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端午佳節，對深根台灣的在地會展產業家、專業人士，可能都不太好過。5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正式在台灣爆開，原先還能依賴國內活動苦撐營收的會展業者，離倒地不起，只是時間的問題。
會展產業中，很多業者完全仰賴國境開放，近一年多來營收幾乎完全粒米未進的苦撐著，再加上國境開放遙遙無期的絕望感，應該會打擊很多一輩子為台灣會展產業發展拚搏的創業家們。這情勢短期看似只能同情，但其實長遠而言，對台灣會展產業發展相當不利。「人才」是會展產業的核心，沒有什麼比專業人士的絕望更傷害這個人文產業了。辛苦栽培的專才離開、轉業，將重擊未來的復甦之路，也將在競爭力上大幅落後國際產業競爭者。
政府目前紓困雖仍延續舊案支撐，不過也因考量整體主政部會與跨部會經濟部、交通部與文化部的財政紀律，雖然產業情況更糟，紓困力度卻沒有明顯加強。在政策上，首先需要了解這個產業對社會的功能為何，才能比較好地協助產業興盛，或是避免在遭遇如此劇變時，讓產業生態被消滅。
你或許不認識的會展產業
會議、展覽、節慶、演出、婚慶、賽事、公關活動、獎勵旅遊……，這些活動都需要經過規劃，而且每一次都是獨特的現場體驗性，也因為這些活動類似的管理流程，能成為一個「活動（Events）產業」。
參加現場的節慶活動或是盛會，是為了追求面對面的現場交流，不論是有形的體驗享受、人事物甚或是一段地方、社會的故事，都需要實體地走訪一個地方、進入一個經過規劃、策展或設計過的場域。而大型盛會活動，更是能夠讓人將主辦單位與該活動完全緊密聯想為一體的盛事，是地方文化軟實力最好的展現舞台。這個產業在華文世界裡，還在慢慢取得社會共識與認同，但在國際上，卻已經發展了30多年。
中文語意脈絡下的所謂會展產業（M.I.C.E. Industry），是一個複雜的服務產業。它成為高端服務業的原因在於，這個產業所需要的內、外在支援條件，是一個單有自然環境、硬體建設還不夠，更需要懂國際談判、有人文底蘊，才能興盛的複雜經濟生態系。不是只有多蓋幾間場館、訓練一批服務態度良好的專業人員，就能取得國際區域發展優勢。
盛會活動產業的後進國家，經常由展覽子產業開始萌芽，尤其在亞洲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上特別明顯，台灣也是如此。以商品交易為主的商業展覽與交易會，在政府扶植出口產業的國際貿易政策上比較容易被政治家及投資者理解，並以經濟產值、交易額外溢效益的學術推論，來論證交易型展覽產業扶植政策的邏輯正確性，短期內比較容易評估成效以延續投資決策，也避免產業政策突然斷炊或中途夭折。
然而，先進國家，尤其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來賺取國際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以「服務貿易」的觀點來對待屬於「體驗經濟」的盛會活動產業時，卻更要注意：除了展覽與交易會創造的出口貿易產值外，這些活動對當地的產業、地方、人口可能帶來長期經濟影響，更可以成為在地人文發展的關鍵推力。
會展產業衰退苦到誰？
展覽、交易會及廣義的盛會活動，通常會與特定城市或旅遊目的地綁在一起，可以小到是一個城鎮，比方我們經常提到的「小鎮旅遊」，或者是地方創生策略。於是「商務盛會」與「文化盛會」在活動內容上雖然重點有所差異，卻都是為了引人特別因盛會而前來，讓兩者在政策上有了交集的可能。
從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清楚看見了這個原先需要費盡唇舌、學術推導、政策遊說的間接關係論證：商務旅客不來，出口交易會停擺，在地接待商務客的旅館受創最深；接下來是商務客消費得起的高檔次餐廳與酒吧，而他們所喜愛的文化節慶、地方風味文創商品與服務提供者及相關產業鏈，全部哀鴻遍野。
另一方面，由於實體展示攤位搭建的需求消失，整體文化視覺設計與工程相關產業也倒地不起，紛紛裁員，危及總體社會就業穩定。受創最重的，則是原先就是政治弱勢階級的「社會聲量邊緣人」，或遠離決策中央的公民。例如在盛會發生地周邊違法擺攤的小店、夜市內的地下經濟小販，或是展覽結束後，第一線的垃圾清運人員。
不論在先進或後進社會中，社會聲量邊緣人通常教育程度相對較低，或是由於特定社會處境，難以將經濟上的受苦，透過有效方式向上傳遞，影響政府政策。然而社會學的研究顯示，一個經濟體中各階層的就業穩定，會影響長期整體社會關係互動，也是隱性的社會溝通成本。社會上的緊密連結，不管你是哪個階層，都難以完全置身事外。
急需政府幫助的「軟實力」
疫情影響下，為了維繫商業活動繼續運行，遠距溝通及數位資通訊設備成為受惠最多的商業得利者。疫情讓產業處境不平等，部會的紓困是否也有做出應對呢？
