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謝欣芩根據她與電影工作者鄒隆娜的訪談撰寫而成。）
我叫鄒隆娜，是一個電影工作者，母親是菲律賓人，父親是台灣人。我在台灣出生，但1歲半的時候就跟著哥哥被父母帶去菲律賓撫養，父母仍定居在台北，只是讓我們在菲律賓馬尼拉長大就學。
原先的計畫是希望爸爸退休之後，我們就在菲律賓生活，但當時是90年代，馬尼拉治安很差，綁架案很猖獗，特別是針對華裔小孩。所以在我10歲、哥哥要升國中的那年，父母就帶我們回台灣。
因為在馬尼拉念的是華僑學校，因此我們有一定的中文基礎，回到台北之後，印象中我沒有太折磨的轉換期。兩邊可能有一些詞彙不同，像是念數學的時候，我不懂橢圓形的中文怎麼說，也不懂為什麼在馬尼拉的華僑學校時，是用福建話背九九乘法表。但因為年紀小，我適應得很好。
成長過程中，我成績都還算不錯，在升學管道中，也一直沒有思考過到底要讀什麼專業，只要成績好，滿足大家的期待就好。大學剛開始是念台大財金，後來發現這跟我的興趣、能力不是很符合，在經歷痛苦的2年後，我決定轉學改念電影，發現很符合自己的興趣，就一直從事電影相關的工作到現在。
是台灣人還是菲律賓人？
我不曾想過，若是一直留在菲律賓會如何，但是很感謝自己曾經有一段時間住在菲律賓，當時的生活經驗跟對文化的浸染，以及產生的認同度是不一樣的，也影響我待人處事及看待事物的方式。
曾經在電影中聽到，語言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我覺得很有道理。只是後來在台灣長大，就很少使用菲律賓話。再加上我是小學三年級離開菲律賓，所以我的菲律賓話其實非常正式、非常「好孩子」，不是很口語。每次去菲律賓，跟朋友講話的時候，他們都會說「妳講話很『規矩』！」菲律賓有很多口語、俚語，有些是很隱微卻又與時俱進的，每一年都在進化，有時候我都需要去看朋友們的臉書，學習當下流行的俚語。當然多多少少會遺憾，如果當初留在菲律賓，就不會跟這些文化有那麼遙遠的距離，也不會經歷文化撕裂感，有一種不管在哪裡好像都是外國人的感覺。
相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台灣，連我的乾媽都會無意間迸出一句「她不算，她外國人！」回到菲律賓也會跟其他人介紹我是台灣人，不管到哪邊都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人。也想過如果遇到兩個國家之間有爭執，那我要怎麼處置我自己？我覺得愈長大之後就愈會有這種複雜的心思。
從外國人、混血兒到新二代，我們如何定義這群人？
關於身分，我小時候沒有「新二代」這個詞，就是「外國人」或「混血兒」。90年代還沒有社群媒體，小孩子相對單純。當時我住在林口，那時候是非常郊區的地方。後來回想起來，當時回台灣的時間點跟年齡很剛好，我可能是學校唯一的東南亞混血兒，大家對於東南亞也沒有概念，在學校唯一被取得綽號是「菲力貓」，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跟菲律賓諧音，就是一個很爛的、但我也不會被冒犯的詞語。記得我當時回同學：「菲力貓很過時欸！有沒有更當代一點的？」可能當時說話多多少少有些口音，但口音慢慢地就變換過來。雖然我現在還是有一點，朋友都說我有一個很討人厭的假ABC口音，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更在地一點。
我其實一直對「新二代」這個詞都有兩個感受，一個感受是正面的，當一些議題要推動時，這個詞可以讓大家立即知道你在講什麼，不需長篇大論，直接用「新二代」相對方便，特別是要推動修法、進行社會運動或其他事情，「新二代」至少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溝通上比較方便。但是，我自己現在在創作上，傾向不要用到這個詞，可以正常化移民這件事情──不只是正常化，更希望大家可以嚮往化移民這個概念。
小時候看好萊塢電影，完全不知道珍妮佛羅培茲是移民，對她的身分背景也沒有太多概念，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好萊塢尤物，令人渴望、想要成為這樣的人，她就是美。但我覺得現在台灣還沒有走到這樣的狀態。我們可能有一個「台灣的珍妮佛羅培茲」嗎？她可能是東南亞裔、膚色黝黑，但不會讓觀眾馬上聯想到她是新二代、是移民，而是尤物、令人渴望的、不可質疑的女主角、是明星。
就我的創作來說，現在會以劇情片來講故事，希望能朝這個方向進行。我想要寫的故事，可能不是大家已經先入為主地認為是一個悲劇，或者是一個帶有悲情故事的女主角，而想要塑造一個可以讓大家暫時忘卻她移民身分的人，不會想到她是誰、她是做什麼的，而是會被這個故事吸引，帶入她的角色去認同、去喜歡這個角色。這是我目前對於新二代這個詞的看法。
用影像去衝撞刻板印象
關於我的創作，大多從自己出發，比如說畢業創作《薯片》就是半自傳性的作品，講述我國小三年級回到台灣後的文化衝突感，對於身分認同產生的火花跟反思。前面拍過移民、移工，我想拍的都是因為我關注到這個人他發生什麼樣的問題，想為他發聲或為自己發聲，我覺得那有一定的效力，但受眾也會有限。因此，我後來才不斷反思，如果今天想要透過作品去改變受眾的意識形態，是不是不能一直去喊、期待他改變，而是要潛移默化的洗腦？就好像潛移默化地透過一個珍妮佛羅培茲，讓更多人喜歡我們這個群體，去轉換他的思維，在劇情片的創作上，我希望朝這個方向努力。
就紀錄片而言，我還是認為需要衝撞，但那個衝撞，需要放進作品的會是法規。比方說，看護工沒有被納入勞基法，網路上就會有留言說，「我們的國家就是沒有把看護工放進勞基法裡面，所以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對待他們。」那麼我們如何說服這些已有既定印象的人呢？又比如台灣人和菲律賓人結婚，沒有辦法直接在台灣登記，需要先去菲律賓，回來再經過面試，好像犯了罪一樣，還要被質疑是不是假結婚、需要做家庭調查來確定不是人口販運。可是像我嫁給一個馬來西亞人，我們可以直接在戶政事務所登記。為什麼？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和制度，都已經白紙黑字述明這個國家不可以，那給人民的感受是什麼呢？
因此，我未來的創作方向可能會想要擴展這兩個部分，在劇情片方面，用娛樂的方式轉換台灣對東南亞的想像，但不想要直接去討論議題，因為那會降低觀眾的觀影興趣；如果拍紀錄片的話，我會想要拍法規的東西，但也仍在思考如何把它拍到不會把觀眾從第一層就擋住，我哥哥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子，他會說，「拍這個東西誰要看啊？都看不懂。」
我認為東南亞有很多電影是蠻值得效法的，因為他們可能有更多的審查制度，這些制度會讓他們用一個轉彎的方式來隱喻或譬喻整個國家的腐敗跟暴力，未來希望朝這個面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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