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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其為一種政治體制而言,如果具有任何本質性的特徵,那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原則下的普遍投票權,應該就是其中一項。(「普遍投票權」,譯自英文的「universal suffrage」,又稱「普遍選舉權」、「全民選舉權」,以下簡稱「普選權」。)

原則性地說,民主就是「由享有投票權的人民來統治自己」的政治體制:民主社會的人民,或者針對重大議題,直接投票去形成集體決定,或者選舉出代表,由代表去形成集體決定。普選權也許不是民主的全部,但它無疑是民主的一項必要條件:任何社會,無論如何假藉民主之名自我標榜,若未賦予人民這種普選權,就不是民主社會。

在設計政治體制時,民主信仰者首先必須考慮如何讓民眾能夠便利投票,以免投票權變質,成了「看得到但吃不到」的投票權。如果有些民眾缺乏便利的管道去投票,那麼,對他們而言,享有這樣的投票權與缺乏投票權之間只剩下名目上的差異。而欠缺便利投票管道的民主,如果是因為國家放任相關基礎建設不足之故,等於是有名無實的民主,有名無實的民主其實不是民主。

其次,民主信仰者還必須考慮如何讓民眾能夠在「獲得相關資訊」的情況下去投票。而這樣的考慮,與其說是為了讓民眾明智地行使投票權,不如說是為了讓民眾不受操控(更不用說,不受威脅)而能自主地投票。強調這點是基於兩項理由:

第一,資訊「自由流通、公開透明」並不能保證投票行為一定明智,有時候阻絕民眾接觸某些資訊(以防止他們受到不相干考慮之誘惑),反而更有助他們做出明智的選擇。

第二,一個人掌握的資訊,若受人為操控到一個嚴重的程度時,他的投票行為就不是自主的,而不自主的投票行為其實就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投票」。

簡言之,單就概念而言,「普選權」本身就內建了一些對體制設計的要求。若然,我們可以據此更明確地來重述民主的定義:民主就是由人民普遍享有方便行使的投票權、自主地行使投票權來統治自己的政治體制。

布倫南的《反民主》所要反對的,就是上述這個內容極為單薄的「民主」理念。

「普選權」與「知識菁英制」

不過,就定義而言,布倫南不反對普選權是民主的核心,但就制度而言,他反對普選權,而且他僅反對普選權,並不反對民主國家其他的政治制度,如三權分立。

他認為,一個民主國家若取消他所謂「不稱職公民」的投票權,實施所謂的「知者治之」體制(epistocracy,或稱「知識菁英制」),僅讓滿足某些知識條件者才享有投票權,不僅有利於這個國家做出契合正義的集體決定,而且還可以避免普選權在政治道德上的各項缺陷(例如,欠缺正當性和權威性)。

必須承認,布倫南這本書寫得相當流暢有力,提出了許多對民主政治實踐的負面觀察和分析,因此,閱讀此書可能會強化對民主政治逐漸失望讀者的悲觀態度。不過,布倫南也不時提醒他的讀者,他並不否認,就人權保障、社會秩序、醫療、教育、勞動條件、資源分配、社會包容等等指標而言,目前在各方面表現較好的政治社會仍然是民主國家,他對威權獨裁體制毫無幻想。

雖然布倫南肯定許多民主國家的表現,但是他認為我們無法為普選權辯護。他的挑戰建立在兩個論點之上:

第一,普選權本身並不具有內在價值,普選權的工具價值就是我們在比較民主和知識菁英制時唯一相干的考慮。

第二,就工具性而言,在其他政治制度大致相同的條件下,普選權不一定會比知識菁英制表現更好。

先談第二個論點。我們知道,普選權本身雖然要求「投票便利性」和「投票自主性」,但也為我們在政治體制的設計上留下了相當寬廣的空間。一個人人享有投票權的社會,可以採行總統制(如美國),也可以採行內閣制(如德國),可以有違憲審查制度(如美國),也可以沒有違憲審查制度(如紐西蘭)。

當然,不論我們在普選票權之外還選擇了什麼制度,我們都必須考慮到這些制度合體之後,是否可以促進其他重要政治價值之實現,例如:個人基本權利之充分保障、合乎正義的資源分配、政黨之間的公平競爭、穩定的權力轉移、及時反應時代潮流的立法、重視正當程序和效率的行政與司法等等。這些價值是制度選擇的重要依據,當代民主社會的各種制度改革方案也都試圖去逼近這些價值,改革的倡議者至少在修辭上(如果不是在改革方案的內容設計上)是如此。

基於這些價值的重要性,布倫南認為我們當然必須關切:在一套表現不錯的政治體制已經確定的前提下,普選權(相對於知識菁英制)對形成正確政策的目的而言,究竟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這是關於民主的工具性價值問題。如果答案是有害的(如果知識菁英制可以讓我們做得更好),那麼,我們就有很好的理由去考慮放棄普選權。

菁英政治,可能表現更好?

