紓困，是2020年的關鍵字。
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2010年歐債危機，雖然都曾重擊震央國家，但從影響規模來看都比不上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傳播。更糟糕的是，先前幾場大型經濟危機，都還有救援投手在牛棚待命，唯獨這次全數落難，美國、歐盟、中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自顧不暇，只有更慘沒有最慘。
這是一場全人類對抗病毒的總體戰。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公衛危機，至今仍是。但隨著疫情的蔓延，它的影響已不再限於公衛，還包括了公衛之外。
無論是疫情肆虐或抗疫需要，生產與生活都陷入匍匐前進的低度運行狀態。總體需求急縮，是這場疫情帶來的經濟詛咒，也是人們必須克服的難題。對外依賴度高的產業，因為跨境旅遊與商務的喊停首當其衝；而內需產業，也因「宅安」為上，大受牽連。原油價格的暴跌，雖然與沙俄美等產油大國的政治博弈有關，但這充其量只是加劇供需失調而已，真正的源頭還是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銳減所導致的嚴重供過於求。
現階段，企業與個人的自保策略只有一個：重新檢視現金流。
不消費與沒錢賺的惡性循環
顧客不上門，營收大受影響，企業只能盡量削減支出，保留現金，以應付眼前的營業赤字或償還日後的應付債務。我們看到了，縮小營運規模、暫停營業等現象都是企業主的「理性選擇」，但代價卻是勞工失業或減薪。
其結果是，被裁員的勞工喪失了消費力，被減薪的勞工也消費力降級，即便暫時不受影響的人們，在這樣的疑慮氛圍下，也如驚弓之鳥，開始縮衣節食。換言之，累積存款而非消費，成了現階段上班族的「理性選擇」。
問題顯而易見：個體的理性選擇，導致了總體的災難。因為企業與個人都想抱緊現金「量入為出」，其結果就是企業更難經營，勞工消費力與消費意願衰退更快，若任其自然發展，將是總體需求不斷下探，形成惡性循環。
想止住這個不斷向下的滑坡，只能訴諸政府的逆勢之舉，而且必須是刻意為之。因此，環繞紓困議題的爭議，不在於「要不要做」，而是「怎麼做才有效」。
重新認識社會風險
究竟怎麼紓困才有效？目前沒有現成的解答。實際上，各國現階段的治理挑戰，已經不只是處理公衛議題，而是如何在公衛防疫與經濟社會穩定之間「求取平衡」。它的複雜性，與過去所面對的經濟危機大不相同。這也是美國為何頻頻在聯邦與州政府、政府與民眾之間，上演解封與反解封爭議的背後原因。
同樣地，台灣面對五一連假，一度引發放或不放的討論，也反映了如何在這兩種風險之間走鋼索的小心翼翼。
黑天鵝無前例可循，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但改變已寓於抗疫紓困之中，例如對風險的認識與重視。口罩並非高科技產品，但一場全球疫情讓西方從口罩進口者淪為求助者，進而讓口罩被重新定義，成為在地生產的戰略物資。一葉知秋，人們逐漸認識到，過度集中的生產全球化鐘擺，應由原先的比較利益，盪向風險分散（經濟安全）的另一端。
社會安全的概念亦然。各國五花八門的紓困，無一不是希望彌補傳統社會安全制度的缺口，或強化其耐受力。值此之際，撰寫《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與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都觀察到，曾被視為是烏托邦想像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竟然以紓困之名，成了新現實的一部分。
危機氛圍是政策創新的土壤。20世紀的社會安全制度，便是脫胎於大蕭條與二次大戰，並大致延續至今。歷史地看，上個世紀西方的福利制度，遠非來自理性規劃，而是為了因應重大危機見招拆招，逐漸拼拼湊湊的產物。同樣地，21世紀的一場疫情與各式各樣的抗疫紓困，或許也將為新世紀的社會安全制度想像鋪路。
（本文稿酬捐贈基隆市社會救助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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