因此，政府重中之重的紓困課題，應是如何在跨產業部門治理、維持社會整體穩定考量下，運用公權力，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給受疫情影響嚴重程度各自不同的產業部門。越是偏向需要中長期人文底蘊培養的文化相關單位，這次受到的傷害越是慘重，必須特別加強紓困力道，以成就人文永續國家的施政典範與正義。
文化治理在以經濟發展為主旋律的現代社會中，原本就較難取得豐富的自由市場經濟財務資源。雖然近20年來在「文創產業」的政策說帖包裝下，表面上似乎欣欣向榮，並且在結合文化與旅遊部門的世界趨勢中成為順理成章、裡應外合的「強強產業」結盟，但在疫情下，卻雙雙成為最為弱勢的產業部門。
例如，國際博物館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2020年底對全球博物館人進行線上調查，表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博物館館員被解雇或強制休假，自由工作者情況更為慘澹，甚至有人生計陷入絕境。
然而各國研究已經一再顯示，在地文化盛會活動能夠有效吸引觀光者，且文化觀光者的消費力比起其它旅遊動機的國際拜訪者更大，對當地博物館的營運支撐也扮演重要角色。文化觀光還能協助地方克服季節性的消費影響，使得當地相關運營產業能獲得可靠的經濟支撐。
而擁有文化遺產與觀光消費增長的正相關性、舉辦藝術展演與遊客數量增長的相關性等，也都獲得研究資料支持。若一地能夠以這類展演、文化聞名，將有效提升來訪的遊客數量，嘉惠整個地區食、住、行、旅遊、購物與娛樂等子產業鏈。
然而，文化盛會、文明遺產與藝術展演人才等軟實力，不似累積展覽館建築這些硬建設容易，一但失去財源支持而產業沙漠化，未來要重建整體產業與人文生態系統，將更耗日費時。
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
2016年，英國在主管文化、觀光、媒體及體育的「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下，設立「盛會活動產業委員會」（Events Industry Board），每年開3次會，凝聚產官學研的產業治理共識。這也是源自2011年以來，英國透過國會議員Nick de Bois主導的產業政策研調，意識到該產業整體生態系要再進化，必須設立專門機構與跨部會協調機制，更進一步、細緻地看顧，才能繼續領先全球越來越多後起直追的競爭者。
歐美、澳洲的觀點認為，「會展」（M.I.C.E.）只是產業的名稱，而其專業技能、研究發展、知識體系與產業治理，要仰賴「盛會活動規劃管理知識體系」（Even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EMBOK），才能提供一個更大的架構與學科研究、發展支援。這樣的單位國際上則以盛會活動理事會（Event Industry Council）最具代表性，成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49年。此理事會集合了產業鏈下相關且重要的國際組織，包含103,500位獨立會員與19,500家機構。
以往世界先進的會展與盛事活動產業國家鮮少訂定產業發展專法條文，一個原因是在法治信仰的偏向上，這些國家多屬海洋法系統，重發展、輕管制。然而考量後進會展產業發展國家的產業道德水準、國民遵法程度與公務跨部會流暢性，若僅以「產業發展計畫」方式進行，可能缺乏制定專法可以擁有的產業跨部會、跨中央與地方政府施政強度，與可執行的長期政策延續性與強制性。
如韓國「文化體育與觀光部」發布的「國際會議產業育成基本計畫」，乃依據1997年施行的《國際會議產業育成法》第6條，以專法明訂：政府不論政務官、事務官怎麼輪換，均需定期研擬、更新國家會展產業發展政策綱領與推動計畫，藉此讓國家之會展產業政策不至於因缺乏法源授權依據，而過於注重短期政策數字績效，忽略深耕產業土壤的計畫施政。
綜觀韓國《國際會議產業育成法》及2008年制定的《展覽產業發展法》，以特別法的優先位階性，來應對特別需要跨部會、跨產業類別與彈性特許、徵用及獎助措施的會展產業發展，特別值得台灣在此時進一步借鏡。從討論法治化開始，我們希望能凝聚更多共識，一起使台灣的會展產業在未來十年能夠因這次危機，得到下次在國際起飛的機會。
（作者為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秘書長、亞太盛會活動管理協會產業聯繫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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