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能否讓兒童的生活變得更好？」國際媒體素養專家 Sherri Hope Culver 的答案是肯定的。
然而，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錯假訊息快速擴散，台灣亦位處資訊戰的前線，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不只是「如何教孩子使用媒體」，而是回到內容源頭，我們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媒體給他們？這些兒少媒體，是否能支持他們理解世界，也逐漸理解自己？
回顧台灣媒體素養教育 20 餘年，富邦文教基金會始終參與其中。從 2002 年《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推動媒體進入課綱，到陸續開發影像教育教材、投入兒童媒體孵育計畫，直至 2023 年發布《數位時代媒體素養教育白皮書》。面對快速變動的媒體環境，總幹事冷彬點出一個深層的焦慮：「當策略的擬定來不及回應媒體的驟變，我們能夠如何教孩子？」看見台灣被排除於聯合國體系之外、缺乏國際媒體數據與討論資源的情況下，基金會期待透過與國際媒體素養學者的交流，開啟在地轉譯的可能。
當「螢幕時間」不再是問題
「是誰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海綿寶寶！」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席、美國天普大學媒體與資訊素養中心主任的 Sherri 以耳熟能詳的主題曲帶動唱開場，隨即話鋒一轉，詢問視線停留在手機的中學老師們，我們在聽講空檔時的分心、是否與學生課堂上面臨的挑戰並無不同？
在 LED 電視牆、大眾運輸跑馬燈等各式螢幕充斥的日常中，我們已進入高度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生活。因此，「螢幕使用時間」不再是最關鍵的指標，更需要關注「螢幕如何被使用」，以及這樣的使用「如何持續」。媒體素養教育的重點也並非在於減少接觸，而在於陪伴孩子學會「選擇」，選擇觀看什麼、如何觀看，以及如何理解所見的內容。當兒童開始接觸螢幕，持續地對話至關重要，使他們在提問中逐漸理解規則、掌握辨識的方式。因而媒體素養並沒有標準答案，而是一個持續共同思考、彼此激盪的過程。
媒體素養，是持續提問的能力
「媒體素養是方方面面的事情，從媒體的取得（Access）、分析（Analyze）、評估（Evaluate）、創造（Create）直到採取行動（Act）。」 Sherri 長年參與的美國媒體素養教育協會（NAMLE），將媒體素養視為一連串動態的歷程。人們可能從新聞、廣告或娛樂節目中取得資訊，例如在串流平台 Netflix 觀看《Kpop 獵魔女團》時，可以進一步向孩子提問：作品中有哪些韓國文化元素？為什麼這部作品能在全球引發關注，甚至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關鍵從來不在於得到正確答案，而是如何提問、如何引導思考。透過問題本身，開啟不同理解路徑，使媒體成為可以被討論的對象。
若從兒童媒體識讀的發展歷程來看，初期多以「保護」為主，由家長篩選與提供適合的內容；接著進入「保護指引」，與孩子共同建立使用規則，例如完成課業後才能使用媒體，或由家長協助管理帳號。當孩子逐漸具備能力，則進入培養批判思考與獨立性的階段，透過提問，打開對媒體的理解與多種使用方式的可能，例如：「我們能不能用 AI 來幫忙做這件事？」或「你可以教我你是怎麼做到的嗎？」最終，在適度監督下，孩子逐漸發展出自主性。此時，提問不再只是來自大人，而是轉向自身：「我最近花比較多時間在短影音，這對我來說是放鬆，還是壓力？」「這樣的使用方式，有沒有幫助我做到原本想做的事？」當孩子開始這樣提問時，媒體素養成為一種能夠持續覺察、選擇與調整的能力。
教室裡的提問練習
「我們如何把媒體變成創作與生活的一部分？」Sherri 以一連串關鍵提問，帶領現場重新理解媒體識讀的方式。先探究媒體背後的「作者」（author），是誰創造了這則訊息？接著掌握媒體的「形式」（format）如何編排創意手法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再反思媒體傳遞特定資訊的「目的」（purpose）。進一步，當我們作為「觀眾」（audience），不同閱聽人如何從同樣的媒體內容中產生不同理解？而媒體內容又反映了什麼樣的「文化」（culture）背景？例如，當廣告公司選擇「聖誕老公公暢飲可口可樂」的圖像輸出為大型廣告看板時，這樣的意象或許會讓基督徒與天主教徒觀眾感到親切，卻也可能忽略其他宗教與文化脈絡下的多元理解，甚至產生距離或歧義。
