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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面對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和台灣的可能應對策略

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地緣戰略工具,台灣需以多元化與創新回應,以維護區域自主性與全球供應鏈平衡。 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地緣戰略工具,台灣需以多元化與創新回應,以維護區域自主性與全球供應鏈平衡。 圖片來源:Evgeny_V/Shutterstock

在全球能源轉型與數位化浪潮下,關鍵礦產如稀土元素、鈷、鋰和鎳,已成為供應鏈安全的焦點。這些礦物不僅支撐電動車電池、再生能源設備和半導體產業,還決定了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25年報告,預計到2040年,全球對鋰的需求將增長40倍,對鈷和鎳的需求則將翻倍。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關鍵礦產生產與加工國,早於2010年代即啟動海外擴張策略,將東南亞定位為資源保障的前沿陣地。這一布局緊密嵌入中國的「雙循環」經濟模式與「一帶一路」倡議,透過政府外交支持與企業投資結合,實現資源多元化與地緣政治影響的雙重目標。自2013年一帶一路推出以來,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累計超過700億美元,特別聚焦在資源富饒但治理薄弱的國家,如印尼、緬甸、寮國和越南。

東南亞地區擁有全球約35%的鎳儲量、25%的鈷儲量,以及潛在的稀土和鋰資源,使其成為中國緩解國內礦產枯竭壓力的理想夥伴。中國的投資模式展現高度策略性:政府透過政策工具(如稀土出口配額管制)作為談判籌碼,企業則採用合資、長期租賃或直接收購形式,伴隨基礎設施投資(如港口、鐵路和電網)以強化資源運輸效率。這種「資源-基建」捆綁模式不僅提升中國的供應鏈韌性,還深化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然而,這也引發多重挑戰,包括環境退化、社會衝突和地緣緊張,尤其在中美國際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和歐盟就視中國的礦產壟斷為國家安全威脅,推動「去風險化」(de-risking)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希望能重塑全球供應鏈。

對台灣而言,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構成多重挑戰。台灣高度依賴進口關鍵礦產,佔半導體與電動車產業原料的90%以上,中國政策也放大了兩岸經濟糾纏與外交邊緣化的風險。本文將透過中國區域布局的3個具體個案,剖析中國投資的運作模式,進而探討其對全球供應鏈的系統性影響,並提出台灣的應對策略框架。透過此分析,我們可見中國投資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地緣戰略工具,台灣需以多元化與創新回應,以維護區域自主性與全球供應鏈平衡。

案例一:緬甸與寮國的稀土和鈷礦投資,資源控制與政治依賴的典範

緬甸擁有全球稀土儲量的12%,寮國則是鈷礦新興熱點,中國企業如中國北方稀土集團和華友鈷業自2018年起就大舉進軍,投資總額逾30億美元。投資形式以合資與長期租賃為主,例如在緬甸克欽邦的班莫稀土礦場,中國北方稀土集團與緬甸軍政府合資,獲得60年開採權,並投資5億美元興建精煉廠與配套公路。在寮國的薩凡納凱特省,華友鈷業則透過一帶一路框架投資鈷礦勘探,結合水電大壩建設,提升礦產運輸效率。這些開發不僅保障中國稀土進口的20%與鈷供應的15%,還透過技術轉移(如自動化開採設備)強化中方控制。

然而,合作的影響層面不只是經濟。環境上,稀土開採產生大量放射性廢棄物,導致緬甸礦區周邊土壤酸化和河流汙染,2024年環保報告顯示當地水銀含量超標3倍,引發漁業崩潰與居民健康危機。社會衝突亦頻頻發生:土地徵收引致少數民族抗議,2023年克欽邦爆發武裝衝突,間接延宕項目進度。政治上,中國投資強化緬甸軍政府的財政來源,轉化為外交槓桿,削弱了西方的制裁效能。

