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星期二下午，我的三部手機同時收到國家級警報：「中國於15:04發射衛星，已飛越南部上空，請民眾注意安全。若發現不明物體，通報警消人員處理。」
近年來，我在中資為主的國際平台直播，這幾個月時常被平台上等級很低的不知名中國籍玩家假藉討論大選議題之名，行騷擾挑釁之實：「菜（他們習慣不能在網路上直接提及政治人物姓名，故以同音字取代之）做了八年都没什么改变，你还要投给籁吗？」、「投给○色或是●色，你才能快一些回老家啊，同胞！」
對於這些明顯帶有政治意圖的留言，我在最近50次回應中加上了這個結尾：「至少我能投票選擇自己的最高領導人；你呢？你喜歡習近平嗎？不喜歡的話，你知道怎麼換嗎？」
年輕人為什麼不投票？
近20年前，住在距離戶籍地300公里、時為總統大選首投族的我，在選舉投票日當天，為了線上遊戲的DKP（dragon kill point，線上遊戲中分配戰利品的依據）而堅守崗位。顯然，伺服器的頂尖裝備，對返鄉投票成本過高的離鄉學子而言，比接下來4年的台灣最高領導人是誰更重要。然而我沒有料到，在神裝即將分配給我的前夕，公會的領導階層為了讓共同奮戰多年的老戰友能優先拿到那叱吒一時的神器，決定重新設定DKP的計算方式，且追溯過往積分。於是，連續一年未曾缺席出團活動、卻仍與傳說裝備失之交臂的我，深刻體會到一個道理：比起竭盡心力地照著既有規則來努力，更重要的是選擇訂定跟執行規則的人。
據中選會統計，2024總統大選的首投族有102.8萬人，比率僅占總投票人數的5.2%；但因為經驗空白，且「被認為」會受網路訊息左右意向、會在短時間內改變主意，而被各政黨視為能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少數，各種跟青年世代站在同一陣線的政見紛紛出爐。
回顧8年前，2016總統大選的首投族有129萬，佔總投票人比率6.8%，檢視中選會的統計資料，該年大選的投票率（66.27%）是歷年最低，而其中20～39歲青年的平均投票率，更僅有約57%。回溯至2000年，當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82.69%）是歷年最高。細看數據後，我非常疑惑的是：當年（2000年）的首投族（20～23歲），過了16年後，為何變成投票率不到6成的低投族（36～39歲）？
似乎，社會心理學中常被提及的團體迷思（groupthink）與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現象，以選舉時間為週期，定期地在台灣社會及40歲以下選民中漫延。「反正也不差我這一票」、或是實驗心理學所稱的「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正悄悄影響著台灣選民的投票動機與行為。畢竟台灣自2000年以來，已歷經數度政黨輪替，或許有些青年選民主觀認為，無論過去自己投是誰，這些年來台灣的整體環境都差不多，因而降低實際去投票的意願。
正當我準備如此為自己的假設下定論之際，我的好奇心又隨著2020年被亡國感喚起的高投票率提高：原因真的是我想的那樣嗎？
靠著投票，我真的有能力改變環境嗎？
清楚記得幾年前在學長的婚禮上，我跟幾位政大心理系的系友閒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與台灣的就業環境。其中一位學長從事公職近20年，他一邊從整理得有條不紊的皮夾中抽出他的黨證，一邊用強調話氣說：「任何政策與管理方式，只要違反人性，勢必事倍功半。」接著他無奈地簡述自己在公務體系服務多年，光是盡力讓自己不跟大家一樣，就已經快將超我消磨殆盡，根本沒有餘力、亦無立場去挑戰現有的制度。
一位在台灣、美國修了雙碩士學位的系友，回台灣在專業領域上盡力支撐了一陣子，但還是受不了業界僵化已久的薪資結構與管理升遷方式，後來選擇辦工作簽證到美國就業。我感慨地說：「要是像你這麼優秀的人才都選擇離開台灣，那台灣的未來能由誰來改變？」當時他回答的邏輯對我而言很新鮮：「我反倒認為人才出走得不夠多；若是哪天人才真的不夠用，台灣的老闆才會認真評估去提高待遇，把人才挖回來。」
