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我而言，重探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歷史研究的起點，此後相繼投入追索李哲洋（1934～1990）、呂炳川（1929～1986）的學術生命史，所有一切緣份的連結，都源自於4年前的那個晚上。
2020年1月3日（五）傍晚，好友「古殿樂藏」殿主王信凱，在台北赤峰街的「胡思書店」南西店四樓（該店不久後於新冠疫情期間熄燈，改由「春秋書店」承租經營）主講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呂炳川的台灣歷史聲音採集」唱片講座。
當天的演講因緣際會，現場不僅來了明立國老師（呂炳川教授唯一一本傳記的作者），同時也得以初次結識李立劭導演（李哲洋先生的長子）與胡金山先生（呂炳川教授的錄音助手），一同參與這場座談活動。
從這天開始，關於李哲洋、呂炳川和當年「民歌採集運動」的種種機緣，也因此逐漸走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此後，我便開始在《聯合報》鳴人堂專欄接連發表了〈重建台灣音樂史的轉型正義：白色恐怖陰影下的民間學者李哲洋〉（2020年12月）、〈重建台灣音樂史觀：被遺忘的民族音樂學家呂炳川〉（2021年5月）、〈被誤解的歐樂思與「民歌採集運動」〉（2022年10月）等一系列相關文章，獲得不少讀者回響。
影響所及，文化部於2022年3月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所屬台灣戲曲中心舉辦了第5屆「重建台灣音樂史」研討會，內容即以包含李哲洋、呂炳川等「被遺忘的音樂．人物」為主題。
2023年1月，由李立劭導演委任我擔綱主編的《李哲洋談樂錄》一書，終於得以在李哲洋過世32年後首度正式出版。及至2024年5月，台灣第一位民族音樂學博士呂炳川於1972年在東京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台灣高砂族の音楽-比較音楽學的考察》（原稿為日文），也接著在他過世38年後，由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台灣音樂館編列預算完成了翻譯出版工作，中文譯名《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並且在「南天書局」舉辦新書發表會。
明顯的唱片瑕疵，與呂炳川精神理念「背道而馳」的官方思維
根據傳藝中心發布新聞稿表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台灣音樂館於5月9日舉辦《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專書發表會，旨在彰顯對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的重視，並向呂炳川教授的卓越貢獻致敬。本書由明立國教授主編，鳳氣至純平教授與鈴木惠可博士中譯，以及呂教授長子呂志宏教授審校，歷經3年的時間重新編輯、研究手稿與翻譯，終於將呂炳川多年累積的心血結晶呈現在世人眼前。
然而，就在當天發表會結束之後，我與「古殿樂藏」殿主王信凱便發現了一個嚴重問題：這套著作隨書所附3張CD（主要以1977年呂炳川在日本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為藍本）播放出來的聲音品質卻具有明顯瑕疵，幾乎每一首歌曲的左右聲道完全不平衡，音量明顯偏右，而且聽起來聲音有點「乾」也不夠自然。若使用頻譜分析軟體（spectrum analyser），將這3張CD的聲音檔案全部抓出來、一個一個打開來看，同時比較呂炳川當年（1977）在日本JVC唱片公司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原版黑膠，更能清楚分辨其中的偌大差異。
很快，我們隨即將此一情況告知負責主編的明立國教授，以及執行出版的南天書局。由於呂炳川生前最重視的就是田野錄音與唱片制作的聲音品質，因此我們希望儘快趁著這套書和CD在還沒有全面上市舖貨之前，趕緊將這批有問題的CD（初版壓制500套）作更換。
令人遺憾的是，經過數日間的往來溝通，後來在台灣音樂館方要求儘快結案的壓力下，最後南天書局只好承諾將來有機會再版的話，或許再來考慮更換事宜。
對於負責執行此一專案的「南天書局」與主編明立國來說，或許在他們心中認為，僅僅「唱片錄音的左右聲道不平衡」情況並不是很嚴重，大多數一般讀者可能也都聽不出來，所以不需要更換唱片。然而，若是非常在乎呂炳川一生傾家盡產（完全獨立自主而不靠政府補助）、全心投入搶救（記錄）當時逐漸瀕臨消失的原住民古謠、只為了留給後世最好的田野錄音品質的這種精神理念，包括我本人與信凱，以及當年曾經與呂炳川長期合作的資深錄音師胡倉金、胡金山等，都一致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甚至可能會有損於呂炳川在歷史上的學術聲譽。迫不得已之下，我們唯有將此事公諸於媒體面前。
