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謝欣芩根據她與文化工作者鄒佳晶的訪談撰寫而成。）
我叫鄒佳晶，媽媽是菲律賓人，爸爸是台灣客家人。疫情之前，我爸爸在菲律賓工作、媽媽是家庭主婦，在台灣照顧我們，所以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的父母親像是「交換國籍」生活的（按：意指父親在菲律賓，母親在台灣）。我有菲律賓的家人，當時我們會常常回去菲律賓，那裡的家人都很勇於表達愛，常常說愛你、抱你、對你好，跟台灣這邊的家人表達愛或關心的方式非常不一樣，也讓我從出生開始，就知道自己的家庭跟別人不太一樣、很特別，但那個特別我很難用言語形容。
上學之後才發現，這種特別可能會讓人家覺得「妳跟我們不一樣」，例如像我的表姊跟阿姨都戴耳環、有耳洞，菲律賓好像是小孩出生沒多久就會打耳洞，我很羨慕，就跟外婆說我也想要。外婆就用紙剪圖案，剪愛心或是星星貼在我耳朵上。後來我跟媽媽說我真的想要打耳洞，媽媽也沒有跟爸爸討論，當天就帶我去打了，大概是我幼稚園大班的時候。那時候只有我跟我外婆在打耳洞的店，我很害怕但又沒有辦法溝通，就只好打下去了，我尖叫到妹妹不敢打耳洞。不過回家之後，因為有自己的耳洞和耳環非常開心，很像自己也是菲律賓的一份子，在我的血液裡產生歸屬感。但爸爸知道後，非常生氣，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怎麼可以在身上打洞卻沒經過他的同意？我想這就是一種文化差異。
不一樣，又怎樣？
開始上學後，不管在生活習慣、語言，甚至是跟別人使用不一樣的詞語時，我都會發現自己真的跟別人都不一樣。以前的教育都是以升學主義為主，期待孩子有好成績、成為一個很會讀書的人。當時的台灣社會環境仍不太友善，新聞都很負面，報導外籍新娘都是透過仲介來到台灣、都是為了錢來，可能會逃跑，經常寄錢回娘家，所以不要給她們錢、不要讓她們出去、不要給她們太多的空間等。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常常會想為什麼別人要這樣說媽媽呢？
我的媽媽叫做鄒謝熙爾達，因為名字跟別人不一樣，所以從小我就沒有辦法隱藏媽媽不是台灣人這件事情，當別人問起媽媽的名字為什麼這麼長，我就說因為媽媽是菲律賓人。別人會好奇地問：「妳媽媽是菲律賓人，那妳會講菲律賓話嗎？」我講了幾句，對方就會說好難、好奇怪，然後走掉。當下我很錯愕，也發現大家對菲律賓似乎有很多刻板印象，像是菲律賓很落後、很窮、是不是沒水沒電？對外籍新娘也有很多刻板印象，這會讓我不是很想要談。
我當然很愛我媽媽，媽媽也對我很好，但是要跟別人解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此會被特別關注。當時，社會觀感認為我們的媽媽沒有辦法教育小孩、爸爸又不在身邊，所以我爸寧願努力工作，把我送到補習班好好學習。可是就是因為過去的環境、刻板印象，強迫我一定要去補習班，因此導致我沒有學習動機，不太喜歡念書，現在能夠唸到研究所，是因為當我有了學習動機，才會想要進一步去挖掘或了解自己，雖然過去在非常不友善的環境長大，但這也帶給我很多力量，造就了我後來投入這麼多關於移民工的事情。
高中的時候，我表舅跟他太太開了一間菲律賓餐廳，那時候我想工作賺錢，就去舅舅的餐廳打工。餐廳開在中壢的聖心堂附近，菲律賓8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因此去教堂彌撒對菲律賓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儀式。打工時，我負責裝白飯跟結帳，客人看到我，都認為我一定不會講菲律賓話，但我會跟他們說「Kuya！」Kuya是菲律賓語「哥哥」的意思，他們就會露出那種「妳怎麼會！」的表情。除了很有成就感之外，我也很開心可以在台灣講菲律賓語。
