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哈佛大學的教授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表彰她增進了人們對於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戈丁的研究解釋了為何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意願不如男性，收入也比男性更低。她的理論是：女性的選擇經常會受到婚姻跟家庭責任的限制，而她稱為「貪婪工作」（greedy work）的固定、長時工作模式，讓這種狀況變得更嚴重。
根據台灣勞動部的數據顯示，去年台灣女性的薪資只有男性的84%。在其他已開發國家也有類似的狀況。美國和英國的性別時薪差距和台灣差不多，南韓與日本甚至超過30%。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獨立評論@闖天下》第50集Podcast，專訪得人資源公司的創辦人蔡淯鈴。她曾經待過科技產業，以「幫媽媽找工作」作為創業初衷，致力推動多元人才來源、多元價值媒合與彈性的工作措施。這樣的關懷，正與今年諾貝爾經濟獎的追求不謀而合。她期望藉著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將女性勞動的議題帶上檯面，讓我們重新思索：現代的勞動社會，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改變？
想在職場上獲得成就，卻難以兼顧照顧家庭的渴望
我創辦得人，一開始是從自己已婚的同事身上看到，要兼顧工作和家庭有多不容易。許多人希望職涯中可以有一段時間回家陪孩子，可是要重新回到職場時就會很掙扎，因為還是有陪伴孩子的需要，好像沒有一個「不要工作那麼多」的選項。
就像戈丁講的，「貪婪的職場」會把人完全吃掉。我去年寫過一篇文章討論「菁英媽媽想上班」這件事。事實上，在高薪的職位裡還有更大的挑戰。工作強度非常高的職場，對人的期望是很高的，報酬也非常豐厚。不論在美國或台灣，我們從小都被教育去做最好的自己、去挑戰達到不可能的高度，這種心態可能吞噬一個人。個人很難去對抗這種職場背景壓力。
職場會形成這麼大的力量，也和整個產業文化與社會風氣有關。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競爭下，特斯拉創辦人一天的薪水，可能我們做十年都拿不到。這麼巨大的差距，讓人更容易在工作中刁鑽而出不來，不論男女都是一樣。所以，我覺得這裡有兩個部分需要討論：如果是菁英分子，職場的型態與樣貌固然是一個問題，可是對自己而言，在面對一個這麼大的誘惑和挑戰時，如何去平衡工作與生活，個人的態度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台灣，我認為我們給予比較少支持的，是育有0～6歲小孩的父母。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有育兒的需求，就可以感覺到工作家庭之間的衝突比較大。所以問題不在性別，而是在「有家庭照顧責任」和「沒有家庭照顧責任」的差距。這是我在今天台灣看到的現象。
我在瑞士看到的彈性職場
我認為彈性職場的核心理念，就是人和工作是可以協商的。除了一天8小時的固定工時選項之外，有沒有辦法透過協商討論出一個比較好的工作方式，讓人可以兼顧工作跟家庭？
最常見的也許就是彈性時間，可不可以讓他早上7點半來上班、4點半下班？這樣他就可以接小孩、跟小孩一起做晚餐。如果一對夫妻有人早上班、有人晚上班，這樣他們就可以分攤接送責任。疫情期間有居家上班或混合式上班的模式，有幾天在家、有幾天在辦公室；也有部分工時工作，也許我一個星期只做24小時、30小時，而不是40小時……無論哪種變形，核心理念都是透過這樣的彈性協商，讓人可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從而感到幸福。
我對彈性工作比較多的認識，是我在負責瑞士市場的時候。當時我得知在瑞士有6成女性和2成男性做的是部分工時的工作。這裡的部分工時並不是像摩斯漢堡或7-11這種打工，而是在一般的白領工作中，每週不做滿法定工時，有自己的安排。
記得有一次我去拜訪我們代理商的財務部門。我問我的窗口，下星期三可以跟她約對帳嗎？她說不行，她那天沒有上班。她是正職員工、財務主管，但只做半份工作，星期三是她的休假日。我當時非常驚訝。那是2007年，在台灣的科技業，我們唯恐加班加得不夠，長工時是理所當然，他們卻不是這樣。我們對工作的概念是加上去的，他們卻是減下來。
這給我非常大的衝擊，開始去想：為什麼在一個社會裡，會有人覺得自己的工作要做少一點？我覺得他們是去尊重一個人的需要，知道一個人需要這樣的機制才能好好工作，所以就願意給出支持。
