強化他們的團結性、更難說服，所以到第二艘船高德瓦號，就刻意把外籍船員打散安置，有一段時間，每個人幾乎都是被單獨監禁，加強他們的孤獨感。另外，中華民國政府也會用各種威脅利誘的手段對付船員們。這種種高壓的手段造成船員中有三人自殺未遂、一位因病死亡，還有一位死因成謎。
我後來看到當時國民政府為一位身故波蘭船員舉行喪禮的照片，覺得很荒謬。一個年輕人，長到20、30歲，是家裡的希望，出來跑船，以為可以賺多一點，卻莫名其妙地來到一個叫台灣的小島，以骨灰被送回去。我也提醒自己，這是國民政府過去做過的殘酷的事，這些事不能被忘記。
被波蘭人傷害的原住民：派娜娜之謎
不過必須說，這之中還有另一件令人難過的事，是波蘭船員做出的。而這件事牽扯到在當時同樣弱勢的原住民與白色恐怖受害者。
幾年前，我看到了一部關於台灣原住民女歌手派娜娜的紀錄片，也看了許雪姬老師訪談派娜娜的紀錄（請見《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派娜娜的漢名是高菊花，是台灣原住民教育家高一生的長女，在父親因白色恐怖而被殺害後，斷送了出國留學的夢想，當起歌女賺錢養家。她在口述訪談中提，大約在韓戰前後，有一艘外國船艦來到台灣，其中有位國民政府希望招降的波蘭共產黨頭子，在羅夢娜歌廳看過她表演，通過軍方提出要她作陪的要求。所謂作陪當然就是性招待的婉轉說法。派娜娜說，鄒族的貞操觀念很強，要她做這種事，她實在很難過。可是爸爸生前希望她照顧母親和弟妹，所以雖然很不甘願，但還是只能聽命行事。
派娜娜在訪談中，並沒有提到這是哪艘船。我在研究時一直想找尋她受害的證據，但心情很矛盾，因為畢竟我對波蘭還是有感情，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
後來我在閱讀波蘭研究者雅努什．魏魯貝爾（Janusz Wróbel）的《中波輪船：波蘭和中國的海上同盟1950-1957》（Chipolbrok. Z dziejów polsko-chińskiego sojuszu morskiego 1950-1957, Łódź: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2016.）時，突然找到一條資料。這些波蘭船員回國後，全部都會接受審訊，檢查是否有叛國思想。高德瓦上的政委那握魯托（Zbigniew Nawrot）在接受訊問時提及船上有位同僚比那魯克（ Bogusław Bednaruk）是船上黨組織的黨秘書，雖然沒有申請政治庇護，但是接受過國民黨的好處、住在比較好的旅館，而且還有一位「中國歌手」會去找他，其他的船員很不滿他的行為。我搜尋相關檔案，果然看到紀錄中提及「中國歌手」與「羅夢娜」。
但只有這樣，依然不能證明這位歌手就是派娜娜。我想要在台灣的檔案中找到證據。或許是幸運、或許是冥冥之中有什麼力量在幫助我，我想起我曾經儲存過一份國民黨政府的人物檔案。那上面有很多位波蘭船員的名字的和對他們的描述，這是對一個人的全面分析，會記錄這個人的名字、職位、喜歡什麼、害怕什麼、是不是一個忠貞黨員、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說服他申請政治庇護等等。我從波蘭檔案中已經得知這位波蘭人的名字，查閱之下，果然在國防部的〈高德瓦油輪處理案〉[1] 檔案中發現關於比那魯克的記載：
該員原係白俄羅斯人，後入波蘭籍，其兄為波蘭海軍共黨高級政委，渠亦係黨書記，自幼皆受共黨教育，為一堅強之共產黨員，曾堅持返國，唯自與羅夢娜歌女派娜娜相戀後，對投奔自由及返國已生矛盾心理，現已表示願考慮投奔自由，但尚未決定。
而對此，國防部的計畫則是：
擬利用其戀愛矛盾心理，加強正面及側面之誘導與說服並將自由世界之真實情況詳加介紹，使其瞭解已往係受共黨欺騙而有所醒悟，更以美麗家庭及自身事業前途為鼓勵，堅定渠對派娜娜小姐之愛情，促渠早日表明態度。
這其實是很殘酷的事，對派娜娜而言這並不是愛情，但國民黨政府卻不顧她的意願；而這位波蘭人原本可以選擇不要做這種傷害他人的事，卻還是選擇做了。
台灣與波蘭的「間接貿易」與政治壓力
1971年之後，台灣因為退出聯合國，急於在國際間建立其他關係。其中一個奇妙的方法，就是「間接溝通」。
