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超過70歲的台東阿嬤，沒依賴兒女奉養，從民國109年8月開始，提供自己的「老人工」去居家陪伴比她需要的人，一日工作1.5～3小時，賺點便當錢。她不依賴捐助、救濟，維持自己「勞有所得」的尊嚴。無奈在民國110年9月經勞動檢查，認為她「連續工作29天，違反一例一休規定」，依照勞基法懲罰「雇用她」的勞動合作社2萬元。
一方面，這位阿嬤的年紀，營利公司甚至社福團體都不可能雇用她。另一方面，她每天的勞動時間遠少於8小時，但月入約1萬8千元，足以在東部自足生活，而且每天出門，證明她有一定程度的健康，毋須社會救濟，省下福利救助金，還可以去幫助有需要照顧的人，應該是件可喜可賀的事。而她加入合作社，應該是結社互助經濟的正向光明面，但卻在不適用的法律檢查下變成噩夢一場，又不免令人覺得悲哀。
我們就從這樣的勞動者故事開始，談談勞動者的合作社，可以如何老歌新唱吧！
勞動者結社的自救經濟組織
勞動者關懷貧困而自組合作社，可以追溯至1844年的英國，一群人從互助心出發，發展出勞工消費者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來節省自己的生活開支。台灣知名的「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就是這類組織。
在法國，社員出資當老闆，籌組生產者的勞工合作社（SCOP），互助創造工作機會，增加收入，免於剝削與不平等遭遇。這是一種勞工自救的方法。這種情況下，社員共同「出資、生產／勞動、共商共決管理、分配」，既是勞動者，也是老闆、管理者和分配受益者」。他們依《合作社法》，一人一票，採行選任制度，形成「四位一體」的民主經濟，也是集體企業家精神的社會組織；有結餘更可做公益，幫助社區、社會中、國際上更弱勢的人。
在籌組合作社之前，需要教育喚醒自覺與共識，營利不是唯一的目標，合作者不僅兼具經濟性、社會性、教育性和公益性，甚至發展出區域文化性。社員共同經營的合作關係下，以信心、信任、信賴累積私有財產和共有財產，是體現合作經濟共同分享利益的事業體。從初衷到目標，都有別於資本主義營利的公司，同時又具體經營事業。各國多半以《憲法》保障，並且遵守國際合作社的七大原則。
18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ICA）創立後，各國逐年相聚檢討實務發展問題，共商深化合作思維理念，提出解決方法，歷經170年，已落實在公民社會中。聯合國在2012年更提出「國際合作社年」，呼籲各國政府以友善環境、法規、制度一起推倡合作社，以利安居樂業。
無國界的合作經濟關懷
這兩年，人類遭逢前所未有的新病毒，在空間上被隔離，卻不減合作事業助人脫離困苦、貧窮、消除不平等的熱忱。各國農業型、消費型、勞動型、金融型的合作社，在危難時刻下彈性變通，協助受災區，並偕同其他社會組織深入社區，捐助醫療器材、救助性命，投入具體服務，此即以合作力實踐「自助自益、互助共益、人助公益」，發揚法國合作大師查理．季特（Charles Gide）所主張的「休戚相關經濟」（solidarity economy）價值。其最根本的理念，完全契合於傳統宗教「慈悲心」的人本價值，展現「非暴力」的和平行為。
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核定「合作社分享共同利益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無形文化遺產，並認為是達成17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最有力的策略性組織。隨著時代演進，合作社雖遭遇各種挑戰，仍堅持百年的互助共榮而創新服務，滿足人們的需求，實踐合作人本教育、民主管理實習教育、經濟事業專業服務訓練，乃至社區、社會之文化與利益共享。
可惜，台灣歷年隨著聯合國提出不同名稱的《永續發展白皮書》時，始終未見國家對合作社的重視。其實，只要稍微著墨於此「自助互助合作組織」的運用，人民自然會發揮結社經濟的關懷。
國際間勞動者的合作社關懷
回溯2002年，國際勞工組織（ILO）曾回應國際合作社聯盟在1995年定義的合作社，是以「全民完全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推展，但實際上，婦女參與率低於男性。究其原因，可能包括缺乏領導人、教育、訓練、機會、開發、溝通和網絡建立等元素；再經國際勞工組織探究發現，一大問題在於法律上限制了國民、婦女、青年的參與，因此後續開始注重「合作社法的指導原則」。
2017年，國際合作社聯盟提出「合作社確保無一人被遺棄」（Co-operatives ensure no-one left behind）。疫情下各國合作社也堅守實踐照顧全民，不遺棄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工作與尊嚴，尤其是社會底層的經濟弱者、教育弱者、社會弱者、身心弱者的機會。
而2019年，國際合作社聯盟又提出「合作社提供工作尊嚴：自由、公平、安全、自尊」（Cooperatives 4 Decent Work: Freedom, Fair, Safety, Self-esteem）的呼籲。長期間，國際合作社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攜手透過「合作發展部」與「性別平等部」，一起推展社區／部落、婦女及青年合作社的培植，積極推動「兼顧平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行動策略，增加社區合作創業與就業。
國際勞工組織同時鼓勵各國勞動者、合作社建置「頂尖的合作社上層組織」（Apex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窗口，協助推廣執行合作教育，應對法律、行政問題、排解困難，以及對外連結；近年更推動儲蓄互助運動，偕同亞洲儲蓄互助聯盟（ACCU）、世界儲蓄互助議事會（WOCCU），強化開發中國家的會員國，建置「頂尖的上層金融合作社」（Apex Fin Cooperative）來累積勞動者的資產。尤其在疫情當下，協助科技數位、網路教育、資金融通，免除威脅與困苦。
日本也在2020年通過《勞動者合作社法》，全文共137條，將於2022年實施。該法起因於日本社會勞動團體反映，有些「勞動自主事業」的社員酬勞低、缺乏保障，討論近10年，才有了這部法案，以「合作關係」為基礎，實現由社員共同出資、共同參與管理的「合作」工作型態，目的在創造多元就業機會，並透過合作社具體的事業體經營，滿足不同社區的需求，從而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並充滿活力的社區。
國際間追求社會「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的和諧與幸福，開展了勞動者合作社的新可能。筆者的研究中，紐西蘭有病患照顧勞動者合作社，波蘭、日本、德國、英國、義大利、韓國等各國，也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從1990年代紛紛設立「社會型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來提供社會的照顧勞動力。加拿大魁北克的救護車服務以合作社經營，另外還有長者、幼兒照顧、造林、鮭魚養殖、藝術品等勞動者合作社。曾有國家在1990年代末期，以《就業法》（The Employment Law）的單一要求，希望勞動者合作社退出市場，但如今勞動合作社不退反增，甚至各國還連結住宅合作社，提供「可負擔的住宅」，共織成社區、社會的安全照顧網絡。相信這條合作社之歌，還是有在國際間譜出新調的可能！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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