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記述基於Isabelle Cockel與Ratih Kabinawa對GANAS組織的Fajar進行的訪談撰寫而成。)
我是透過姊姊在台灣找到工作的。她當時在台灣走完了合約,雇主正在尋找接替她的人選。她建議我接手,繼續為同一位雇主工作。我同意並接受了。
但是,當我開始工作後,我發現這份工作的要求很高,勞動條件又很差。我想找個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發覺自己必須想辦法了解有關移工的法律和其他相關規定,因為仲介和雇主不會主動告知我們這些資訊。我也想到,如果我對法律和相關規定知道得更清楚,我就可以協助其他面臨同樣問題的移工。
我想,我大概是沉迷在幫助別人重新站起來這件事吧!然而,台灣的移工不太知道我們這個組織「Gabungan Tenaga Kerja Bersolidaritas」(GANAS)。畢竟,那些對自身處境感到滿意的人不需要我們的協助,只有遇到困難的人才會聯繫我們。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讓更多人意識到這個組織的存在,並且讓大家認識作為一個外籍移工可能在台灣碰到的問題。
GANAS善用社群平台傳遞資訊
社群媒體在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它不僅能傳遞資訊,還能讓我們從粉絲那裡收集資訊。同樣重要的事情是,我們還可以使用社群媒體與其他組織互動。
起初,我們使用個人的Facebook帳號,在貼文中宣傳我們組織舉辦的活動。乍看之下,在個人版面上混合個人和非個人的貼文看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的空閒時間,使用Facebook與朋友保持聯繫是我們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GANAS成立後,我們意識到必須將這兩者分開,建立一個公開帳號。所以我們開了一個粉絲專頁,用來分享、更新法律與法規的相關資訊。我們還在GANAS的臉書上發佈其他移工傳來的訊息,以便讓移工更了解各種真實案例。
此外,我們還使用TikTok。Facebook和TikTok是兩個相當不同的平台。Facebook更偏重文字,我們會發表較長的文章,讓移工們可以完整地瞭解資訊,這點對他們來說很有用。TikTok則用來上傳短影片,對移工們來說,看照片、圖片和影片比較有趣。我們必須兩者兼顧,因為有些人偏好Facebook,而另一些人則更喜歡TikTok。這是兩個不同的市場,所以我們遵循兩個不同市場的邏輯。
我們的TikTok帳號開設於2022年3月,現在有10,000名粉絲。誰是我們的粉絲呢?我們也很好奇,所以我們對他們做了一個小調查。我們發現他們大多數是在家工作的印尼家務移工。我們的TikTok帳號成了他們的投訴平台,讓他們貼出對仲介和雇主的不滿。這些內容非常有用,因為它們可以成為其他移工的參考資訊。我們的同事收集了這些在TikTok和Facebook上發布的影片和文字,並將它們編輯成影片,在我們的粉絲之間重新傳播。我很驚訝他們知道如何拍攝、錄製旁白和編輯影片。更驚人的是,他們是在自己非常有限的休息時間完成所有工作!
在疫情期間,使用社群媒體尤為重要。我們用它來傳播資訊,因為疫情形勢變化很快,台灣的法律規定也隨而改變。我們鼓勵移工站出來說明他們的處境,以便讓其他人也可以有所警覺。因此,我們一方面使用社群媒體來傳遞資訊,另一方面,社群媒體也使我們能夠收集更多資訊。我們計劃未來在YouTube和Instagram開頻道,但我們真的沒有時間經營更多的社群媒體平台。畢竟我們是移工,我們在工作之外的空閒時間非常有限。

了解移工權益,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
在台灣,外籍移工負擔得起智慧型手機和網路吃到飽的月租費。實際上,台灣的費率比印尼還便宜,畢竟台灣以廣泛的網路覆蓋率和優質的訊號而聞名。然而,我發現,移工們不會搜尋與他們切身相關的勞動條件或權利。他們不知道缺乏資訊會使自己邊緣化。
最近我正在處理一個家事移工的投訴。她說她的雇主虐待她,但她的仲介對她很好。我告訴她,如果她和雇主之間已經存在問題一年多了,但她的仲介卻置之不理,那麼仲介本身也有問題。但她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真的很震驚。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從事這項工作將近一年了。我和我的雇主關係很好。我會告訴我的雇主GANAS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以及我在GANAS所做的事情。我的雇主患有慢性疾病,需要每天去診所,當她接受治療時,我就用手機處理GANAS的事務。由於她的健康狀況需要全天照護,我白天時無法使用手機。我每個月只休2天假,所以我會利用休假日來處理GANAS的工作。我的雇主問我為什麼不想在週末休假?我則告訴她,我的休假日我想自己決定。
我告訴我的雇主,我們的工作其實也可以幫助她和其他雇主。為什麼?像我是用直聘方式為我的雇主工作,這樣雇主就不需要向仲介支付非常高額的仲介費。他們只需要付給台灣政府2千元,而不是付給仲介5萬元。我用這種方式向我的雇主解釋,為什麼我正在推動的公平聘僱(ethical recruitment)這麼重要。我的雇主可以理解這件事,我還請她向其他雇主解釋公平聘僱的重要性。沒想到,我的雇主真的說服了她的朋友,允許她的印尼看護參加我們和其他組織的集會。我非常高興。
移工為台灣經濟做出貢獻,但許多移工卻受到台灣政府和雇主的剝削。我們的權利應該受到保護,我們的工作條件也應該得到改善。但是台灣政府沒有興趣和我們溝通。我同意接受採訪,也同意將這些內容發表出來,因為我希望在台灣內外,能有更多人了解我們的勞動處境。我希望這次訪談能讓更多人瞭解我們,並支持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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