當時台灣和蘇聯沒有貿易，但和東歐國家有。明明彼此沒有外交關係，位於敵對的兩個陣營，是要如何來往？基本上就是透過第三方傳話，用一種「你有沒有聽過安麗」（安麗只是個比喻，那是我小時候很紅的直銷）的方式來進行。而這個第三方，就是我們熟悉的東南亞。比如說從外交部的檔案中可以看到，當時駐高棉共和國的董宗山表示，韓國駐高棉大使告訴他，波蘭駐高棉代辦託其傳話，說波中關係惡化，有意與中華民國接觸，大概這種模式。
當時台灣其實陸續有東歐商品進來，但海關會指示把東歐的相關字樣塗掉，全部說是歐洲進口。而到了1979年底，政府終於決定對已有和中華民國間接貿易的東歐五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東德）開放直接貿易，對蘇俄、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則逐步開放間接貿易。然而政府基於平時的反共立場，不敢公開的跟共產國家做生意，所以還是繼續使用這種間接溝通手段，透過非官方的管道去交流。到最後甚至有蘇聯代表跑到台灣在東南亞的商務單位，說聽說你們和東歐做直貿了，那我們蘇聯也可以嗎？不過當時中華民國對於和蘇聯來往還是比較介意的，只能一直想辦法拒絕。
我也去波蘭的資料中搜尋雙方貿易的證據。就像當時的中華民國不想讓人民知道自己與共產國家有商業往來一樣，波蘭政府也有同樣顧慮，更要顧及他們和中共的外交關係。所以當時的條件是，商品上不能寫「中華民國」，但是可以寫「台灣」；媒體不能來採訪；在交流時不可以使用任何暗示台灣是獨立國家的字眼等等。但是文件上同時也寫到「台灣市場以及和這個國家的貿易交流，皆由新加坡的波蘭貿易代表辦事處辦理」等字樣，所以波蘭還是知道我們是個國家。
最後說一個小故事。1983年，台灣團體帶著貨品到波蘭的波茲南參加商展。台灣人帶著紡織品、家電、運動器材、罐頭食品、雨傘、鞋子等外銷產品過去，先預付了一半的場租4,500美金，也開始準備工作，卻在商展開始前4天，被無預警的退展，原先的展位也被分配給別人。負責人告訴台灣的外貿協會，因為政治因素，上級決定臨時取消台灣參展。他們願意退還預付的場租，但其他貨物運費、人員機票都由台灣自行負擔。甚至原先辦好的簽證也被取消。這也讓我們看到，雖然大家會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經濟一定會跟政治有關係。
中小型國家更靈活的生存之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種磁力片？這是一種兒童玩具，可能有三角形、正方形等各種形狀，因為有磁力，所以可以彼此吸在一起拼成各種東西。這就是我對國際關係的看法。不是只有大片的磁力片才重要，小片、中片的磁力片，其實更靈活許多。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國，波蘭是個中型國家，但我們各自有各自的能動性，也有各自的玩法。從上一次冷戰到這一次新冷戰，很多事改變了，但是中小型國家在大國夾縫間求生存這點倒是不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台灣在波蘭的形象也變得比較鮮明。之前很多波蘭人想到台灣，就覺得我們是「好的中國」、「民主中國」，對於台灣實際的狀況並不清楚。這是要靠我們自己努力去溝通，才能讓外面的世界看見我們，了解我們的重要性，了解我們和世界可以如何互相幫助。國際局勢會影響經濟互動，但反過來經濟關係也會影響政治互動與文化交流。而鞏固和一個國家的關係，除了直接來往，也可以透過他們的朋友。不只是台灣、波蘭、東南亞甚至非洲國家，去了解這各個磁力片以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可以把國際關係看得更清楚一點。
[1] 請見：〈高德瓦油輪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00000C/0044/373.2A/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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