於是，我們需要釐清媒體所引發的「情緒」（emotions），從何而來？當詢問孩子第一次觀賞限制級電影的經驗，多數發生在 13 歲以前。而在回憶這些片段時，往往能從他們不自覺的肢體語言中，看見當時未被說出口的不適。面對暴力或血腥畫面，孩子多半只能自行消化，告訴自己「不要再想了」，卻缺乏被理解與引導的機會。然而，無論是在觀看之前或之後，其實都存在可以介入的時刻。在觀看前，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內容可能涉及的刺激元素，讓孩子在理解情境後，有選擇是否觀看的空間；在觀看之後，也可以邀請他們描述感受，協助辨識情緒的來源。相較於僅僅因為同儕流行而跟隨觀看，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意識到在使用媒體的同時，他們其實正在經歷各種感受。而這些感受，可以被理解、被討論，並延伸出新的提問：當我意識到這些之後，我接下來想怎麼做？
回到教學現場，當數位助理自幼陪伴孩子成長，生成式人工智慧逐漸成為學習夥伴，教師也面臨新的提問，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回應學生更為複雜的媒體使用經驗？我們是否能不只是出於恐懼與防範，而是以想像與希望，重新展開對話？
在講座中，Sherri 邀請教師分組討論「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網紅」與「YouTube」的優缺點。從即時回饋、自主學習與跨域連結的可能，到分心、沉迷、同溫層與情緒壓力的挑戰，這些分享點出科技帶來的利弊，同時觸及問題核心「不在於判斷哪一種媒體『是否可靠』，而是我們是否教會學生如何提問、如何探究，以及如何檢視資訊的品質。「即使是看似輕鬆幽默的內容，也可能在無形中形塑我們對他人的想像與認知。從教育現場出發，媒體素養教育應創造一個可以持續提問與對話的空間。「當教師願意放下『必須解釋一切』的角色，以真誠的好奇與學生展開討論，哪怕只是一段 3 分鐘的課堂開場，或一個即時出現的影像片段，都可能成為思考的起點。」冷彬補充回應，在某些時刻，「沒有標準答案」本身，正是一種重要的學習。
「優質內容」是什麼？
當我們試圖陪伴孩子成為更有意識的媒體使用者，也逐漸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媒體給他們？如果媒體確實影響孩子理解世界與自我的方式，並且可能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那麼，在創作與選擇兒少媒體內容時，我們又該掌握什麼樣的原則？
在研究報告〈關於品質的提問：為何兒少媒體必須力求卓越？〉中，Sherri 向超過 80 位兒童與青少年媒體內容的創作者與決策者同一個問題：「何謂優質內容？」這些來自美國、巴西、英國、澳洲、希臘與加拿大等國的受訪者們，往往不約而同地反問：當我們談論「品質」，究竟是誰在定義？它關乎預算規模？製作的精細程度？還是會隨著平台、受眾與使用情境而改變？這些提問幾乎先於所有答案而出現。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內容是否成功」本身，就取決於誰擁有評斷的權力。也正因如此，Sherri 反而邀請我們在這裡暫停一下。與其急於依附單一標準來衡量內容價值，不如先將問題重新打開，當我們談論「品質」時，我們究竟在意什麼？
理解兒少媒體的「品質」
「在理解那些反覆出現在訪談中、用以描述優質兒少媒體的詞語時，需要先認識兩點事實：首先，不同年齡層的兒童，本就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需求；其次，這些詞語的意義與重要性，也會隨著孩子的家庭背景、生活環境與成長條件而改變。」在這樣的前提下，Sherri 將訪談資料進行編碼，歸納出 5 個彼此關聯的核心面向。
「兒童發展準則」強調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回應他們真正關心的議題；「社會情緒準則」關注不同年齡層的理解與感受，思考媒體如何參與兒童的情緒經驗；「娛樂性準則」則回到創作本身，在角色、故事與主題之間做出選擇，並在適當時機出現，回應當下的時代氛圍。「文化理解準則」著重內容是否貼近孩子的生活經驗，他們住在哪裡、吃些什麼、會為什麼擔心，又會為什麼發笑；而「呈現方式準則」則將焦點放回孩子本身：當他們面對這些內容時，是否能在其中看見自己？畫面與故事是否與他們產生連結？〈創作優質兒少媒體的15項細則〉便是在這 5 個面向之下延伸出的創作筆記，作為在不同情境中持續調整與回應的參考。
從「好玩」開始：15 項創作細則
「孩子都想要玩得開心。若要吸引孩子，首先要讓他們喜歡。」美國媒體研究機構 Dubit 的 David Kleeman 如此總結。第一項細則「從遊戲與玩心出發」提醒我們，「有趣」並非附加條件，而是前提。無論是透過遊戲性激發參與，或以幽默調節較為沉重的主題，都是引領孩子進入內容的重要方式。「呈現當代兒童的真實樣貌」與「以兒童的觀點為中心」則從內容本身轉向孩子的位置。澳洲兒童電視基金會的 Jenny Buckland 指出，孩子應該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擁有發聲的權利。所謂「真實」，不只是再現生活樣態，更關乎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與他人互動，以及如何感受世界。這也意味著，創作者需要不斷調整視角，避免以成人的邏輯覆蓋兒童的經驗。