我沒有特別去學菲律賓語，我媽媽也沒有特別教我，就是在日常生活多講一點，像是媽媽用菲律賓語講鹽巴、水這些單詞的時候，我會問她那是什麼意思？然後記起來。我到現在還是沒有特別去鑽研菲律賓語，反正媽媽在就好。而且我更想著力的是新住民跟新二代平權的議題。有些新二代會覺得自己不會講菲律賓話，是不是就不是菲律賓人，或者就不能稱為新二代？我自己反而不會這樣想，我覺得會一點點就好了。我沒有要去菲律賓工作，所以也不用太流利，只要可以比手畫腳跟家人溝通這樣就很滿足了。
記錄他人，也成就自己
我在2018年拍了《家，2340公里的尋根之旅》這部紀錄片，拍片前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因此拜訪了很多蘭嶼的朋友，以及東華大學研究巴丹島的楊政賢老師，也主動聯繫了蔡崇隆導演跟阮金紅導演，希望有機會去「越在嘉文化棧」拜訪，學習拍片經驗。那是我第一次去「越在嘉文化棧」，看到那裡的環境，看到金紅導演協助移工處理事情，打從心底佩服。我看到新住民自己投入移工的議題，做自己族群的事情、幫自己的家鄉，為這些移工權益發聲。兩位導演也毫無藏私地跟我分享了很多想法與經驗。
我很羨慕嘉義民雄有一個新住民在做越南文化、為自己家鄉的人發聲，透過影像去說一些自己想說的話。那時候我心裡就有一個小小的種籽萌芽：如果有一天有能力，我想要做菲律賓的文化、菲律賓的餐廳。
拍這部紀錄片其實是我大學的「畢業旅行」，當時剛好申請了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申請的時候媽媽非常反對，認為我為什麼要幫一個陌生人，而且帶他回家？但我的想法是，我可以回家、我們家有能力讓我回去菲律賓，但不是每個新住民的家庭都可以。在蘭嶼，我跟Lita阿姨住在一起，他們吃什麼就給我什麼。他們讓我住在他們女兒的房間、跟他們一起生活、參與他們的人生。我會跟他們去種地瓜、種芋頭、在家門口前聊天，他們把我當成家裡的第三個小孩，他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台灣，所以對他們來說我是第三個小孩。因為受到他們很多照顧，我也想回饋給他們。我爸媽對我的教育就是，別人對你好，你也要對別人好、回饋給他們，不能只是拿別人的好。
拍紀錄片之初，我沒有太多期待，有些害怕緊張，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拍別人家庭，我能拍好嗎？對自己產生很多懷疑。慶幸的是，當時我已經拿到計畫才告訴Lita阿姨，我想拍這個紀錄片：「你們沒有帶你們的女兒回去過，所以我想帶她們回去。」他們當然很開心。我跟他們的女兒約在桃園的餐廳吃飯，第一次見面，她們就叫我妹妹，很親切。我跟她們說明拍片動機與細節，她們也很開心可以回去媽媽的家，因為從沒想過在大姊30歲這一年可以做這樣有意義的事。
拍攝的過程中，大家都很自然。對我而言這就只是個紀錄，但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所有的東西都很重要，都是第一次發生。我很想要感謝Lita阿姨他們對我的照顧，跟蘭嶼人對我的照顧。拍完之後，我在蘭嶼聲名大噪，大家都認識了「蘭花妹」，知道蘭花妹帶他們一起回去巴丹島，大家會各自關注我的臉書或是粉絲專頁，然後分享我們在那邊的影片。拍片時我有網路，如果完成小短片就會先放上網，大家就開始分享。我覺得很感謝也很感動。我只是在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回報跟迴響，因此後來放映的時候，我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想看這部紀錄片，包含受邀到各個學校談新住民議題，也是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我覺得這支紀錄片可以讓觀眾了解新住民返鄉的歷程，還有家庭跟家庭之間的情感，新住民在台灣會遇到家人生離死別、但無法回家的種種議題，以及在分別時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再見到家人的情境。對我來說，這支紀錄片是我跟我的家人共同成長以及共同的回憶。剪輯的時候大部分都是菲律賓語，我必須跟媽媽一起進行翻譯工作，我們幾乎都自己來，同學負責剪輯、攝影，我負責翻譯跟規劃後面所有的行程。
