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立法院三讀通過《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以下簡稱外送專法），除了台灣輿論外，其實在中國社群平台也引發討論聲浪。
台灣人或許難以想像，「大陸人在台灣送外賣」能成為中國網路影音的一個熱門主題。去年開始，帳號「河南超超在台灣」逐漸受到YouTube及Ｂ站兩岸網友歡迎，內容從「在台灣送外賣3小時能掙多少」、「跑10單能掙1千塊嗎」，到涉及台灣社會時事如普發現金等。許多中國網友留言對台灣外送員的收入表達羨慕，也不乏台灣網友開玩笑地留言「回歸吧陸陸」，意外建立起了兩岸網民友好互動的平台。
緊接著Ｂ站也出現了「北京維京在台灣」（北京人在台灣送外賣）、「芋泥波波奶茶姐」（中國女生在台灣送外賣）等帳號，Ｂ站和小紅書也不乏台灣外送員拍影片記錄日常、受到中國大陸網民熱烈留言的案例。
這些帳號受到關注，其實伴隨中國大陸社會情緒的變化。
從「機會淹腳目」到著重公平正義
打從10多年前兩岸交流頻繁後，兩岸網民在社交平台最唇槍舌戰的話題之一，就是比對收入。「台灣下限高、但薪資天花板低」的說法，早就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職場廣為流傳。
而我在北京打工的那幾年，特別是疫情之前，職場裡少有中國大陸同事會羨慕台灣有最低工資保障。彼時北京職場的最低工資概念與台灣不相同，最低工資更像是一個「免於落入貧困水平」的概念，比如2018年時北京最低工資為2千人民幣，但當時服務員的工資大概從3、4千多至6、7千都很常見，工作包食宿，且幾乎始終有職缺，而小白領們則瘋狂跳槽。
這兩年中國網上流行一個問題：經濟上行的美，是什麼樣子？幾乎每個「80後」的中國人都能跟「00後」們繪聲繪影地描述當年情景：月入1萬人民幣的小白領，就敢買要價將近1千人民幣的CL權杖口紅；北京地鐵裡人手一件6千人民幣的加拿大鵝……
「人工會愈來愈貴」是當時的默認。在「機會淹腳目」中，人們瘋狂往上衝，默認努力便有回報。
2020年，中國媒體發表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講述外賣員被平台剝削的殘酷現實，各大官媒也趕緊跟進報導。在那之後中國因經濟環境變化，外賣員的人數節節上升。
當就業環境過於競爭、當「人人都可能失業成為騎手」、當環境不再是「愛拚就能贏」，社會將目光轉向小人物的艱辛、階層固化。近年中國外送平台雖給外送員提供保險與補貼升級，但整體服務業的工作強度仍相當高。一線城市非頂尖人才的小白領，也不免羨慕海外一些地方的「托底」──至少失業後去從事基層工作也活得下來、休假不至於太少、40歲不至於被嫌棄、工資不會太難看。
「河南超超在台灣」之類的帳號，就在這樣的社會變化中被人們關注到。
當經濟慢下來，社會反而更能感同身受
甫過去的12月，中國湖南長沙爆發外送員抗議事件，起因是外送員抗議被限制騎車進入一處社區送餐，多個外送平台騎手集結現場聲援。部分社區因為「秩序」不許外送員騎車進入，特別是中高端社區，這無疑加劇了階層不平等感。
疫情後的中國輿論，關注弱勢、痛批資源分配不均成為顯學。對於動輒怒吼「ＸＸＸ下台」的台灣而言，有時難以理解。
我所接觸的中國大陸朋友們，對自身政治體制與政府，情緒上的痛罵常有，但理智上大多不會全面否定。管控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國家變化太快，每個年齡層、不同地區的中國民眾都有不同記憶。有位與我同是80後的大陸前同事出身農村，某次聊天他雲淡風輕地告訴我，「在我小時候，餃子可是很珍貴的，久久才吃一次。」
「為什麼？」我傻傻地問。
「餃子裡有肉啊！那時很少吃到肉，逢年過節吃餃子都很開心，會分給左鄰右舍。」
說這話的背景是疫情前，這位前同事已在北京成家，有車有房。疫情那3年我們這群來自天南地北的北漂族群抱頭叫苦，儘管他也埋怨經濟環境，但若縱觀過去20年，他的生活品質無疑變化巨大。
至於從小長於城市的00後，談起社會現況則是另一種反應。他們從小被逼著讀書，結果畢業後滿街月薪3、4千、月休3、4天的工作，前人口中什麼經濟紅利都沒享受到，爸媽的退休金還比自己工資高！算了，躺平吧！
不同城市、省份、成長環境，都有巨大的同溫層差異。湖南一場外賣員的抗議非常難輻射到外省，但有些情緒仍是共通的。
時至今日，微博仍時不時會出現「5年前的職場如何」、「疫情前是什麼樣子」，緬懷過去榮光。但在我看來，當經濟慢下來後，大家反而明白「頂尖人才不過是少數」，不再追捧電視劇裡的菁英主角們，更關注於生活周遭的小人物、更在意個人的感受與權利，也更能對他人所受到的不公感同身受。
周圍中國大陸朋友對台灣的評論同樣在變，以前認為台灣太過小確幸、「要發展還得來大陸」，如今則是「你回台灣挺好的，不卷。」「河南超超在台灣」的評論區上常有台灣網友送祝福，也常有中國大陸網友說，「希望兩岸人民都能越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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