在此基礎上，「支持文化認同」與「培養對多元與差異的欣賞」回應了當代媒體環境的變化。隨著串流平台如 Netflix 與 YouTube 的普及，孩子得以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內容，所謂的「真實」也不再侷限於單一文化想像。英國電影協會 YACF 的 Jackie Edwards 將那種刻意去除文化定位、使內容失去具體感的現象稱為「全球無地感」（global nowhereness）。例如，節目設定所有孩子都穿牛仔褲、早餐都吃三明治，看似中性，實則削弱了真實感，也難以引發共鳴。 相較之下，當內容能誠實呈現具體的文化脈絡，無論是語言、生活細節或價值觀，不僅讓孩子看見自己，也開啟對他者的理解與好奇。例如近年以特定地區為背景的作品，如《妙妙犬布麗（Bluey）》與《瑪莎和熊（Masha and the Bear）》，都獲得廣泛喜愛，孩子甚至會模仿角色口音，或學習帶有文化特色的詞語。
在「如何讓孩子進入兒少媒體世界」之外，第 6 至第 10 項細則進一步關注他們如何在其中感受、理解並回應他人。從「激發好奇心與開放心態」到「傳遞對他人的同理」，優質兒少媒體不只是推動情節發展，更在日常細節中建立關係，使孩子逐漸學會從他人的處境出發，並對世界保持提問與感受的能力。同時，「揭示挑戰的存在，但強調持續嘗試可以培養韌性」，讓成長回到過程本身。以台灣客家電視台的節目為例，在一段記錄爺爺果園日常的影像中，小孫子平時用竹竿逗雞玩，卻在第一次需要將雞引出並餵食時顯得猶豫。一方面期待靠近，一方面又害怕被啄；他試圖用網子捕捉卻沒有成功，只能倒下飼料後迅速退開，在靠近與退縮之間反覆試探。這樣的片段並未以成功與否作結，而是讓觀眾看見，在恐懼之中仍願意嘗試，本身即具有意義。「在情感、社交與發展層面上吸引感官」與「內容可以直白也可以俏皮」，則回應不同年齡階段的感知方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試探規則與邊界，帶著些許淘氣與不完美，從中理解世界如何運作。當內容允許這些不穩定與探索存在，並以真誠而非說教的方式呈現時，反而更貼近兒童經驗，使學習自然發生。
最後，第 11 至第 15 項細則將焦點推向「如何與現實世界相處」。「與兒童的真實生活經驗產生共鳴」，讓孩子在媒體中辨認自身的日常感受；「關注兒童的健康與身心福祉」，則回應當代愈發受到重視的心理健康議題。相較於身體的不適，悲傷、焦慮與孤單往往更難被說出口。Six Sense Productions的Sally Ann Keizer 提出，當我們處理這些情緒時，可以反問：「如果是出於關愛，我們會怎麼說？會怎麼做？」讓媒體成為支持而非壓力的來源。「培養批判性思考，促進媒體素養」則將孩子帶向更主動的位置。媒體素養的核心不在於減少使用，而是培養有意識的選擇能力，使理解、創意與娛樂能夠並行發生。當孩子開始接觸媒體，也同時具備學習媒體素養的可能。同時，「邀請關心孩子的大人共同參與」，讓兒少媒體不再只是單向傳遞，而成為開啟對話的場域。家長與教育者的陪伴，使孩子在理解內容的同時，也逐步建立自己的判斷。最終，「傳遞一種充滿希望的信念」，為這些經驗提供方向，即使內容涉及挫折、失落或困境，孩子仍需要在其中看見前行的可能。這些元素構成了優質兒少媒體的基礎，它能與孩子產生共鳴，尊重他們的觀點，並理解媒體對其行為與思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品質，是選擇的可能性
回到創作與產業現場，兒少媒體同樣無法迴避現實條件。資金、平台與全球市場的運作，使創作者始終在理想與營利之間尋找平衡。然而，正如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的 Sarah Wallendjack 所提出的提問：「你為什麼要創作這部作品？如果答案只是『為了賺錢』，那是不夠的。這或許是重要因素，但不應成為全部動機。」當媒體無時無刻與孩子互動，影像與演算法持續形塑他們的感知與選擇，創作者與教育者所面對的，從來不只是形式或技術的問題，也不只是「孩子如何使用媒體」，而更關乎「我們究竟願意提供什麼樣的媒體內容給他們」。
「媒體素養的核心，不是限制孩子使用媒體，而是讓他們有能力選擇。」Sherri 提醒，我們不應將「選擇」與「偏好」混為一談。孩子之所以反覆接觸某些內容，往往並非出於真正的喜好，而是因為那些內容更容易取得、成本更低。在演算法主導的媒體環境中，短影音與即時內容不斷被推送，但這並不代表孩子只想要這些形式；當他們被提問、被邀請思考時，往往會指向更貼近自身經驗、也更具深度的內容。也因此，如同富邦文教基金會長期投入兒童節目人才孵育計劃所回應的：「我們要不停地創造選項。」當多樣的內容得以存在，孩子才有機會在其中辨識差異、建立判斷，而不是被單一形式所牽引。於是，關於兒少媒體的「品質」，除了在於這些影像與敘事之中是否回應孩子們的需求，更在於我們是否為孩子保留了足夠的選擇空間，並讓他們在多樣的可能之中，逐漸找到自己面對世界的位置。
（講者 Sherri Hope Culver 現任 Temple University 媒體與資訊素養中心（CMIL）主任，並為 Klein 媒體與傳播學院教學教授。整理者黃詩婷為台藝大電影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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