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矚目的12年國教108課綱已經正式上路。其中，中學生科技課綱強調「運算思維」及「設計思考」，學習重點包括演算法、程式設計與資料分析；整份課綱鉅細彌遺，甚至從「科技產品的保養與維護」到「機器人專題」，都羅列其中。
相對地，這份課綱雖提及「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但在攸關課程落實的「學習重點」上，配角戲份不算多，具體實踐方法也很模糊。
別誤會，讓每個學生都擁有編寫程式的入門能力，當然不是壞事（暫且不論師資是否到位、落實在教室現場是否走鐘）；作為國民義務教育的重大變革，「數位素養」的應用更廣、影響更鉅、日常滲透更深，就算不比科技實作能力重要，兩者至少應相互掩護，交叉並進。
今年初，傳播學者陳炳宏就為文指出，新課綱的「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過於強調程式編寫等「技能」，卻混淆了媒體素養等「智能」。至於網路素養、資訊倫理、數位公民等認知與批判能力，為何至關重要？尤其今天，如何善用網路、辨別資訊好壞的「智能」，為何應該列為科技課綱的重點核心？我們可以問問魏瑟瑞爾（Chris Wetherell）。
當「轉推」成為武器
魏瑟瑞爾是矽谷頂尖的程式開發者，曾在Google參與RSS閱讀器「Google Reader」專案，後來被推特挖角，負責開發「轉推」功能。推特剛誕生時，被稱為「微網誌」，有別於部落格的長文書寫，推特鼓勵用戶以140字內的篇幅，紀錄動態、發抒心情，若要轉貼外部文章或影片，必須自行撰寫或複製摘要，手動貼上連結，才能發文。
2009年，魏瑟瑞爾帶領的團隊，推出「轉推」按鈕，從此，網友一鍵就能推文，不必再複製貼上；加上美國2012年大選前，新聞記者紛紛利用推特，作為發布即時報導、分享新聞連結的工具，推特的擴散性及黏度大增，不再像以往只是「小鳥啁啾」的碎念樹洞，而是資訊海洋的交換平台。
臉書隨即跟進，也在選後推出「分享」功能，兩大社群平台爭相成為資訊傳播中心，爭相收割網路使用者的眼球，沒料到，政治矛盾與社會怨氣隨之而至。
7月下旬，已離開推特的魏瑟瑞爾接受BuzzFeed專訪，開宗明義表示，如今，推特充斥著酸民文化、惡毒霸凌、造假資訊、政治操弄，讓他後悔設計出「轉推」功能，「彷彿將一把裝滿子彈的武器，交給4歲孩童」。
分享資訊太過輕易，仇恨也變得常見
魏瑟瑞爾指出，2014年的「玩家門事件」（GamerGate），他開始驚覺事態嚴重。「玩家門事件」固然有程式設計者誠信、專業媒體倫理等公共議題面向，然而，在社群情緒渲染下，各種陰謀論、厭女情結、言論壓制與反撲等效應不斷催化，讓此事演變為網路暴力及群眾霸凌，關鍵人物被竊取並公布個資，甚至收到死亡威脅。
其中，推特標籤「#GamerGate」及轉推功能，扮演主要傳播角色，據統計，在72小時內，31.6萬則玩家門推文中，有21.7萬帖直接使用轉推功能，佔總量69%。
魏瑟瑞爾表示，以往，網友至少會閱讀內文，自行摘要或複製重點，再發布推文；如今，由於轉推太方便，在網路暴動氣氛下，往往「未看先推」，連思考辯證的機會都沒有，因而加速仇恨情緒或陰謀論傳播，看著網民快速集結、形成意見風向、鎖定目標打擊，魏瑟瑞爾意識到，「這並非少數網友的異常行為，或許，這正是人類的行為模式」，讓他不寒而慄。
隨著網路意見氣候日益極端化，逐漸走向《紐約時報》華府記者眼中「憤怒的線上遊戲」，魏瑟瑞爾自責說：「我們創造了攻擊管道，卻沒有建立防禦機制」。
即使是推特執行長多西（Jack Dorsey），都不否認這種「未看先推」的轉推風氣，助長了網路暴戾之氣。多西告訴BuzzFeed，未來考慮強制網友轉推前，必須加上自己的評論或摘要，增加訊息傳播的門檻及緩衝空間。
除了多西的構想，其他學者提供不同方案，包括設定每人每天轉推文章上限、限制推文對象人數，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假資訊的學者蘭德（David Rand）則建議，強迫網友點閱文章後，才能使用轉推功能，讓網友意識到「分享資訊」的相對責任。
會設計程式，卻不曾想過背後的道德問題
