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一對鄰居夫婦，先生已退休，太太即將退休時，買下社區裡的這個鄉村房子，準備在此養老。先生長住，太太則來來去去。他們在新北市南區有個舊公寓，孩子們都長大遷出了。太太後來退休，卻依然來來去去。我問為何？她說，為了老媽媽住在舊居附近的安養中心，她必須每天探視她。
每天？是的，每天。當初媽媽開始臥床，兄妹三人打算將她送去安養中心，跟她商量，媽媽想了想說：「我願意去，不過有個條件，就是你們三個，每天早中晚，分別要來看我一次。」
兩位女兒都住附近，兒子住得遠一些，但也欣然同意，下班後先搭巴士來看媽媽，然後才回家，這樣相安無事多年，直到媽媽失智後仍持續不斷，可見媽媽教養成功，三個子女確實把她放在心上。
散步遇見這位太太，我稱讚他們兄妹的孝心，不料她嘆氣說，媽媽怕自己在安養中心受虐待，不得已安排三人早中晚去探視。只是沒想到，她失智之後，還是被霸凌了，時間就在半夜。有一陣子，他們發現媽媽臉頰上總是出現輕微瘀血，當時媽媽不但失智，也連帶失語，無法交代發生了什麼事。
三兄妹向院方詢問，院方只好調出錄影帶，發現夜班有一位看護，在媽媽動作遲緩無法配合時，常會動手擰媽媽的臉頰，口中還叨叨的罵個不停。最後看護被解職，才讓他們暫時放心了。
很多長期照護的真實故事，提醒我們強欺弱是不捨日夜在發生的。三個子女孝行可嘉，早中晚三次探視，仍免不了霸凌發生在半夜，難怪孝順的子女們，多半希望把失能的父母留在家中，以便時時注意、刻刻小心，不讓老寶貝們受到委屈。
然而，媒體這兩年不時報導的殺死年老尊親屬個案，告訴我們即使在自己家中，年老父母的下場仍可能淒慘。「久病無孝子」是太概括的形容，這類慘案的照護歷史與殺人決意，可能各自不同。日本甚至有專書在講述、討論這類案件的共通性，希望找出預防之道。
殺親事件發生後，往往會有鄰人告訴媒體，平常照護者似乎與尊親屬互動良好，看不出來會有這種下場。社會大眾同情之餘，甚至有專家學者動議修法，讓這些兒女兇手們可以緩刑容易些，或是根本免於執刑。
幸好台灣法界還存在幾個清醒的人，知道此議一開，會越鬧越麻煩。為照護殺人修改相關法律，茲事體大，殺人畢竟是極端的暴力犯罪，若法官斟酌被告的責任能力，減緩其刑才是正道，然而一旦修法規定必減其刑，則予以社會一個印象，以為照護殺人能夠輕易被原諒開脫，才真正是悲劇的開始。
暫時而言，媒體對於照護殺人事題偃旗息鼓。但是可以想見，因照護無力而殺害親屬的事件，仍會不時發生。
照護尊長：無法迴避的道德責任
像前述這樣疼愛尊長的兄弟姊妹，不曉得占多少比例。記得美國著名小說家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1933～2018）曾在他的著作《Patrimony：A True Story》（1989）中，藉著他祖父、母親、父親三位尊長的晚年照護，娓娓道出他的家族故事。
羅斯的爸爸赫曼是個孝子，每天早上去辦公室之前，必定先到羅斯祖父靜養的照護中心，替他點上一根菸，讓他吸兩口；傍晚下班再來探視一次，讀當天的意第緒報紙給他聽，然後才回家。那是1940年代初的事情，他這樣連續做了2年，直到祖父去世。
赫曼86歲罹患腦瘤時，老妻已去世多年，羅斯住在倫敦，哥哥在紐約工作。這最後的歲月，雖然兄弟倆不時到醫院探視，羅斯也負責讓爸爸得到最完善的照護，赫曼還是孤獨的。
台灣有個很少人讀的偉大作家李榮春（1914～1994），在他的中篇小說《懷母》及大河小說《八十大壽》（晨星，2002）裡，大量寫及他和弟弟老五一家照護媽媽的經過。爸爸早逝，媽媽獨力在宜蘭鄉下撐起這個10人的大家庭，56歲中風後，在床上躺了30來年才去世。李榮春寫到老五對媽媽的摯愛與疼惜，已非「無微不至」所能形容。