就民主的工具性價值而言,某些社會(例如,美加紐澳西北歐諸國)在民主實踐上的成就(雖非完美)已是有目共睹,但仍然不乏質疑者,例如,近來有些論者熱心地向非民主社會推銷所謂的「賢能體制」,鼓吹維持和改良不受普選權直接或間接控制的菁英權力機關,承諾這樣的體制可以超越民主社會的表現(也許「政黨之間的公平競爭」這一項除外),以抵抗民主化的壓力。

嚴格來說,這不是布倫南的論點,他並沒有針對現存的非民主社會提供任何具體的建議。布倫南的《反民主》其實也不是要從民主的工具性面向來質疑普遍選權。布倫南並不否定民主具有工具價值,他也承認不少民主社會目前在促進上述那些重要政治價值上表現良好,更同意民主是目前所知最好的政治體制,他只是反對普選權。

如果民主就是由人民普遍享有方便的投票權、自主地行使投票權來統治自己的政治體制,那麼,即使民主有利我們正確地選擇其他制度和政策,布倫南仍然反對民主:他推斷(雖然並未提出充分證據來支持這個推斷),就工具性面向而言,當代這些表現不俗的民主社會,若僅僅取消普遍投票權,改以某種「知者治之」體制,工具面向的表現即使沒有更好,也不會因此較差──至少平手。布倫南之所以反對民主,主要乃是因為他認為,民主的政治體制,就其為一種以普選權為核心的統治體制而言,不具有任何內在價值,不僅如此,他甚至認為,就現存的民主社會而言,普選權是一種不義的、欠缺正當性和權威性的集體決定機制。布倫南的這個論點如果成立,當然對民主信仰者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但在我看來,它很有商榷的餘地。

你能不能要求每個人在投票時,都適任、稱職、認真?

布倫南指出,根據當代政治科學家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的民眾在行使其投票權時,不是無知、不理性,就是被各種身分認同或族群標籤附體,可以說是完全不負責地在參與政治。而民主不設門檻,讓這樣的民眾也普遍享有投票權,抵觸了他所謂的「適任原則」或「稱職原則」(the Competence Principle):

對個人的財產、自由、人身安全有重大影響的政治決策,如果是由決策者基於非專業的考慮、或在敷衍了事的態度下而作成的,或者是由一個專業能力普遍不足的決策者(不論態度多認真、多想要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作成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推定這樣的政治決策缺乏正義性、正當性以及權威性。

換言之,布倫南認為,在人人享有投票權下作成的民主決策(不論是大選或公投案的表決),由於事實上都是由包含著一大群欠缺專業能力的決策者所組成的群體作成的,這些決策參與者不是無知、不理性,就是受困於認同政治的陷阱,因此欠缺正義性、正當性和權威性。對布倫南而言,欠缺正義性的決策,是我們有充分理由、甚至有道德義務去改革的對象。

欠缺正當性的決策,政府不得強制其國民遵守;欠缺權威性的決定,國民沒有道德義務去服從。布倫南認為,我們會接受適任原則,因為我們會堅持自己有權利去要求政府在涉及個人財產、自由、人身安全等後果重大的決定過程中,必須適任、稱職、認真,就像任何被告都有權利要求法庭中的法官、陪審員必須適任、稱職、認真一樣。

布倫南這個支持適任原則的核心論證,雖然可能會說服不少人,但卻是有問題的:這個論證的缺陷在於忽視了法庭與民主政治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我們可以同意布倫南說,任何被告都有權利要求法庭中的法官、陪審員必須適任、稱職、認真,而且我們甚至也可以同意說,生活在非民主社會的被統治者有權利要求其政府必須適任、稱職、認真,但是我們不必同意布倫南說,生活在民主社會的我們也有權利要求自己的同胞必須適任、稱職、認真才能參與政治決定:這是因為被告在法庭中沒有投票權、生活在非民主社會中的被統治者也沒有投票權,但在民主社會中的我們,卻是人人享有投票權,每一個人自己就是眾多統治者中的一員。

在普選權的世界,人人都是統治者

再者,正如布倫南自己也承認的,其實任何一個人的投票行為對社會集體決策之實質影響,幾乎不存在(不論這個人投出的票是贊成多數意見或反對多數意見),因此,這個人的投票行為對他人的財產、自由、人身安全其實沒有任何影響。就此而言,個別選民的投票行為與個別陪審員的投票行為,對他人之影響,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對陪審員的恰當要求,並不見得就是我們對同胞在行使投票權時的恰當要求。

