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對歐洲人來說，還是很性感！」（Southeast Asian is still sexy to Europe!）
這句話是一位已回到印尼的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對我說的。當時她透過社群網路祝我中秋快樂，我則告訴她，自己正在柏林參加「歐洲東南亞研究學會」（EuroSEAS）兩年一度的會議。我將她這句回覆秀給常駐在柏林的東南亞當代藝術家們看，她們相視大笑，又在「性感」之外加上了「異國情調」（exotic），並說對德國未必如此，但是對歐洲其他國家「是的」！在接下來的會議期間，東南亞學者們面對歐洲學者針對東南亞的態度，有一連串精彩的交鋒。
是蹲點還是去逛動物園？
某場演講中，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學者分享了自己在胡志明市觀察越南社會的貧富差距：「在胡志明市的公車內，走進了一位穿西裝打領帶的白領階級。他穿著筆挺的西裝，講著河內口音的越南話，因此在胡志明以貧窮人為主的公車上，特別引人側目。公車上的人似乎也都很不喜歡這位白領人士，因為其他人都是相對貧窮的。」
這句話才講完，來自越南的學者就提出一連串問題：「你如何判定那位白領人士講的是河內口音？你知道北越的口音也很多元嗎？白領人士穿著西裝是否就表示他的收入高？或許他是跟人家借的衣服，今天要去面試？你每天都看到同一人做這樣的穿著，然後在公車上被其他人側目嗎？請問這樣的現象你花了多久的時間觀察？你是否有作訪談調查？」
該場次演講結束後，我跟著一群「越南研究」的學者們在會後去喝啤酒，他們表示，以前在越南的教授也是搭公車上下班，所以教授們都是窮死了嗎？到底是什麼樣的偏見，才會造成這種拿不上檯面的觀察？在越南學者口中，有部分歐美學者到了東南亞，就是用這種彷彿「到動物園隔著柵欄看動物」的態度，僅僅記錄下動物的行為與樣態，卻不去深入了解個體的獨特性。這種非常膚淺的觀察，絕對不是人類學應該有的態度。
「混」進歐洲東南亞研究會議的台灣人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樣的盛會。歐洲、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各地的學者們聚集在柏林，針對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環境生態與永續發展、區域經濟、文化融合與變遷、邊境移動等議題進行各種對談。主辦單位今年選擇柏林歷史悠久的洪堡大學作為會場，該校學生則擔任各場次論壇的志工。洪堡大學位在東柏林區，周邊仍保有東德時期的懷舊風貌，古老的建築與街區規劃，散發著沉靜的氣氛。
這次會議中，幾乎所有參與的學者都有人類學背景。雖然我一直覺得自己博物館員的身分很突兀，但是對於心胸開放的人類學領域來說，沒有所謂「誤闖」與「誤入」的問題，方法、理論、觀察與訪談，才是人類學者們持續追求的。
回溯到2017年，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策展團隊推出了「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展覽期間的某天，臺博館南門園區與我聯繫，並請我務必回電話給一位來自泰國的訪問學者Prof. Morakot Meyer，她希望對這個特展進行訪談。Meyer當年正好接受中研院的邀請，針對東南亞與東亞地區的跨國移民現況進行研究，而「台灣的博物館如何面對這些當代議題？又做出什麼回應？」則是她研究的子題之一。基於責任，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接受Meyer的各種研究提問。
也是在那一年，筆者現今就讀的台藝大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賴瑛瑛教授，邀請一位遷居德國柏林10年的越南籍藝術評論學者Ms. Bùi Kim Đĩnh來台，針對越南博物館的現況與台灣博物館在歷史議題詮釋、政治立場、文化平權等領域的進展，進行一系列的公開講座。講座的空檔，賴教授帶Đĩnh來參觀臺博館，我同時也向她說明博物館在進行的新住民與文化平權計畫。
2018年，Meyer再次來台，當她提出預計於2019年前往柏林參加EuroSEAS 2019年會時，我表示自己也很希望可以參加，也因此幸運的被列入專題小組的共同主持人（Panel Conveners）。由於我們這個Panel缺乏一位與談人，因此我又邀請了長期住在柏林的Đĩnh。就這樣，我混進了這個東南亞及歐洲東南亞研究學者的社群中。
跨國移工在他國面對到的議題
歐洲東南亞研究學會是荷蘭萊登大學轄下的眾多研究組織之一。在今年的會議中，總計有176場次的「專題小組討論(Panel Sessions)」、7場次的「圓桌論壇(Round Tables)」、4場次的「批判性討論會議(Laboratories)」、2場次的「專題演講(Keynotes)」以及5場次的「影片放映暨導演映後對談(Film Screenings)」，透過多元的座談形式，深入討論各種東南亞的相關議題。因為場次非常密集，因此從論壇的第一天起，每個人都瘋狂的在各個場次間不停穿梭。