李榮春是單身，二戰後回到家鄉宜蘭，四處打臨工維生。因為時間較彈性，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與老五一家住在一起，他們白天都必須上班或上學，由弟媳在家一邊做縫紉的家庭手工，一邊負責照護媽媽。傍晚老五回家輪替，晚間有老五的長子李鏡明與老母同睡，等李鏡明長大出外讀書，半夜就輪到李榮春了。
老母是偏癱，早年左半邊手腳還勉強可支撐，家人為媽媽「作膽」，扶她去大小便、洗澡。她白天還可以去坐在門前，看著來往路人百態，有時和熟人聊上幾句，抽管水煙，倒也安閒自在。李榮春寫及，後來老母連左手、左腳都使不上力的那天，眾人的恐慌與痛苦，比自己重病都難受，這是台灣自古以來許多家庭的照護經驗：再怎麼努力，長者生命不可逆的退化，終至死亡。
最讓老母在病榻上擔憂的，就是後來多年半夜隨侍在旁的李榮春。她給李榮春準備了童養媳，比自己女兒還親，但是李榮春怎樣也不肯跟她圓房，認為沒有愛情，只有兄妹之情。李榮春的文學夢在中年破滅後，只能靠體力為生，常被老母叨唸，說他連身上的衣褲都破破爛爛，連乞丐都不如。她當然不可能知道，半夜坐在媽媽臥榻不遠、勤寫不輟，媽媽有任何招呼都必須立即處理的李榮春，日後留下小說數量驚人，會成為台灣文學瑰寶。許多李榮春的巨作初稿，就是在照護媽媽的那些年完成的。
李榮春一生寫作所得到的尊榮，恐怕不及羅斯的萬分之一，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圖書館裡有他的小說全集。他寫的台灣，是一個會讓你感到驕傲的台灣，家族仍是支撐國家興衰的基礎，幾乎人人都在為生活打拚，社會上不流行閒人、閒話，而老年人的照護是一種傳統倫理，也是一種無法迴避的道德責任。
陳光明醫師的照護老母報告
前陣子，我滿高興的發現，類似李榮春家族的照護慣習，依然存在我們四周。也是一位鄰居，他們夫妻消失了好一陣子，太太南下替女兒照顧幼兒，先生回老家陪老母。當我問及，為何聘請了照護移工，還必須久住老家？這位先生似乎驚訝於我的無知，回了一句：「移工忙了一天，晚上總得讓她睡個好覺吧！」
這樣的好僱主，我想是移工最嚮往的。一般人最常看到移工推著老人家輪椅，到菜市場購物或公園裡散步，這些是較悠閒的一面，沒看到她們攙扶老人上下床榻或馬桶，沒看見從床移到輪椅、從輪椅移到浴室的洗澡椅等諸般困難，也沒想到這些動作一天得重覆許多次。台灣政府聘請的長照人員，雖然每天服務時間沒那麼長，也有很多人就是承擔失能老人的體重，導致終生脊椎受損，不得不提早離開職場。
李榮春在小說裡，直率的將老人的體重稱為「幾十公斤的肉球」，是易碎的。老人往往從照護者的動作，感到他們身為人的尊嚴。《八十大壽》有一段寫到媽媽半夜感到不對勁，口吐白沫，卻無法言說哪裡不舒服。起初以為她要上廁所，但她自己已完全無法使力，癱軟在床，驚醒全家人，李榮春此時抱緊母親，被她壓在下方，動彈不得，故有此感嘆。台灣這些照護移工，承擔的常常是李榮春一家6人整天照護他們尊長的工作份量，且常常沒有任何人可以訴苦，大家可想見她們的偉大了。
不要說是一般人，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的陳光明醫師，美國訓練出來的神經科與老人科醫師，是老年失智症的專家，1994年6月他將94歲的老媽接到關島家中住之前的30年，曾照護過數百位失智症患者。在《寸草心：一位神經科教授照顧年邁失智母親的心路歷程》（The Final Days of My Mother，陳光明，林信男、賴其萬譯，台灣精神醫學會，2001），他栩栩如生的寫下照護老人是多麼困頓艱難。
在他們家，幾十年來爸媽都是由台灣的大哥、大嫂在照顧。其中一段時間是媽媽在照護失智的爸爸，爸爸去世後，媽媽單獨住了7年，所以，媽媽實際的健康狀況，不僅陳光明醫師不知道，連身為小兒科醫師的大哥也不大清楚。