嚴格說,布倫南所援引的適任原則,其恰當的約束對象是統治者,它是被統治者有權利要求統治者去謹守的一項政治道德原則。在民主社會中享有普選權的每個人,就其「享有普選權」這個面向而言,都是統治者,因此,無權要求他人去謹守適任原則。或者換個方式說,在民主社會中享有普選權的每個人都不是被統治者,因此,沒有權利要求其同胞謹守適任原則。

當然,由於個人的投票權並無實質的影響力,享有普選權的個人只是名義上的統治者,並非實質的統治者(因此也不受適任原則之約束)。相對而言,民主社會中經由普選而產生的代議士和官員才是實質的統治者,因此,人民有權利要求他們適任、稱職、認真。這樣的統治者,他們的決定若要對我們具有正當性和權威性,必須具有做出恰當決定之能力,也必須在一般情況下具有願意做出恰當決定之傾向。

這裡所謂的「恰當」標準,在政治領域中,至少包括了法哲學家拉茲(Joseph Raz)所謂的「常態證成命題」:我們常態性地遵守其決定,相較於我們自己時時去考慮如何行動,更能使我們成功地做到我們本來就有理由做的事情。在司法領域中,這裡的「恰當」標準,則必須指涉到「個案正義」(有罪受罰、無罪開釋)的合理實現。總之,要援引適任原則去質疑、取消普選權,布倫南還需要提出更多的論證。

「沒有任何人被任何人統治」的政治平等社會

當然,布倫南的適任原則論證即使真的有問題,也並不表示「普選權就是對的」。我們只是指出,在人人享有投票權的民主社會中,適任原則雖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去篩選陪審員,排除不適任者,但並無法提供任何理由去剝奪無知、不理性、鐵桿選民的投票權。這並不代表我們有好理由去支持普選權。要說明民主優於知識菁英制,我們必須說明普選權除了具有相當重要的工具性價值之外,本身就值得支持。

對民主信仰者而言,去為普選權提供非工具性的支持理由,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一件事。不少民主信仰者(如Niko Kolodny)都曾指出,人人享有投票權的社會,即使其中有些人是權力較大的代議士和政府官員,但因為代議士和官員最終都是普選權所決定的,因此它是一個「沒有任何人被任何人統治」的政治平等社會,而人與人之間這層政治平等關係正是社會平等關係的構成性元素。

社會平等關係不僅本身就是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珍視的人際關係(否則我們為什麼無法接受主奴關係、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種姓制度?),它也給我們好理由去支持「沒有任何人被任何人統治」的政治平等關係──如果我們必須進入社會,並依賴強制性的、權威性的集體決定約束彼此,長期生活在一起。

必須承認,這樣簡略的說明,若要說服布倫南等民主工具論者,一定是不足的。布倫南注意到,許多民主信仰者都企圖將普選權建立在所謂的「非工具性價值」上(例如,民主表達了公民的平等身分、對人性尊嚴的敬重、提供了自尊的社會基礎、提供了受他人尊重的社會基礎、展現了個人的主體能動性受到社會承認、擴大了社會包容等等),但他認為,這些論證都只提供了象徵性的連結,而非直接的連結。

對布倫南而言,這些非工具性價值,並不一定要透過普選權來表達,他認為在一個沒有歧視、但不實施普選權的社會中,政府以舉行隆重的節日慶典來宣示這些抽象價值,也是可以想像和可行的,因此這些論證都不夠充分。不過,以「沒有任何人被任何人統治」的平等社會來證成普選權,我們提供的連結,並不是布倫南所謂的「象徵性連結」,而是真實的連結:除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回到所謂的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否則取消了普選權,我們就不可能建立一個「沒有任何人被任何人統治」的平等社會。

由於平等的社會關係是如此的基本,如果布倫南要繼續追問平等的社會關係價值何在的話,我們最終也許只能說:這種平等的社會人際關係之價值,已然受到(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我們珍視,而且這種價值無法藉由其他關係來產生或體現,也不可以被化約為其他價值。當然,這種「已然受到珍視」是歷史的偶然事實,出現在民主社會的各種優點被看到之後。不過,這樣的歷史性本身並沒有給我們好理由去懷疑它,最多也許只是讓我們更加確信:除非將來我們的物質和社會條件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且這樣的變化使得我們去珍視這種平等關係的價值、普遍成為個人去活出一場美好人生的重大障礙,我們沒有理由予以放棄。

布倫南的《反民主》在美國選出川普總統、英國公投脫歐事件之前出版,許多因為這兩件事而對民主感到悲觀的論者,在這本書裡不僅找到了理論印證,也找到了他們放棄普選權的理由。但如果我們同意普選權不可放棄,那麼布倫南的《反民主》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挑戰,應該是這個問題:民主國家還要強化什麼樣的「社會基礎建設」才能避免或緩和民主政治的各種惡質後果呢?

(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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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
譯者:劉維人
出版:聯經出版
出版時間: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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