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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今晚,我想要欣賞一把克里斯刀:疫情封鎖下跨國研究的熱情與溫柔

克里斯刀的製作牽涉了儀式性與入神性的過程,也包含了爪哇生命哲學及古老的爪哇宇宙觀,更形塑了當代來自爪哇島的印尼人個性。 克里斯刀的製作牽涉了儀式性與入神性的過程,也包含了爪哇生命哲學及古老的爪哇宇宙觀,更形塑了當代來自爪哇島的印尼人個性。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21年台灣的新冠疫情來的讓人措手不及,打斷了很多人的工作計畫,也包含我的南洋類典藏研究。但網際網路與臉書的無國界的串聯,讓我深刻地感受到東南亞區域對於古老文物研究的熱情,正強大崛起中。

筆者工作的博物館中,有一批日本時期透過學者、政府、商人和機構,以買賣、交換或贈送方式進入庫房的東南亞地區藝術品。這些文物靜靜收在那裡,都有80年到100年以上的歷史。

在歐美地區的博物館,東南亞文化研究是「顯學」,但在東亞地區,除了作為文化主體的東南亞區域自己以外,就是日本有較深入的研究。在台灣,具有東南亞背景的人口已達到每20人約有1人的比例,但是我們對於隱身在庫房裡的這批文物,有多少認識?而學者長期在東南亞經貿、藝文與人權的各領域研究成果,政府與教育單位又是否能妥善運用,讓台灣社會真正「覺悟」到自身已是東南亞區域生活圈的一份子?筆者期望用自己在典藏研究中尚不成熟的經驗,與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目前筆者正研究的刀具武器,大部分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今年4月也與印尼、馬來西亞與歐美地區的文化學者與收藏家們,透過網路進行藏品身分的分析與型態討論。臺博館南洋類典藏品中所藏的Kris刀(也做Keris)中文翻譯為「克里斯刀」,館藏中包括來自蘇門答臘(Sumatra)、馬來半島(Malay)、爪哇(Jawa)、蘇拉威西的武吉士(Bugis)族,甚至有來自菲律賓南部摩洛(Moro)族的。國立臺灣博物館資深研究人員早期即投入在此領域的收藏與藏品脈絡研究,為後來的進一步探究打下深厚基礎。

加拿大收藏家Adrian Pora針對克里斯刀修復過程中的研究。圖片來源:Adrian Pora

來自印尼古老文化的化身

2020年在臺博館南門園區辦理印尼國慶文化藝術節,其中傳統舞蹈演出中有一個神祕的符碼,就是他們身上所配戴的克里斯刀。

舞者們所配戴的克里斯刀,是標準的中爪哇日惹風格。博物館內收藏的古典物件,對於當代印尼人仍是重要的文化代表。克里斯刀的功能包括武器、儀式或家族傳承物件,是古代英雄和國王的武器和身分地位象徵,甚至被認為具有神性,如果被定時祭拜與供養,還能保護其擁有者。

在傳統文化中,克里斯刀的特性是「專屬主人的貼身物件」,與主人精神有強烈連結,如果一把克里斯刀「選擇」了主人,這把刀就不可再隨意的在外面展示。透過傳統儀式製作克里斯刀的人,與一般鐵匠不同,而被尊稱為「Empu」,因為克里斯刀的製作牽涉了儀式性與入神性的過程,也包含了爪哇生命哲學及古老的爪哇宇宙觀,更形塑了當代來自爪哇島的印尼人個性。目前來到臺灣的印尼人也很大比例是來自爪哇島。在欣賞這些百年文物的同時,也讓我們更了解這個生命態度與人生哲學都跟我們相當不同的族群。

女舞者手中的面具與腰間配帶的克里斯刀,男舞者手臂上具有高貴意義、代表身分與神性的上臂環、手環以及手中握的克里斯刀,都可以在臺博館的藏品中找到。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館藏中與前一張照片中舞者所持有的型態相似的克里斯刀。圖片來源:臺博館

即使不能見面,研究熱情也不打烊

克里斯刀的研究過程,需要研讀大量的資料。除了透過網路認識的歐洲與東南亞收藏家傾囊相授以外,長期和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的印尼國立空中大學學生會,今年的會長Bagus Anggi S M知道我在研究克里斯刀後,主動協助邀集了遠在印尼的Mas Andri Setiawan(教育學學士、文化工作者)、Mas Sadewo(文化工作者)與 Mas Kabin Feri(法律學士、青年領袖)等朋友,與在臺灣的印尼空大學生會團隊,以「Warisan Nusantara di negeri seberang」為主題展開線上討論。其中的Mas Andri是一位非常年輕的文化學者,精通古爪哇語,針對Empu在鑄刀前祭拜儀式中要吟誦的曲子也非常精通,用古爪哇語唱一句、再用現代印尼語解釋一句,還針對館藏中克里斯刀的狀態做了簡單說明。

 線上的討論會的照片,我們主要使用臉書的通話功能進行即時的中文翻譯與討論。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討論中,印尼文化學者們對於臺博館的南洋類典藏品深感驚艷。一方面看到台灣對這批來自他們家鄉的文物,以國家級博物館的能力保護收藏而深深感動,另一方面也想到台灣與印尼之間人口流動頻繁,希望能從這樣的文物開始,在未來讓台灣更深刻的認識並推廣印尼文化。

雖然疫情造成全球流動的停滯,但透過網路,讓相同領域的學者可以在網路上盡情交流、分享,並約定好解封後的見面。也感謝在台灣的移工朋友們,你們主動貢獻的熱情、對於我這個晚起步研究者的包容和鼓勵、在你們文化上的努力推動以及和博物館合作過程中的優秀表現,更驗證了族群、語言、文化應一律平等的普世人權。

(作者為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助理、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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