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個人認為幾乎可以去申請「金氏世界紀錄」了！
2024年5月，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與台灣音樂館編列經費（總預算273萬），與南天書局合作出版了台灣第一位民族音樂學博士呂炳川（1929～1986）1972年在日本東京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台灣高砂族の音楽──比較音楽學的考察》，翻譯為中文版《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專書正式問世。這也是有史以來，在國際上第一位以台灣人身份發表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專業論文。
與此同時，1977年呂炳川與日本JVC唱片公司合作出版並獲得該年度藝術祭大賞、讓他真正在國際音樂學界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這套黑膠唱片，也在絕版多年後的今天，搭配博士論文譯作出版而首度製作成CD發行，堪稱意義非凡。
令人出乎意料及失望的是，擔綱該書主編工作、宣稱自己擁有40年田調經驗且很懂民族音樂「歷史錄音」的明立國教授，在出版過程中竟然犯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錯誤」：把呂炳川當年單聲道（Mono）錄音檔案的原始素材，在沒有經過格式轉換與調校之下，就直接拿去壓片製作成兩聲道立體聲（Stereo）的CD唱片出版品，結果造成左右聲道音量嚴重不平衡。（請參考拙文〈重尋被遺忘的「呂炳川精神」〉）
尷尬的是，由於呂炳川博士論文的出版計畫在整個標案執行過程中，幾乎已經到了結案階段，這表示台灣音樂館擔任審查委員的學者專家們已經通過了審查，書籍和CD也都已經完成了印製工作，但如今卻為了不想公開承認錯誤、不願更換CD，因此和擔綱主編的明立國教授共同設想出一套說辭：把呂炳川多年採集的原始錄音檔案、後來製作成CD的這套唱片定位為博士論文的「附冊」。意即CD唱片本身只是附屬於博士論文作為參考用的資料而已，所以越簡單越好，最好都沒有任何的調整，只要能夠拿來參考、可以清楚表達就可以了。
簡言之，這些學者們認為CD唱片主要作為學術的註解，乃是基於保存原始資料的學術價值而出版，並不需要對一般閱聽大眾交代。
此處不禁讓人懷疑：這些審查委員在印製之前是否有真正聽過CD？聆聽呂炳川的原版黑膠的聲音表現很好，轉換成CD卻沒考慮兩聲道的播放，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家唱片公司發行「歷史錄音」的出版品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非混淆、本末倒置的台灣音樂館與傳藝中心
回顧過去，呂炳川1972年寫完博士論文之後並沒有公開出版，而是擺在東京大學資料室，象徵他拿到了學位。事實上，呂炳川生平第一次正式公開出版的是1977年《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這套唱片，雖是透過JVC唱片公司所進行的商業出版，卻能普遍獲得日本學術界諸位專家學者的高度肯定，才因此得到了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賞。這意味著呂炳川的錄音唱片不僅具有實質的學術貢獻，甚至已經達到藝術的高度，亦對一般社會大眾有著深遠影響。
話說當年日本人之所以敬佩呂炳川，正是因為他把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本質（內涵），能夠透過商業出版而達到至高的藝術成就，同時也具有「將學術成果呈現（回歸）給社會大眾」的深刻意義。
但很不幸，為了遮掩（護航）明立國主編所犯下的基本「常識錯誤」，擔任呂炳川博論出版審查的台灣音樂館的專家學者們硬是要以「學術典藏」與「商業推廣（出版）」的切割方式，將1977年日本JVC唱片公司發行《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黑膠唱片視為「商業推廣（出版）」，而把台灣音樂館出版呂炳川博論所附的3張CD歸類為「學術典藏」。於是乎，呂炳川一生傾家蕩產、費盡心血所做的田野錄音，就此淪為博士論文的參考「附冊」。這樣的論述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甚至窄化了呂炳川原本從事學術研究的本質與精神理念。
舉例來說，2010年「傳藝中心」亦曾出版《重返部落．原音再現：許常惠教授歷史錄音經典曲選（一）》，該書很明顯屬於「學術典藏」並附有兩張CD，同樣也是由單聲道（Mono）錄音檔案製作而成，卻完全沒有出現左右聲道音量不平衡的問題。
