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記述基於Isabelle Cockel對吳哲維進行的訪談撰寫而成。他在屏東拍攝了8部小型紀錄錄片，記錄東南亞女性農民的生活。）
我沒有媒體研究或電影攝影的學位──我大學讀的是化學工程！我哥哥在他的小工作室向我介紹電影製作這個迷人的領域後，我便對它產生了興趣。我決定辭掉工作，轉而在哥哥的工作室工作。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之下，工作室去拍攝了蔡順柔主任與好好婦女協會，我因而認識了蔡主任。當時，她一直在醞釀一個想法，想記錄那些東南亞的女性農民。她看到東南亞新住民姊妹們以新婚妻子的身份來到屏東，以年輕母親的身份定居於此、以這個農業縣為家、以農業為生。其中一些人和丈夫一起工作，還有人因丈夫生病而開始下田務農。她知道她們遇到了很多問題，有些是屏東小農的常見問題，有些則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她想幫助這群人。她可以寫下她們的經歷，但若能以電影的形式呈現她們的經歷，更能讓大眾瞭解這些人的處境。
她向我們解釋了她的想法，我們則提議製作短片，因為短片更能聚焦於這些問題、更能有效傳達資訊。恰好當時蔡主任有一個計畫是記錄生活比較困苦的家庭，於是我們便開始針對短片的內容互相腦力激盪。
務農並不足以支付家裡的賬單
我的拍攝始於我在屏東的田野調查。蔡主任把我介紹給這些農民，也會帶著我一起拜訪她們。和其他人一樣，我稱年長的女農民為「姐姐」，但也有一些年輕農民與我同輩。初次見面至關重要。畢竟，我是一個男人，是她們社群的局外人；為了拍片，我必須觀察她們的日常活動，所以我也算干擾了她們的日常生活。蔡主任的介紹消除了我、她們與家人之間一開始的不自在。
我的田野調查從聊天開始，但我有意識地避免觸及過於私人或私密的問題。我的工作是記錄他們為維持生計而面臨的挑戰，我們希望這些片子能引導我們找出解決方案。這些農民很喜歡與我閒聊，和我分享任何他們想分享的東西。在閒聊中，她們最常提到勞動力短缺，因為這太明顯了：這些農村都有這個問題。我仔細聆聽她們的對話，有時幾個不經意的詞句，就可以成為我們電影的主題。
舉例而言，大多數農民會認為種田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因為種田沒有靠得住的收入。大多數農民除了種田之外，還必須做兼職工作以維持家計。然而，有些人，例如芒果農姐妹就真的很喜歡她們的工作。我不是說她們是浪漫地看待事物，她們就像其他農民一樣，有時也會兼兩三份工作來維持家計。但她們很喜歡芒果，有些人即使在懷孕時也持續在果園裡工作。她們的生活有很多不愉快的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不喜歡看到芒果長大、變成顧客喜歡的又甜又多汁的水果。如果她們對務農感到滿意，我也應該拍下這一刻。這群人對生活的滿足感深深打動了我。我能做的就是拍出她們辛勤工作的樣子，以凸顯農業的普遍問題：務農不足以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但她們仍兢兢業業，芒果園就是他們的伊甸園。
這些農民對我非常好，教會我很多事情。拍攝她們的故事不是一次做完就結束的工作。即使在這部微型紀錄片完成後，我與這些農民的關係也仍持續著。
務農很辛苦，身為外國人更加辛苦
在我開始這個計劃之前，我和大多數台灣人一樣，會從大眾媒體的角度來看待他們。這並不是因為我相信媒體或朋友告訴我的事情，只是因為我沒有其他資訊來源可以去驗證這些資訊的真實性。我和大多數人一樣，稱她們為「外籍新娘」，卻沒有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帶有貶意的標籤。說實話，我根本不懂。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詞帶有貶抑的含義，而不假思索就使用了這樣的標籤。但在拍攝工作結束後，我的視野更寬廣了，我現在看到的事情不同了。我知道標籤往往伴隨著污名化。
我拍完紀錄片才知道，部分小佃農是沒有農民保險的。我知道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困擾著他們；政府曾推動過產學合作讓大學生進到農村，但是這於事無補，很少學生可以承受務農的勞動環境。我知道有些果農和菜農在他們的農場僱用了失聯移工。另一方面，這些農民也是因對環境陌生而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 務農很辛苦，作為外國人，更加辛苦。
我問蔡主任，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我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嗎？ 她告訴我：「你可以做任何你能做的事情， 我們是一部大機器上的小螺絲釘。如果我們各盡所能，機器就會順利運行。」我希望我做到了。 我希望我的微型紀錄片可以提高公眾對這些農村農民所遇到的困境的認知。我希望透過展出這些故事，可以刺激決策者去改變這群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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