此外，在「南天書局」新書發表會當天，主辦方「傳藝中心」與「台灣音樂館」皆強調他們特別邀請了監察委員浦忠成、立法委員林倩綺、考試委員伊萬．納威、原住民族委員會族群委員蘇吏亞伯．布里旦等多位政府官員、號稱「五院當中有四院」幾乎都到齊了的官方陣仗。倘若不是負責主持現場的明立國邀請了胡金山，接著又拉了胡倉金上台回憶當年與呂炳川採集錄音的往事（根據內部消息透露，主辦方原本並沒有打算邀請胡倉金到場發言），才因此沒有讓整場活動淪為政府官員「夸夸其談」的尷尬場合。
以往認識呂炳川的人應該都知道，呂炳川生前最不喜歡的，就是跟學界官僚的交際應酬或是跟政治人物高層攀關係。
在學術官僚體制下，被「馴化」的專業學者與執行標案
除了唱片本身的問題之外，該書主編明立國在其撰寫的〈導言〉一開頭便以呂炳川在早年戒嚴時代被迫使用「台灣土著族」的說法來稱呼他的博士論文《台灣土著族音樂的考察》，而非使用原有的日文名稱《台灣高砂族の音楽——比較音楽學的考察》，或是現在的中文譯名《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我認為這也是很不恰當。
新書發表會上，鄒族出身的監察委員浦忠成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每次跟明立國在一起喝酒，他就算喝得再醉也都還會提到呂炳川，用呂炳川來彰顯他曾經做過的事」。由此可見，呂炳川在其學術研究領域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然而頗令許多人感到好奇的是，既然呂炳川的學術成就如此偉大，那麼過去這幾十年來他又為什麼會被音樂學界給長期遺忘、甚至於忽視呢？
對此，我僅以一組簡單的事實比較數據、提供給各位讀者參考。從1999年呂炳川家屬將其所有遺留的文物史料捐贈全部給南華大學之後，乃至2024年首度翻譯出版他的博士論文，其中超過25年的這段期間，包括明立國本人或是南華大學曾經公開舉辦過多少關於介紹或認識呂炳川為主題的演講活動場次？據我所知，一場都沒有。
相較之下，自從2020年初「古殿樂藏」殿主王信凱在「胡思書店」舉辦第一場「呂炳川的台灣歷史聲音採集」唱片講座以來，至今大約短短3、4年間，包含受邀在各地獨立書店以呂炳川為主題的演講活動及相關的廣播節目專訪，據我估計至少超過15場。（和過去的呂炳川從事民歌採集工作一樣，「古殿樂藏」舉辦這些活動全都是用自己的資源，強調完全不靠政府補助的自主態度）。
為了看清事實真相，往往並不只是聽他說了什麼，而是要看他了做什麼。
當今台灣學術界在現有的權力體制下，「學者」往往必須（被迫）爭取各項研究計畫、專案（標案）經費，以便謀求身份（頭銜）和地位的晉升、體制內「由上而下」的評鑑與認可等，並且以權力者所設定的既有遊戲規則為框架，不敢有絲毫的逾越，這些都是無意識地被「馴化」（Domestication）的過程。
說到這裡，請容我引述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知識份子論》裡的諄諄告誡：「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結果就是無法把知識和藝術視為一種畢生奉獻的抉擇或志業，而只以冷漠的理論或方法論來看待。
薩依德認為，所謂的「知識分子」不只是個受過高等教育，或立身文化、學術有成的個人而已，而是勇於「特立獨行」，不為特定專業、集團或政府所收編規訓，且能向權勢說真話，甚至坦然接受各種批判、尤其批判自己的專業。
坦白說，假如明立國教授在擔綱主編呂炳川《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一書的過程中若是能夠放下身段、揚棄過去學界「圈內人」習以為常「畫地自限」的成見與做法，適時地邀請一些「圈外人」來協助檢視其編務工作內容，我想應當就不致於會出現上述這些不該有的錯誤。
最後，為了能夠「撥亂導正」，重新找回呂炳川當年的精神理念，「古殿樂藏」近期即將規畫一系列的呂炳川專題講座活動。凡是有買呂炳川《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的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考察》這套書籍的報名參加者，「古殿樂藏」將會把隨書所附的「瑕疵唱片」免費更換（贈送）一套「最新修正版」聲音品質更具原汁原味的錄音唱片。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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