把工作放在第一優先，卻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雲章講到一個故事，一個科技業的女性財務主管身體出了狀況，但擔心公司不能一天沒有自己，不敢請假去休養，所以一直撐到退休才去動手術。雖然後來恢復健康，但還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認為這跟社會的價值觀也有關。工作者和她的公司兩方都有責任。如果老闆得知員工可能有嚴重的健康問題，還讓員工這樣拖著，那老闆是不對的。但也有可能老闆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公司沒有一個可以讓員工安心去協商的環境呢？這又是另一個議題。
台灣的工作者可以說非常敬業，但我們也可以質問：為什麼你的工作好像比你個人的幸福健康更重要？今天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的一部分重要原因是來自傳統文化。我們很習慣「公而忘私」，工作優先，比自己、自己的家庭都更重要。這是合理的嗎？過去可能如此，但在時代變遷下，這是需要好好檢討的。
之前三級警戒時我們做過調查，發現幸福感減少最嚴重的，大概是這幾類人：45歲以上、女性、中高階主管、有0～6歲小孩。如果剛好符合其中好幾個身分的話，那就是最辛苦的。
我們也注意到，資源越是豐厚、有錢、中上階層的家庭，反而越是保守，因為他們夫妻不太需要討論家務分工，用錢就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服務，解決家庭照顧的議題。比較年輕的群體或中產階級反而更快做到夫妻共親職，甚至在三級警戒的時候夫妻關係更好、親子關係更好，在家庭裡有更多時間可以相處。
妳不只是媽媽、妻子，也是妳自己
我們目前協助重返職場的女性，大部分有高等教育背景，比如大學、研究所或專科以上，許多是35～45歲，小孩比較大了，想要重新回到職場。這樣要面對的挑戰當然很多，但最核心的是她本身的心理準備。
在我們的社會，常常是用角色來決定一個人，而其中「媽媽」是一個很特殊的角色。我們的社會，包括當事人本身，都把這個角色神聖化了，好像一個母親如果沒有做到100分，就不是一個成功的媽媽。所以當一個女性要從媽媽的角色跳出來工作、重新尋找自己，就很容易掙扎，也不太知道怎麼因應這種轉變。
我覺得核心在於這個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她從一個單身未婚的女性，到結婚沒有小孩、結婚有小孩、再到小孩長大，這一路過程中她必須知道，她是有「自己」的。她的「自己」比她的任何一個其他角色都大，當然也大過「媽媽」這個角色。我們是透過這些不同的角色去豐富我們的人生，而不是讓角色吃掉我們自己。
還有一個挑戰是：女生對媽媽的想像往往來自自己的母親。如果她的女性長輩為了孩子犧牲自己，我們可能看到兩種極端：一種是當她想要去做自己、也把工作做得很好的時候，她的媽媽、婆婆會來阻止她，說她沒把小孩照顧好，這樣是不成功的女人等等。另一種則是因為看到女性長輩的犧牲，讓她更不願意成為那樣的人。
過去集體主義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沒有自己，只要大家同心協力，雖然各自不完整，加在一起的力量是大的。但現代社會我們更主張每個人要做獨立自主的人，去追求幸福，所以夫妻共親職、一起協力、分擔家庭照顧的責任，就變得更重要，也讓他們在職場上能各自有比較好的投入。也別忘了，家庭照顧有辛苦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我們必須讓大家同時看到這兩件事，鼓勵大家一起分擔責任，也一起享受美好。
如何幫助這些媽媽們從「我是大家的支柱」轉變為「我就是我自己」？坦白說，每個人內心都有做自己的渴望，我們會透過支持團體這樣的方式讓大家述說、書寫自己的故事，讓大家漸漸釐清自己的想法、對自己有比較多的認識。但我覺得更大的重點是對年輕一輩的女生說：只要你很清楚你是誰，你不用擔心當了媽媽就沒有了自己。
不管是什麼性別，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認為理想的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人，有足夠的環境和空間，讓人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一個人可能有工作的角色、有家庭的角色，但都有空間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現在我想像中的社會現代化沒有完成，有一大部分其實跟男性有關。我們的社會過去經常告訴男生，成功就是你幾歲要做到什麼公司的什麼位置、賺多少錢、管多少人。可是我們沒有給男生一個圖像，告訴他幸福就是你工作也很好、家庭也很好、你太太跟小孩都很愛你、全家常常有在一起的時間，你的小孩因為爸爸的陪伴而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的社會應該要進步到讓男女都可以追求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這樣才是一個現代化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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