平心而論，當年呂炳川所採集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錄音唱片，其實是遠比博士論文更重要好幾倍。可是這些擔任審查的學者們為了能夠讓標案順利過關，卻利用他們的學術專業來扭曲是非，編造出一套看似合理的話術來欺騙大眾，這般行為簡直就是一種「學術詐騙」！
面對爭議問題「集體噤聲」、走不出「自我封閉」的音樂學界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於傳藝中心與台灣音樂館平時負責標案審查的那些音樂界學者教授們，彼此之間幾乎都有著某種程度的利益糾葛和師生關係，有些標案也都是彼此互審，今天你做案子的時候我審你，隔天我做案子的時候就變成他去審查我。長久以來，便形成了一個封閉式的環境，別的學科（外部勢力）不會涉入。如此上下交征利、各取所需，就像房間裡的大象，弊端叢生卻被視而不見。
比方2021年傳藝中心與台灣音樂館曾經編列了一筆200多萬元的預算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辦「文協百年特展－新文化觀點：台灣音樂一百年」。然而，當我來到展覽現場走逛一回，舉目所及，卻發現絕大多數展出的黑膠唱片、樂譜文件等幾乎全都是影印的複製品，而且展出的品質和數量皆很明顯「離離落落」（li-li-lak-lak）、乏善可陳。除此之外，許多展覽看版和文宣手冊上面的部分文字解說頗為草率馬虎，不僅陳述內容缺乏重點，甚至還有一些錯誤。更嚴重的問題，乃在於掛名撰稿的「策展人」──師大民族音樂研究所的呂鈺秀教授，竟然「球員兼裁判」、同時也是這個標案的審查委員。（請參考拙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文協百年特展：台灣音樂一百年」〉。）
另外再舉一例，已故音樂學界大老許常惠在他去世前夕（2000年）將其身邊擱置了幾十年早已發霉的原始錄音盤帶轉交給他的學生吳榮順來處理，並彙整其初步成果，於2010年由傳藝中心出版發行《重返部落、原音再現──許常惠教授歷史錄音經典曲選（一）花蓮縣阿美族音樂篇》一書。但是，收錄在整本書中的所有錄音，卻完全沒有任何一首歌曲是由許常惠親自採集，全部都是李哲洋和另一名夥伴劉五男的錄音成果。
對此，我曾在《聯合報》鳴人堂專欄撰文提出批評：該書將他人的錄音成果以研究掛名方式據為己有，因此恐有「學術不端」（Academic Misconduct）或「學術欺瞞」（Academic Dishonesty）之嫌。我認為此書的名稱應予改正，正名為「李哲洋、劉五男歷史錄音」。
同樣的違反學術倫理行徑，更嚴重的出現在吳榮順承包「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招標的學術類勞務採購案「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第一期計畫」，以及「台灣原住民音樂資料蒐集暨數數位化計畫（第一期）」。在這些計畫案內容當中，1980年「第一唱片廠」復刻呂炳川日本版《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發行《台灣山胞的音樂》中文版3張專輯。凡是許常惠當年策劃出版，並使用自己掛名在前、實際上為呂炳川錄音的《台灣山胞的音樂》系列共3張唱片所有歌曲，包括呂炳川現場採錄邵族的〈杵聲與杵歌〉、〈遇蛇之歌〉等大約60～70首，目前在台灣音樂館和開放博物館網路資料庫登載的「貢獻者」一欄，全都已被篡改為「許常惠錄製」。（請參考拙文〈重建台灣音樂史觀（下）：破除「民歌採集運動」的神話〉。）
截至目前為止，在音樂界封閉的學術巨塔下，這些曾經被我在網路媒體撰文點名批判的音樂學者，自始至終仍是集體噤聲逃避問題、完全不敢站出來公開回應我對他們的這些質疑。
以韓國及日本學者為例，一旦被揭露詐欺，多勇於面對承認，但台灣學者涉入學術欺詐卻少有真心承認錯誤。無怪乎日前（6月8日）由「古殿樂藏」主辦的新書發表會上，早年曾與呂炳川長期合作進行田野採集錄音的資深助手胡倉金，不禁在講座現場發出了沉痛的感慨：「如果這些學者都是這樣亂搞的話，這個機構還不如乾脆直接廢除好了，因為它們根本沒有在做應該要做的事」。
歸結而論，透過呂炳川博士論文出版所引發的爭議事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清醒警惕音樂學界的「學術詐騙」現象，同時也讓呂炳川留下的這些珍貴歷史錄音史料能夠被大家重新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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