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在回顧台灣社會演進的歷史時，我們很可能會把李靚蕾事件當作一個里程碑。這個高強度事件，顯露我們的社會在發展上的長年困境，促進整個社會反思，給了我們轉變的契機。
現代化的職場，傳統的家庭
當今社會的狀況是：
在工作能力、跟專業展現上，我們是現代的。男性、女性都可以被好好栽培，有好的受教機會。在職場上，我們都是專業工作者。別人透過我們的工作成果來認識我們，給予我們肯定，讓我們獲得尊重跟金錢酬賞。但在職場環境裡，我們並不太多考慮工作者還有家庭責任，只考慮他們的工作角色，對育有幼兒的父母來說，兼顧工作跟家庭不那麼容易，時間很緊，壓力很大。
然而，在家庭運作上，我們是傳統的。越是大戶人家，保留的儒家傳統越是深刻。兒子是家族的驕傲，從小父母就給他最好的一切教育跟物質，確保他將來在社會上的成功；在他還小的時候，家裡的所有人都配合他、呵護他。這種傳統教育，固然給他男人要照顧妻小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運轉思維。當妻子不再是儒家傳統裡那種以夫為天、犧牲自己來成就家庭，而是跟他平等、共同養育下一代的現代家庭兩根柱子之一時，有些高成就丈夫即便願意，但也不一定知道怎麼來做夫妻角色協商、職涯協商。
大戶人家的挑戰主要來自於兩方面：第一，來自於傳統家族文化，公婆的期待非常具體。媳婦要面對的，可能是來自於公婆、姑叔，甚至包括自己原生家庭的傳統角色期待。這種婚姻，不是兩個人開創新家庭，而是一個人嫁到一個家族。第二，丈夫的社會經濟條件好，在外的試探跟機會很多。單就金錢來說，他們或許有能力三妻四妾。若是他對婚姻的承諾不夠，在夫妻關係上，就可能凡事都歸咎成另一半的錯，進而把自己不忠誠的行為合理化。
發展落差帶來困境，晚婚晚育是結果
在50年前，我們的祖父母時代，整個社會在工作上、家庭上都是傳統的，自有一套運轉機制：夫妻兩人不管合不合，相忍為家，在家族的保護跟壓力下，一起對家庭忠誠，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這樣過一輩子了。
但在當今的社會，在工作上，我們是現代的，男女是平等的；在家庭上，我們卻還保留或多或少的傳統時，這就產生了落差。女人在外可以有一片天，在家卻要為男人犧牲奉獻，結婚生子就被看成是一個傳統束縛，多於幸福來源，甚至是帶有風險的事，當婚姻一旦破裂或遇到困難，一方不再忠誠，有孩子就會辛苦。我們的職場對育有幼兒的雙薪家庭，以及單親父母的友善措施都不足夠。這讓女性感受到，要兼顧工作跟家庭是很辛苦的。
若是一個女性一直保有自己的工作，持續有自己的人際圈跟自我成就感來源，當她遇到婚姻裡的挑戰時，她比較能夠用現代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尋求出路。但若是一個女性為了家庭而中斷職涯，她會漸漸地落入以傳統角色觀念來自我期許的文化習慣裡。
在一些真實故事裡，我們曾看過兒子聲稱太太難相處所以出軌，公婆聽了兒子的話，也怪媳婦不好，而媳婦也在傳統自我角色裡轉不出來，一直自我懷疑，覺得自己不夠完美沒做好，自信滑落到谷底走不出來。要重回職場，她第一步要做的事，是要讓自己在家庭所受的傷得到醫治。
這個社會發展上的困境並非始於今日，過去40、50年，我們一直在經歷這樣的挑戰。只是在更早以前，社會仍在威權時代，傳統的壓力很大，有些人選擇為了孩子在婚姻裡忍耐一輩子、或是忍到孩子大了，甚至乾脆不要進入婚姻。
當這個困境沒有被反思，我們對家庭、婚姻的概念沒有進展，就會有越來越多人看不到婚姻家庭的好處，而是看到它的風險跟困難，就選擇不要結婚。台灣今天的晚婚晚育有很多原因，但在文化面，怎麼突破儒家傳統下的角色困境，是一個深層但重要的議題。
七年級世代在呼求50年來未完成的社會演進
李靚蕾是七年級生。在台灣，七年級生以後的世代，想要在工作跟家庭上都能夠做自己，男女平等的現代化思維比前幾個世代都更加強烈。我們的社會若要能夠永續發展，就必須要能回應這個呼聲。
在職場上，我們需要有友善家庭的企業文化與措施，讓人覺得工作跟家庭是可以兼顧的、是美好的，才會讓更多人對工作跟家庭都有信心；在家庭上，我們需要更多的反思跟自覺，讓在儒家傳統觀念下養大的男男女女，有更多的自我覺察的空間，去思索要怎麼經營小家庭，調整自己、相互配合，活出自己對家庭的承諾。
多年以後，我們可能會感激這個事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讓整個社會一起來討論、反思自己在相關議題上的態度。這讓事件當事人這些年來所受的痛苦，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就像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一書裡說的「我們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拔的特點，與新時代的應有的條件一比，距離過大。一到必須改革創造之際，不可能避免一個地覆天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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