對全球供應鏈而言,這個案例凸顯出中國如何透過資源控制放大供應集中風險;對台灣,則意味著稀土價格波動可能推升台積電等企業的成本,壓縮其在新南向市場的競爭力。

稀土開採過程對東南亞河流造成污染。圖片來源:Toa55/Shutterstock

案例二:印尼的鎳礦投資與寧德時代的供應鏈布局,產業鏈的垂直整合模式

印尼作為全球鎳儲量冠軍(佔25%),吸引中國企業投資。青山控股和寧德時代(CATL)是關鍵玩家,自2019年印尼實施原礦出口禁令後,中國投資飆升至150億美元,聚焦下游加工。青山控股在蘇拉威西島的Morowali工業園區投資建置高壓酸浸(HPAL)廠,年產能達50萬噸鎳鐵,供應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場的10%;寧德時代則於2023年投資8億美元,與印尼國營企業合資興建電池材料廠,整合鎳礦開採、精煉與陰極生產,伴隨港口擴建與再生能源電網投資,實現供應鏈閉環。

此投資雖驅動印尼GDP增長2%,創造逾10萬就業,但負面影響顯著。環境成本包括每年1.5萬公頃雨林砍伐與重金屬汙染,2024年綠色和平組織報告指出,Morowali周邊海洋生態系統崩潰,影響沿海社區生計。社會層面,勞工安全隱患突出:2024年Morowali廠火災造成21人死亡,引發全國性罷工,暴露中國企業管理漏洞。地緣政治上,中國控制印尼鎳出口的75%,強化其在新能源產業的話語權,但也促使印尼推行「資源民族主義」,2025年修訂法規限制外資控股至49%。

對全球供應鏈,此案例揭示中國如何透過垂直整合鎖定中游優勢;對台灣,鴻海集團等電動車企業面臨原料價格操控風險,需尋求替代路徑以維持供應穩定。

青山控股在蘇拉威西島的Morowali工業園區投資建置高壓酸浸(HPAL)廠,年產能達50萬噸鎳鐵,供應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場的10%。圖為Morowali工業園區。圖片來源:Marwan Mohamad,Wikipedia,CC BY-SA 4.0

案例三:越南的鋰礦與電池供應鏈投資,新興市場的戰略滲透

越南鋰儲量雖僅全球5%,但地理優勢與政策開放吸引中國企業布局。贛鋒鋰業和寧德時代自2021年起投資逾15億美元,在北部省份如北江省興建鋰礦勘探與碳酸鋰加工廠。贛鋒鋰業透過收購當地礦權,結合一帶一路鐵路項目投資,提升運輸效率;寧德時代則聚焦電池供應鏈,2024年與越南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提供技術援助換取優先開採權。這些投資預計到2030年貢獻全球鋰供應的8%,支撐中國電動車出口。

環境上,化學萃取導致土壤鹽化與水資源短缺,2025年越南環保部報告顯示,礦區周邊農田產量下降20%;社會衝突包括土地爭議,農民抗議徵收引發2024年示威;政治層面,越南維持中美平衡外交,但中國投資加深經濟依賴,影響其南海立場。對全球供應鏈,此案例顯示中國如何在新興市場預先布局,放大鋰價格波動;對台灣,則壓縮在越南的電子產業投資空間,特別是鋰電池組裝鏈,需透過新南向或其他政策來緩解。

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不僅鞏固其全球主導地位,還放大供應鏈的脆弱性與系統性風險。圖片來源:Pla2na/Shutterstock

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從主導強化到系統風險放大

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不僅鞏固其全球主導地位,還放大供應鏈的脆弱性與系統性風險。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2025年全球關鍵礦產展望,中國已控制全球稀土加工的95%以上、鈷精煉的75%、鎳精煉的65%,而東南亞投資(如印尼的鎳項目)進一步將這些比例推升至近80%的供應鏈中游控制。

這帶來短期供應穩定,但也放大地緣風險:例如,2025年中方對稀土出口的管制已導致全球電池材料價格波動15~25%,若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可能引發供應中斷,推升電動車電池成本達30%以上,影響下游產業如特斯拉和三星的生產鏈。

從戰略角度來看,此投資模式創造「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使東南亞國家難以轉向多元供應,進而放大全球的「中國依賴症」,促使供應鏈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的典範轉移。這一轉移已體現在歐盟的「關鍵原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要求到2030年需減少對中國依賴至一定比例以下。