無論這些建議是否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前年10月，負責開發臉書「按讚」功能的工程師羅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就告訴英國《衛報》，「按讚」功能提供用戶一種「虛假的愉悅」，造成網路成癮、浪費生命，他自己早已移除臉書的手機App，並限制自己在桌機使用臉書的時間上限。
《衛報》訪談中，羅森斯坦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對於開發者而言，「以最良善的意圖創造事物，卻產生意料之外的負面後果，是很常見的事」。
推特的「轉推」、臉書的「按讚」，足證即使矽谷頂尖工程師，都難以預見自己製造的負面衝擊，大多時候，他們只考慮程式是否好用、功能是否強大、是否為公司創造流量及營收，太少思考程式碼背後，是否潛藏威脅或副作用。
前年底，細描科技創業文化的HBO喜劇《矽谷群瞎傳》中，飾演高階工程師的巴基斯坦裔演員庫梅爾．南賈尼（Kumail Nanjiani），曾在推特公開一段親身經驗。這位也是電影《愛情昏迷中》的編劇兼男主角回憶，為了取材及角色研究，《群瞎傳》劇組曾拜訪幾家矽谷公司，訪談過程中，他們提出一些科技的道德風險問題，只見這些矽谷新貴面面相覷，甚至露出驚訝表情，顯而易見，內部從來不曾討論這類議題。
此後，南賈尼成為矽谷文化的強烈批評者，他形容科技巨頭往往將自身「道德中立化」，即使旗下產品助紂為虐，也不關他們的事，「就像是槍枝製造者」。
這些例子，無不說明一件事：「成為程式設計師之前，應先成為一名敏銳、深思、具備社會意識的數位公民」。
法國的媒體素養教育
樂觀的是，由於近年爭議不斷，越來越多矽谷工作者，開始挺身反對自家公司濫用技術力量，例如Google員工集體抵制向中國妥協的「蜻蜓計畫」，Google及亞馬遜成員抗議將人工智慧武器化或監控民眾，或矽谷千人聯名反對建立種族歧視的大數據資料庫。
回到台灣的108課綱，當國中生準備寫下第一行程式碼，最好以同等的慎重，理解數位科技如何衝擊人類文明，理解資訊社會的新聞媒體運作，理解網路社群的威力與威脅。尤其在網路訊息混亂、媒體生態失衡、假資訊不斷升級之際，如何善用數位工具、如何辨別網路資訊、如何建立公民意識，絕對比「如何寫程式」更加關鍵、更加實用。
其中，法國經驗可作為借鏡。
近幾年，《查理週刊》慘案、巴黎恐攻等事件期間，網路訊息的混亂、惡意，讓法國朝野意識到數位素養的急迫性。2015年起，法國政府推動龐大的網路識讀計畫，每年3萬名教師及教育工作者接受培訓，在中學開闢課程，從「如何辨識假資訊」開始，教導中學生理解網路世界的陰暗面、保護自己的線上人權。
在文化部與教育部協同主導過程中，法國政府積極借助記者組織的力量，例如名為「絃外之音」（Between the Lines）的志工團體，目前擁有超過150名記者會員，每年在校園舉辦超過500場工作坊。課堂中，他們以推特與YouTube為例，告訴學生如何辨識假資訊，教導使用查核工具與技巧，甚至以現實選舉為例，分析政黨人物與假資訊之間的權力關係。
另一方面，他們分享專業記者蒐集資料、查證細節的基本功，希望有助於學生追蹤資訊來源，協助年輕世代辨認值得信任的新聞報導，並對問題媒體抱持批判態度，又不至於以偏概全，全盤否定媒體功能。
「絃外之音」發起人拉楓（Sandra Laffont）告訴《紐約時報》，在教導學生何謂假新聞或陰謀論之前，他們必須回歸基本，剖析「什麼是新聞，誰生產新聞，如何確認新聞來源」。法國準備將這些媒體與網路素養課程加入全國性課綱，教育學者則呼籲比照數學與歷史，同樣列為必修。
數位素養的真正內涵
從法國經驗來看，「媒體識讀」是「數位素養」的核心，「數位素養」則是「媒體識讀」的延伸，兩者之間就像「大腸包小腸」，分而烹食，各自成立，但若能一兼二顧，互為表裏，則效果相乘，滋味加倍。重要的是，釐清當前科技素養的核心能力，不只是寫程式或保養科技產品，更在於利用這些程式與3C產品，創造一個開放、平等、尊重、負責的數位公民社會。
此時此刻，我們處於一個行走於高山稜線的冒險時代，若沒有推特的「#」標籤功能，很難捲起一場全球女性平權的MeToo運動；然而，同樣的標籤功能，也助長了「玩家門」的厭女風暴。如何區隔兩者的微妙異同，如何辨認科技生活的潛能與風險，關鍵之一，就在我們看待「科技素養」的態度與實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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