關於投票，我們只簡單交流了一些資訊：那位有黨證的學長說他每次總統大選都有投票，但都投廢票；工作崗位遠在美國的學弟則說，他會投完票才回美國（我腦海裡頓時把他跟那些旅外打球追求更好薪資待遇、然後為了國際賽事特地回台灣的旅外球員聯想在一起）。而對於他們兩位選擇的生活方式，我總認為被動的比例稍多了些，彷彿大環境會影響我，但我完全無法影響大環境。
2012年的電影《選情告急》裡，我看到為了民調數字與勝算，挑選一位還沒準備好的副總統人選，會有多少出乎預料的後果；2015年的《危機女王》則以辛辣又不失幽默的劇情述說：為了勝選而利用選戰技巧操弄民意，將根本無心於服務多數人民的候選人擺上國家領導人的位置，是一件多麼弔詭的事；2016年的《攻敵必救》則是政治遊說客合法、光明正大地對擁有立法權的參眾兩院議員進行遊說，將選民、議員、商業利益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縝密而流暢地鋪陳出來，更能從中看見民主政治的結果不完全是基於理性，反而更多時候是參雜許多選民感受、情緒等非理性成份。2021年的《千萬別抬頭》，則毫不掩飾地諷刺：政治是一種信仰，而民眾普遍很迷信。
投票之前仔細想想，你期待怎樣的未來
最近，家母又問我：總統到底要投給誰？身為早些考取心理師證書的學長，一些學弟妹也會在選前跟我討論：政黨票到底要往哪裡投？
針對人選，我回答的是20年前在普通心理學課堂上授課教授的話：「預測一個人未來的行為，最有效的指標就是他過去的行為。」
針對政黨，心理學給的參考答案是：看各黨政見的一致性、可執行性與可預測的後續發展；別把自己的選票投給很有可能會跳票的支票。
根據《天下雜誌》2023年10月公布的大規模民調顯示，許多民眾關心兩岸是否開戰；除此之外，國家要幫忙顧小孩到幾歲、基本薪資要調多高、政府要幫年輕人付多少房租、幾歲之後不用付健保費……等等，諸如此類吸引各族群選民的大灑幣政見琳瑯滿目，但福利支出背後的經費來源為何，是否有清楚交代？是否有具備長遠可行性的一貫政策邏輯來支撐？在我個人觀點看來，這些都是青壯世代選民在面臨少子化與超高齡社會趨勢的雙重壓力下，對自己與台灣未來最基本必須進行的思考：所有福利、規劃的執行與建設都需要經費，錢要從哪來？交給「二高一低」世代來繳稅、背負這些預算，我們真的背得動嗎？
108課綱強調素養教育，其中社會參與部份著重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高度關心選情、對特定候選人投以極高期待，固然有「選舉症候群」（post-election distress symptoms）纏身的風險，可能會有長達幾週之久的日子感到很難過；但絲毫不關心候選人及政黨的政見，乃至於對履行民主公民的政治權利感到興趣缺缺，卻可能必須承擔好幾年、甚至是跨越世代的風險。
20～39歲青年世代的投票率，隨著經濟壓力的起伏，時而昂首疾呼、時而低頭喘息。要照顧分子少、分母多的高社經壓力責任，很快就要落在我們肩上。訂定相關法規、審理相關預算的立法委員是誰，我們豈能不在乎？難道不只在學校跟職場上，連在民主政治行為上，我們都甘願被稱為「無動力世代」？
望向身邊政治參與意識跟年歲增長不成正比的青年選民們，我不禁在想：是沒有人叫得醒裝睡的人、還是沒人能再次K.O.早已經昏迷的拳擊手？我想，一次選舉的結果不是絕對的重點，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過後，對於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我們累積了多少素養。
對於肩負社經重任的青年選民們，我想這是我們在這週末之前必須面臨的、一道一體兩面的必答題：「投票之餘，我們還能做些什麼？相對的，如果連票都沒投，我們還能做什麼？」
（作者為諮商心理師。）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5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