其次,環境與社會成本的外部化加劇全球ESG挑戰:東南亞礦區導致過度開發、環境汙染,引發勞工與社區衝突,間接推升全球下游產業的合規成本。西方國家的回應如美國《通漲削減法案》(IRA)就提供超過100億美元稅收抵免,刺激本土與盟友(如澳洲、加拿大)礦產投資,預計要在2030年將美國鋰供應自給率從5%提升至30%,並透過「礦產安全夥伴關係」(MSP)框架,排除中國主導的供應鏈。

地緣政治層面,這形塑「礦產冷戰」格局: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綁定東南亞,強化經濟依賴並轉化為政治槓桿,挑戰美國在印太的領導力,促使東盟國家在中美間採取「對沖策略」。不過,這類競爭也可能催生「資源民族主義」反彈,如印尼已開始限制外資控股比例,迫使中國企業轉向更隱性的合資模式。這一動態不僅放大短期波動,還促使全球企業採用「多源供應」(multi-sourcing)策略,分散風險並提升整體韌性。

2025年中方對稀土出口的管制已導致全球電池材料價格波動15~25%,若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可能引發供應中斷。圖片來源:corlaffra/Shutterstock

多元化減輕依賴、聯盟化擴大影響、創新化領先轉型

面對中國投資的挑戰,台灣可以採取「韌性三角」框架:多元化、聯盟化與創新化,結合量化風險評估與戰略前瞻,確保前後策略連貫性。首重供應鏈多元化:擴大新南向政策,透過增加相關預算聚焦於非中國主導的項目,例如探索與印尼國營企業合資開發鎳礦機會(避開中國企業主導的區域),將有助於改善台灣鎳供應的自主性;同時,加速加入CPTPP,透過日本與澳洲的礦產貿易協定,鎖定鋰與稀土進口,降低對中國供應的80%依賴。

另一個建議是,台灣可借鑒中國模式,建立「台灣+東南亞」的子供應鏈,如利用鴻海在越南的電子組裝基地交換礦產資源,創造互惠迴圈。這不僅緩解個案中中國布局的壓力,還透過數據驅動的供應鏈模擬(運用AI預測模型)評估風險,確保多元化策略的實效性。

其次是強化外交聯盟:深化NSP下的經濟對話,提供綠色技術援助,如2024年對越南的太陽能回收技術轉移,幫助緩解中國礦產投資的環境汙染,換取外交支持;並融入美日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擴展版,共同開發東南亞礦產,如與美國MSP合作勘探寮國稀土,預計2030年分擔10%全球供應。此聯盟更可轉化為「礦產外交」,台灣利用半導體優勢(如台積電的晶片交換礦產配額),在中美競爭中將自身定位為「橋樑者」,避免被邊緣化。透過多邊論壇如東盟峰會,台灣可推動「綠色礦產標準」倡議,連結環境影響與外交獲利。

第三是本土創新:投資回收與替代技術,如工研院主導的固態電池研發預計將減少稀土用量50%;政府設立「關鍵礦產韌性基金」鼓勵台企海外合資,如與加拿大Lithium Americas合作鋰回收廠,結合AI優化供應鏈預測模型,降低地緣風險。此策略不僅防禦性,還具攻擊性:透過專利輸出(如電池回收技術),台灣可反向滲透中國主導產業鏈,創造「逆向依賴」,長期重塑區域權力平衡。這一創新路徑與前述多元化聯盟相呼應,可以形成全面防護網,確保台灣在全球供應鏈轉型的領導地位。

結論:轉化挑戰為機會的戰略視野

中國在東南亞的礦產投資,透過緬甸稀土、印尼鎳礦和越南鋰礦的個案,揭示其從資源保障到地緣擴張的戰略深度,同時提高全球供應鏈的風險與ESG挑戰。這些影響不僅重塑中美競爭格局,還考驗東南亞的政治穩定與台灣的區域定位。然而,透過韌性三角框架,台灣可將挑戰轉化為機會:多元化減輕依賴,聯盟化擴大影響,創新化領先轉型。最終,這不僅維護台灣經濟自主,對於多極供應鏈的建構也將有所貢獻,促進印太地區的永續平衡。在2025年的地緣動盪中,台灣的策略前瞻將決定其在全球礦產博弈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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