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是新政府上台後提出的重大施政項目之一，外界也引頸期盼能為台灣帶來一番新氣象。
總統府的「新南向政策綱領」中提到，新南向的總體及長程目標之一，是建立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的「經濟共同體意識」，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短中程目標除了促進並擴大雙邊多元交流、充實並培育新南向人才、擴大協商對話合作之外，也提到要「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產業新南向戰略佈局」。
如果仔細對照「新南向政策綱領」與過去指導南向政策的1993年「南進政策說帖」，可以發現在經濟目標論述上最大的不同之處是，舊南向是為了因應國內生產成本上漲及新台幣大幅升值的挑戰，「被迫」提出整體海外投資策略，協助產業向東南亞國家（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進行生產基地投資轉移；而新南向則是「主動」提出未來要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與新南向國家建立對等、互惠、共享的「經濟共同體意識」。兩者在政策思維上可謂大不相同，新南向的進步之處也值得肯定。
只是，「新南向政策綱領」雖然提出「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產業新南向戰略佈局」，並詳細說明我們可以如何與新南向國家進行軟實力、供應鏈、區域市場、人和人的四大連結，但究竟新南向對於台灣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意義或助益是什麼？「新南向政策綱領」並未觸及太多，也許有待新政府進一步思考及對外說明。
從日本開始的雁行理論
新南向的對象雖然包括東南亞、南亞及紐澳等國家，但最受矚目的還是我們對東南亞國家的經營。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經營中，日本一直被視為是領先者，他們有清楚的相關經濟戰略論述作為政策指引，日本經驗也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考。
在二次大戰後，日本自1950年代起，即陸續透過投資及開發援助等方式，將日本的產業經營版圖向東南亞延伸。為了理解日本企業這種跨國投資行為，日本學者提出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theory, FG theory），以動態的國際比較優勢觀點來解釋。儘管雁行理論在學術研究中受到一些挑戰，不過日本官方卻仍援引該理論作為日本對亞洲區域經濟戰略的論述指導，例如1960年代開始陸續提出的各項「太平洋合作」，而1985年日本前外長大來佐武郎（Saburo Okita）在第4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專題演講中，也公開宣揚以雁行理論作為亞洲產業分工及經貿合作的構想，成為亞洲國家間廣為知名的日本對外經濟戰略理論。
雁行理論的雛形雖然早在1930年代就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不過當代的雁行理論則是後來由赤松要的學生小島清（Kiyoshi Kojima）和小澤輝智（Terutomo Ozawa）擴充。196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Raymond Vernon曾經從個體經濟角度，觀察分析企業廠商的產品開發及行銷策略，提出一套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小島清和小澤輝智則將此進一步衍生應用到國家及區域的總體經濟層次，將這套生命週期理論用來形容日本與亞洲國家間的跨國產業分工及貿易關係，而成為當代的雁行理論。
雁行理論中以雁飛形態來形容亞洲國家間產業分工和技術轉移的梯隊關係。日本是產業技術發展的領導者（領頭雁），其後跟著的則是承接日本技術移轉的亞洲四小龍，以及更後一群產業技術程度較低、主要負責供給廉價勞動力和原物料的低度或開發中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和中國）。
雁行理論中的關鍵角色是大型跨國企業，他們在雁行理論中被預設為配合國家利益和政策的利益共同體。因此一方面，政府積極做好金融支援、市場情報系統及投資協助機制等後勤體系的建置，讓他們將處於成熟期的產業外移至四小龍及東南亞；另一方面他們在產業外移之後，將釋出的國內資源轉移至支援原產業的技術研發創新或新事業部門發展，也能符合整體國家的經濟利益。2013年日本經濟產業省《通商白書》就透過歷史數據的迴歸分析結果，指出海外投資活動有助於日本國內產業的技術進步提升。
在東南亞國家崛起之後……
雖然2001年的《通商白書》中已明確指出，東亞經濟的雁行發展模式已告終結，未來將進入東亞的大競爭時代，但是實際上在日本對於亞洲跨國投資和貿易活動中，仍可看出一些雁行模式的色彩。當然，目前日本對東南亞的產業投資與貿易關係也已超越雁行理論的想像（主要是對製造業投資及商品貿易活動的理解），而擴及服務業領域。2006年《通商白書》就提到，已開發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活動已越來越明顯，而開發中國家儘管目前服務貿易的需求尚未明顯，但未來將會加速成長。
事實上，日本於東南亞投資的主要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因獲得外資的投資和技術協助，產業和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機會，逐步躍升為高、中所得國家，在人民所得提升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之下，也帶動了這些國家對於日本消費財的進口需求，並使得日商對東南亞的產業投資，從過去以製造業為主，逐步延伸至零售業及金融服務業，切入當地終端消費市場的經營，更全面性地提升東南亞經濟發展中「日本因素」（Japan Factor）的重要性。
至於服務貿易崛起的新情勢下，海外投資如何與日本國內經濟產生連結，則呈現在「酷日本戰略」之中（須說明的是，酷日本戰略並非針對東南亞國家所提出）。事實上， 2006年的《通商白書》中，早就提到與文化內容相關產品的服務貿易，已逐漸崛起成為亞洲區域內貿易的重要組成。2010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產業結構願景2010」，有意調整日本過於仰賴汽車、電子的產業結構，同時改善少子高齡化對於日本經濟成長力道的限縮。當時規劃了三大新創產業：課題型產業（醫療產業、能源產業等）、創意產業（文化、觀光及時尚流行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航太、電動車產業等）。
在此新願景下，2011年日本仿效英國，提出了「酷日本戰略」，其後經過幾次檢視修正後，2015年制定了三大基本戰略方向，除了在海外市場創造日本魅力風潮、協助和確保日本內容業者能在海外當地市場獲利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日本文化產品的輸出，吸引國外旅客訪日，將海外消費需求轉化為對日本在地經濟的動能支持。東南亞國家目前也被日本視為重點開拓觀光客源的市場。
台灣的上位戰略在哪裡？
從上述歷程可以看到，日本在思考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化佈局策略的關係時，有一套符合日本國情的上位經濟戰略論述，作為政策指導。反觀台灣，從1990年代到21世紀的歷次南向政策，都未看到一套可引領政策的戰略論述。
雖然1993年「南進政策說帖」中，政府也援引雁行理論的主張，提及對外投資及產業跨國外移將有助於國內產業技術升級，但事實上，當時政府與企業的利益觀點並不一致，政府要南進，但企業想西進；那時的南進政策是政府為了平衡西進熱潮而被迫提出的構想，並沒有深刻的思想來指引各項政策工具和相關資源的投入。甚至，後來在政府將兩岸政策由「戒急用忍」改向「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後，南向更是淪為聊備一格的政策配角。結果就是過去南向政策的執行，幾乎都只淪為形式，有做就好，並不求產生什麼大作用。
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應該引以為戒，最重要的不是負責的政府層級有多高（由總統府或行政院指揮），而是能否提出一套上位的經濟戰略論述，清楚告訴大家，新南向與台灣未來要走的經濟發展新模式、與新政府力推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的關聯性為何？這才是確保新南向政策能夠成功的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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