翻譯的過程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身為一個新住民跟新二代，要去翻譯一支菲律賓的影片，告訴大家這支影片的意義，我要擔任旁白去補充一些內容。翻譯的時候，媽媽哭得唏哩嘩啦，重溫她參與這個過程的感受，翻譯的時候哭、播影片的時候哭，哭了無數次。這支紀錄片對我來說，達到了一個從來沒有想過會完成的里程碑，讓觀眾對新住民有更多更深的理解跟認識，不再是以前那種外籍新娘都是用買的、都寄錢回家等等印象，反而用另外一種視角──我的視角或這支影片的視角，去認識新住民或新二代以及那些複雜的情感糾結。
致力推廣菲律賓文化
受到「越在嘉文化棧」的啟發，我認為新住民需要一個空間，也想要跟金紅導演做一樣的事情，在台灣推廣菲律賓文化，於是申請了馬祖新村的計畫，但事前完全沒有詢問媽媽的意願。媽媽常常會跟我說，「妳每次都幫別人完成夢想，我的夢想妳都不管！」因此我決定完成她的夢想。媽媽得知計劃通過後，就在一個又焦慮又開心的情況下，跟我一起經營「Halo-Halo 南洋x 餐館 x 雜貨」。在台灣沒有菲律賓餐廳，我們就像在做一個媒介，讓別人去認識菲律賓的文化，裡面結合了很多我跟我爸爸媽媽的想法。我們三個人都是老闆，一起做這件事情。
創業對我來說的意義是，在台灣推廣菲律賓文化、東南亞文化以及新住民議題，如果來吃飯的客人跟我聊天、問我任何問題，我都非常樂意回答甚至暢談。餐廳就是一個讓大家認識菲律賓的媒介。在這裡我有一個堅持，就是媽媽所有的料理我都想要介紹給大家，一道一道介紹。自己每次去東南亞料理店，看菜單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每道菜有什麼意義、是什麼味道、有什麼特別的，完全不知道怎麼點菜。因此，我很堅持如果我爸或我妹跟我要在餐廳幫忙，一定要介紹讓客人知道。如果客人去菲律賓，可以自己點自己想吃的菜，或者是因為我們這間餐廳想去菲律賓，認識那邊的生活、文化跟習俗。這是我開餐廳的意義，不是以賺錢為導向。
COVID-19疫情對我而言沒有太大影響。我認為山不轉路轉，每件事情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進行，疫情反而讓網路變得更加方便，可以透過網路去達成一些想做的事情跟效果。2020年，新住民發展基金的新住民審查委員從11個刪減到9個，那時候劉千萍就找我們幾個新二代一起去內政部進行抗議。我覺得很納悶，認識很多新二代，但大家對移民議題都不太了解，也覺得好像與自己無關，好像這些東西不會有所影響。可是我認為這樣不行，應該要一群人一起往前走，所以我申請了文化部的計畫，讓新二代可以凝聚在一起，大家都要對移民議題有所了解，大家一起才會做得更好。
疫情期間，我們的讀書會原本都是實體，大家彼此都有信任關係，我也在各地認識了很多新二代，後來就變成線上的工作坊，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網路反而讓我們更沒有距離，共同工作、共同成長，反而也是一種凝聚。回想這兩年的疫情，一直抱持可以轉換不同視角的心態來做這些事情，不一定要實體，只要有信任關係，只要彼此了解、真心都是為了移民議題好，其實是沒有任何距離，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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