陳光明醫師為媽媽做日常生活功能評估，發現媽媽雖然仍可以自己上廁所，卻因為無法將手放在頸子後面或腰部，洗澡需要人幫忙；她雖仍會使用筷子及叉子，但食物都需要先切好，而且必須放在白色盤子上，因為她已無立體視覺，如果用花色的盤子，常會把食物留在盤中而不自覺；她還可以疊被，卻必須有人幫忙穿衣；她已無法烹飪、洗衣、上市場或付帳，更別提坐巴士外出；她已不再讀聖經或寫日記，這是她自少年時代起一直保持的習慣。
為媽媽做認知功能測試，陳光明醫師發現她是中等度的智力衰退；用國際疾病分類ICD-9，媽媽的失智症在第二級與第三級之間。陳醫師以簡式耶撒貝基老年憂鬱評量表測驗，結果顯示媽媽得了憂鬱症。
老年與失智，都會使病患多方面失能，兩者加在一起，很容易誤解是哪一樣導致了患者的失能。陳醫師得到檢查總結果，才進一步規畫母親的日常起居，包括住樓上或樓下的考慮，磁磚地面打滑必須蓋上防滑毯，大小便失禁的清洗設施及步驟，要不要投以精神治療藥物，當然也包括各種門禁的管制等。
然而即使陳光明身為神經科醫師，日夜對媽媽的行為持續且近距離觀察，有時仍不能完全確定，媽媽哪些狀況是單純老化引起的，或哪些狀況是失智引起的。照護老人是專業，無論是家人自己或照護移工，都需要外界更多的諮商與協助，才能夠安穩的幫助老人走完最後一程。（見《失智老媽──神經科醫師陳光明的照護手記》）
在不同的背景值之下，老人的照護內容可能迥異。因此，照護者的選任是必須費心的。我們看看多年來照護殺人的案例，不能不想到，台灣可能還潛藏著更多更多將會發生的不幸事件。
各位兄弟姊妹，請慎選照護之人
我們拿最近發生的一個案例來說吧：
嘉縣消防局晚間10點05分獲報，竹崎和平村有一藥物、食物中毒，派遣番路、竹崎分隊趕往搶救，抵達現場發現年約40歲女子意識不清，疑服用不明藥物，緊急送醫急救，另名73歲男姓死者，躺在床上，已明顯死亡。
警方初步調查，40歲女子有精神疾病，長期照顧久病瘦弱臥床73歲父親，今晚疑不堪照顧壓力，用雙手悶死臥床父親後，再服用藥物，陷入昏迷狀態，但父親無掙扎痕跡，是否有先服藥物再遭悶死或其他確切原因，仍待進一步詳細調查。
聯合報紙本報導得更詳細，這位殺父的女兒領有精神障礙手冊，離婚後返家照顧有慢性病及失智症的父親。他們家還有別的子女，報載至少還有一位哥哥。你會問，為什麼是精神不正常的妹妹在照顧爸爸，而不是這位還能跟記者清楚敘述狀況的哥哥？
事實上，台灣類似這類的照顧安排比比皆是，通常是家裡人都各自成家，分居四處，各有各的家庭壓力，於是把無法獨立的兄弟姊妹安排住老家，或是安排父母住到較需獲得補貼家用的手足家，有時大家均攤出點生活費，有時就是靠老父或老母的老本，拖拖拉拉的熬到最後。
這個案例中的兇嫌留有遺書：「爸爸我帶走了，我吃安眠藥，請不要救我。」讀來令人鼻酸。顯然她本身便需要家人照護，但是受迫必須照顧失智的老父，兩人有些怎麼樣互動可想而知：對雙方都是無限辛苦的。
獨立評論也曾做過《無人知曉的房間：長期照護下，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 ，石雯雯譯，寶瓶，2023）書摘，2006年的日本京都，龍一用刀刺殺母親後，自刺又自縊未成，後被緩刑。從內文前後看，龍一本身的精神狀態也值得探究，他曾拒絕社福單位的協助、建議，寧可選擇走上殺母、自殺之路。緩刑後的他，雖勤奮工作過一段時日，2013年仍被發現孤獨死在家中。
要減少照護殺人的潛在危機，將父母委託給別人照護的兄弟姊妹，適度監督仍是必須的，而即使是自家人照護，尤其是那些便宜行事，讓家中最不適任照護父母的手足去扛起重責大任，其本身就非常需要檢討。
社福單位當然難斷家務事，但若知情，適時對兄弟姊妹們加以提醒，恐怕才算是不愧職責。需要照護的老人家是絕對的弱者，讓我們多想想，怎樣做才不致使他們成為淒涼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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