Meyer教授與我們的這個專題小組，名稱為「跨國移動在網路與實境空間中的互動」（Offline and Online Spaces of 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Facebook, Mall, Museum and Art）。本來以為只有1.5小時的專題討論，因主題的關係，最終成了紮紮實實的3小時討論。其中的主題包括移工進行跨國移動時，在陌生的國度中面對到工作、法律等生存議題，是如何在網路上進行相關的串連、互動？又得到何種提供支援與協助？
越南學者提到台灣的越南移工現況時表示，移工們善用臉書進行溝通、直播並傳遞在台灣的生活狀況，越南移工團體也曾在台灣爭取適當且安全的宿舍環境，並提供了越南籍移民工的一些相關數據，甚至台籍無良雇主造成的移工死亡與逃逸案例。在「A Space in Foreign Land: Intertwin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World of Vietnamese Migrants in Taiwan」這個主題中均有詳細而完整的說明。而這場次的結論，則在「你們台灣人和台灣政府到底怎麼看待我們越南移民和移工？」討論中，由臺博館說明東南亞移民工社群的各種活動，讓我驚險過關。
同時，與會學者也提到移工們會在某些區域進行聚會，例如在大型商場舉辦選美比賽等等。這個部分跟台灣移民工在車站聚集、舉辦選美比賽等東南亞街區的行程相當類似。來自泰國的學者描述緬甸籍移工會在泰國的神像或廟宇前穿上緬甸傳統服裝，並進行攝影比賽，藉此撫慰異鄉工作的孤寂感。然而，這樣的行為也引發泰國社會的批判，認為緬甸移工穿著傳統服飾站在泰國的廟宇拍攝美照，是破壞泰國佛教文化的神聖性。
東南亞社會中亟需被理解的艱困議題
我另外參加了一場圓桌論壇，主題為「回應艱困的社會現況：學術與藝術圈急需密切的合作」（Responding to Troubling Times: The Urgency of Collaborations Between Academics and Artists）。這個場次是這次年會中唯一全部由東南亞學者組成的圓桌論壇，聚焦於東南亞各地日益加劇的社會和政治挑戰。參與者包含來自菲律賓、越南、泰國與印尼的攝影師、視覺藝術家、電影製作人、表演藝術家和小說作家等，他們在質疑社會現狀的同時，也不乏透過藝術喚起人們好奇心和想像力的能力。
這場圓桌論壇中討論了泰國對於軍政府的抗爭、越南政府對藝術家作品的審查制度，菲律賓反毒戰爭帶來的過度濫殺等等。菲律賓記者用一張張血淋淋的照片與數據，說明了菲律賓街頭的現實狀態，也深深觸動現場觀眾的神經。藝術家們都期待學界對於當代社會運動與相關議題能投入更多研究，並與藝術家們共同攜手合作，或許能接觸到更廣泛的受眾，塑造公眾輿論，推動國際社群更清楚看見東南亞社會的現況。
最具神力的場次：東南亞服裝與飾品
在嚴肅的東南亞社會議題結束後，我很認真地去旁聽與東南亞服飾與飾品主題相關的專題小組。在「象徵權力與神力且作為護身符的東南亞服裝與飾品」（Power Dressing: Clothing and Ornament as Amulet）這一場中，小小的會議空間擠滿了人。來自菲律賓、越南與峇里島的美國學者為東南亞服裝與飾品如何逐漸演變成代表權力、神力與護身符的過程提供了精彩解說。來自美國康乃爾的學者長期蹲點峇里島、研究傳統服飾，說得一口流利的印尼文。看到我穿著印尼人送我的蠟染服，開心地拉著我用印尼文聊天。菲律賓與越南的學者則因為這兩地與台灣有很深的族群遷徙歷史脈絡，當他們知道我是來自台灣時，立即針對台灣和菲律賓、越南的關聯講個不停。
從越南開始，也從越南結束
到柏林的第一天，我就被帶去吃越南料理。而回台灣的前一天晚上，也去吃了越南料理。
柏林有大量的越南人，這跟東西柏林的歷史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柏林圍牆分隔兩地的年代，東柏林從同樣是共產主義的越南引進勞動人口，以達成東柏林的相關建設、跟西柏林競爭。南北越戰爭時，德國又接納了大量的越南船民（難民）。因此在柏林，有和北越淵源深厚的越南學者，也有當年南越的難民。其中有人選擇來台灣念書後再回到德國，對於台灣也有很深厚的情感。
這次在柏林，遇見了很多東南亞學者與藝術家，在聊天的過程中，對於我的東南亞知識，他們是很肯定的。因為臺博館過去跟移民工個人與團體合作，讓我們吸收到很多基層、庶民、真實的資訊。尤其在東南亞各國，一個國家中會有多元族群及語言文化差異，這些都是認識東南亞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在台灣和我接觸過的東南亞朋友們，讓我有機會用他們來自東南亞的眼睛與思考邏輯看待這個世界，也帶著我回頭一起望向他們的家鄉故事，思考世界與東南亞的關係，而讓我得以屏除以華人思想為中心看待東南亞的態度與習慣。
我很感謝在台灣和臺博館一起合作的移民工夥伴們，你們讓我學習到很多，也讓我在歐洲的東南亞社群中，不至於無知到被取笑，甚至被肯定，是真正「和東南亞移民工一起工作」的博物館員。
（作者為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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