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選舉,從選前數月到投票日,台灣總會陷入一種驚人的集體癲狂。各候選人陣營紛紛端出一盤又一盤多汁的政見牛肉,每天如八點檔劇情般峰迴路轉的各路人馬互揭瘡疤,真真假假的醜聞攻擊,平時小民見上一面難如登天的政客紛紛現身市場、商圈,緊握你的雙手拜託拜託懇請賜票。宣傳車的噪音揮之不去,你瀏覽著近乎強迫性呈現在眼前的新聞與耳語,逐漸下定決心,準備投票。你想要去相信某人口中的理想城市,或你純粹無法忍受看他的頭號對手勝選,於是你加入了鼓動的行列,捍衛心中不得妥協的那條底線。

即將到來的這場選戰,更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場「價值的選擇」。如今離投票已剩不到一週,選民們心意多數大致底定,無論是全憑感覺,是相信了某些說法,還是紮紮實實研究過候選人提出的施政方向與重點政見。然而,激情會過去,日常會回來,投票過後,台灣人又要繼續陷入期待、失落、無奈、痛心、下次用選票教訓他的輪迴了嗎?

執政黨日前推出「11月29日,讓我們靜靜的,大聲說話」廣告,號召「沉默的選民」用手中選票說話。廣告之中,時空彷彿被拉回台灣多數人尚未認識民主制度的二十年前。民主等於投票,大家只管投,選出來的人自會把剩下的事情處理穩妥。可是,2014年的現在,我們明知社會參與絕對不只是進行一個投票的動作;公民的權力,更不會只有投票和閒磕牙的討論而已。拿大聲公、舉布條看板、上網討論,都是積極的參與,如果拒絕甚至鄙棄這些作為,只是自我閹割身為公民本就有的權限而已——甚或只是為自己的冷漠尋找藉口。

正因為沒錢沒權,才只能上街拿大聲公。正因為沒錢沒權,才要用喊的,否則無人聽見。有錢有勢者不必喊,因為規則由他所訂,或遇到他就會轉彎。11月21日的一場造勢晚會上,前往陳情的國道收費員聲援者遭到暴力毆打,警方視而不見,甚至保護施暴者離開。而遠處的舞台上,候選人說著:「這個世界不是聲音大就是對的,對不對?少數人可以去主掌多數人的意志嗎?如果我們不出來投票,以後就是這種人主導台灣社會,你們可以接受嗎?」

當一個政黨以這樣的話術挑撥人民對立,而職責所在的政務官忙著輔選、不解決抗議者生活燃眉之急的困境,早已嚴重失格。譴責弱勢者,不在乎「這種人」蒙受的委屈,即使國道收費員是一群在政商勾結下被政府犧牲了的失業媽媽,只是要求他們本應得的年資福利。而他們正在絕食,卻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前往關心,只因為他們並非「多數人」。

我曾問一個開車上國道抗議的前收費員,罰單怎麼辦?車牌被記下來找麻煩怎麼辦?他說:「我都快一無所有了,還怕他嗎?」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對基層工作者受到錯待冷漠的社會嗎?是一個選舉近了,就不見食安議題、不見都更強拆,一切至關緊要之事都被選戰口水所取代的社會嗎?如果在形象營造最重要的競選期間,候選人與政黨尚且不關心弱勢者,那我們怎能期待選上後的他們有心解決社會的不公義?

投票是在體制內改變政治生態的重要手段,然而推動所有體制內改革的力量,幾乎都來自體制外行動。如今台灣民主成果,也是從街頭龐大的聲音爭取來的。香港人仍在爭取真普選,而台灣透過真普選產生的總統卻施政滿意度曾低到10%以下(2013年九月政爭時民調結果9.2%),這顯示了許多人對自己的選擇並不滿意,也證明了若將公民參與簡單化約為投票,結果可能和完全不參與一樣慘。

或許較於上街抗爭的弱勢者,沉默的人們相對不受剝奪,但台灣社會存在諸多絕對的剝奪——吃下黑心食品的你我,呼吸工業污染的你我,不能開水龍頭喝水要花錢買濾水器的你我,繳出的稅金不知道流向哪裡的你我,看著貧窮人家無以為繼心生憐憫的你我,承受核電廠風險的你我,都有不止於投票的說話權力。

投票很重要,但投票之外的一切日常,公民同樣有著監督的責任。否則,投完票,你便失去利用價值,政客不用討好你了,只需討好與他利益盤根錯節的權勢者,而你只是負責拱他上台的奴隸。沉默是美德嗎?國家機器不用說話,自有一百種方法對付它視為敵人的不合作者;但人民不能不說話,因為對不公義沉默,就是成為幫兇。

這週末的投票不是結局,只是開始。但願這一次,台灣不再陷入沉默的輪迴。無論投誰、無論是否投票,都應該說話,並仔細聆聽勇敢說話的那些人。

photo credit:Garry Knight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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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及攝影工作者,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所,現居台北。曾任中央社體育記者、《破週報》音樂記者,曾任《紐約時報》特約記者。關注社會與文化議題、國際政治、社會運動、原住民議題等,個人部落格:{流浪癖。Wander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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