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記述基於Isabelle Cockel對Valerie的訪談撰寫而成。為保護當事人，本文名字為化名。）
我們是在印尼結婚的。婚後，我在印尼獲得碩士學位，接著搬到美國，與正在那裡攻讀博士的丈夫團聚。我的一些印尼朋友嫁給了外國男性，因為只有印尼的學士學歷，他們很難在國外找到好工作，只能做當地人不願意做的事情。我有一位像這樣的朋友，即使在印尼念到大學，也只能在美國加油站的一家小店裡值夜班。
高等教育是在印尼之外謀生的重要資產，因此，我決定在移居美國之前先唸完碩士。多虧了我的碩士學歷，我在丈夫所在大學的圖書館找到工作。
在異鄉安葬自己的同鄉
在搬到台灣之前，我們曾一起在許多國家生活過。在東南亞國家生活時，我曾協助安葬一名我完全不認識的印尼移工，這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那是大約6年前的事了，她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她在睡夢中在自己的房間裡去世。在這個國家，移工並不會定期做健康檢查，所以如果她生病了，也不會被發現。
據說她是來自北蘇拉威西的基督徒，但和穆斯林丈夫結婚後改信伊斯蘭教。這段婚姻並不幸福，她很可能是非法進入這個東南亞國家，並與一名印尼男子住在一起。她可能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依照習俗，往生者的遺體應該被送回印尼，但我們沒辦法幫她安排相關事宜，因為沒有人認識她的家人。沒人願意處理她的遺體，因為如果有警察調查起來，沒人願意惹上麻煩。
但也還是有人願意提供協助。我們這一群外國人中，每個人都為她做了一點事。我的任務是在她的葬禮上佈置鮮花。有人找到了她的一件舊白色洋裝和一雙鞋子給她穿。另一個人提供了一個枕頭，放在她的棺材裡，墊在她的頭下。一名志工幫她化妝，讓她在睡夢中仍然顯得優雅。神父提供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棺材，我們和印尼大使館支付了她墓地的費用，並在印尼人墓園的一個小教堂舉行她的葬禮。當我開車去墓園時，大雨滂沱，那景象正如英語所說「the heavens opened」。
奇妙的是，當我們抵達時，大雨停了。做禮拜時，神父問我們是否認識她，但沒人認識。在她的墳墓旁，神父領我們禱告，然後為她下葬。我在她的棺材上留了花。這是一次莊嚴的葬禮，雖然我們感到非常難過，但也很高興我們給了她應得的尊嚴。在離故鄉如此遙遠的地方失去了生命，她和其他人一樣得到安息。
為了家人，許多人漂洋過海成為移工
當我住在這個國家時，有一位印尼的家事工每週會來我家打掃一次。我喜歡聽她說關於自己的一切。她的丈夫跟一個年輕女人跑了，留下她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她不得不在孩子沒有父親的情況下撫養他們長大，但父親並不關心兒子們的未來，於是她決定出國工作。
有些印尼母親在前往海外工作之前，會將兒子留在伊斯蘭寄宿學校（Pondok Pesantren），但她的兒子年紀還太小，所以她把2歲和5歲的兒子留給了她的朋友照顧，她的朋友成了孩子們的監護人。由於家事工的合約有效期為2年，她每2年回家一次看望兒子。
有一天，她告訴我，她很生她兒子的監護人的氣。她匯了錢給兒子們，也匯了他們的學費給監護人，監護人卻只給兒子留了一點點錢，把大部分的錢都拿走了，但是她別無選擇，不得不繼續讓那個人照顧孩子。她從小就失去雙親、出身寒微，在孤兒院長大，因此也為自己在孩子們小的時候離開而感到內疚。孩子們需要她的照顧，但她也想提供他們良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在國外工作近10年後，為了兒子們，她還是回到了印尼。
偏見和歧視，就是我的生活
在這個國家，我加入了一個由外交官、商人和大學教師的妻子們組成的小社群。當我們的孩子上同一所學校時，我們在早上會一起喝咖啡。當我們一起出去玩時，我們通常穿著得體，而且化妝。一天，與一位歐洲丈夫結婚的朋友告訴我，當她和她的丈夫向學校洽詢資訊時，她被學校的一名職員歧視。她因為長相平平，而被誤認為是移工。她非常沮喪。事實上，我也有類似的經驗。有次當我和來自中國、義大利和奧地利的朋友外出時，一位印尼店員問我，其中一位朋友是不是我的老闆？為了避免這些誤會，我學會外出時要穿戴漂亮的衣服、飾品並化妝。
自從我結婚以來，因為我丈夫求學和工作的關係，我走遍了各大洲。他和我們的兒子有歐洲護照，我則持印尼護照。歐洲護照讓他們可以不用簽證進入大多數國家；但是我則必須申請簽證，並且會受到嚴格審查。國際旅行對我們來說壓力很大。我體驗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國籍的護照給某些人帶來特權，但對另一些人造成歧視。
當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公婆時，他們的親戚和鄰居見到我都很興奮，其中有些人甚至驚訝地撫摸著我的黑色長髮和曬黑的皮膚，因為他們從未見過印尼人。和他們住了幾個星期後，我和丈夫搭船前往英國。在上船之前，乘客們出示護照以供查驗。我丈夫進入英國不需要簽證，而即使我有合法的簽證，他們仍然仔細檢查我的護照。我丈夫很生氣，難道印尼人不出國旅遊嗎？
還有一次，我和4個月大的兒子一起從美國到歐洲。在美國機場等待安檢的時候，我比其他旅客等待的時間更長。我問一位女職員，「為什麼要我留在這裡？只因為我是印尼人嗎？」這位女士要我稍等，她去向主管請示，但她回來告訴我，這是因為我帶著嬰兒。我不會讓他們有機會對我差別待遇。一旦你容許這種情況發生第一次，就會再有下次。
在歐洲待了幾個月後，我和兒子飛回亞洲和我的丈夫會合。他在那裡做研究。幫我訂機票的旅行社提醒我，其他嫁給歐洲男人的女人覺得旅行時需要帶孩子的出生證明，所以我也照做了。當你與一個長得不像你的兒子一起旅行時，你可能會被誤認為是個綁架者。我的印尼護照和他歐洲護照上的姓氏不同，這也可能使事情變得更糟。
在搬到台灣之前，我們必須先做健康檢查。我的歐洲丈夫和兒子得以豁免，但我不得不接受糞便檢查。我知道這是為了公共衛生，無論是在地人還是外國人，這都是為了他們的健康著想。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很丟臉。我們一家人住在一起，他們吃我做的食物，為什麼他們可以豁免，但我必須接受檢查？台灣人經常錯把我當成移工，在台灣的印尼移工們也以為我是移工。但是當他們知道我是一名專業人士時，印尼移工又不會把我當成是同鄉。
因為長相的關係，我有很多身份。偏見和歧視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經歷。皮膚黝黑、長相普通，只要穿得太隨便就會被誤認為是外傭。在我的丈夫旁邊，我要是穿得太漂亮，就會被當成是妓女。我知道我在印尼境內和境外都被刻板印象籠罩著，我總是介於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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