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病毒強襲全球，除了航空、旅遊、餐飲等服務業淪為重災區，新聞產業也面臨生存危機。
台灣因疫情控制得宜，媒體災情尚不明顯，然而，歐美紛紛拉警報，《洛杉磯時報》等多家報社裁員、《坦帕灣時報》每週只印2天並放無薪假、十幾家城市週刊停止發行、澳洲及英國報紙宣布關門、BuzzFeed等網路媒體也陸續裁員減薪。
「明天過後」等級的最強寒流來襲，近9成美國媒體評估，今年無法達成財務目標。在此同時，佛蒙特州長敦促民眾訂閱媒體、紐澤西州法律鼓勵資助報業，臉書捐款贊助新聞媒體，民間倡議組織呼籲國會撥款搶救地方報業，《紐約時報》製作專區聲援同業。這些急救聲聲催，衍生兩個激烈辯論的問題：
1.新聞媒體值得搶救嗎？在資訊自由流通的數位時代，我們還需要專業媒體的中介服務嗎？
2.現有市場機制若無法支撐商業媒體生存，是否應該另闢蹊徑？公共媒體或非營利媒體會是未來的出路嗎？
想要資訊，有社群網路就夠了？
第一個問題，即使新聞圈內部都有不同看法。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總監班頓（Joshua Benton），與《媒體失效的年代》作者賈維斯（Jeff Jarvis）就有一場輕微爭論。
當疫情席捲全美，在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新聞學的賈維斯撰文宣稱，多虧網路時代，一般讀者也能輕易找到大量專業資訊。例如他自己利用社群媒體，建立由200多個公衛專家、學者、記者帳號組成的閱讀清單，因此，現代公民可以忽略新聞媒體及政客的錯誤訊息，直接打造自己的資訊網。
班頓則跳出來提醒，賈維斯的論點有一危險，亦即相信「每個人都具備時間精力，去蒐集、辨別值得信任的網路資訊」，不再需要專業媒體的中介角色。然而，社群媒體的資訊傳輸效率（包括正確性與精準度），平均水準仍遠遜新聞媒體。因此，班頓主張強化媒體在疫情報導的功能，而非全盤否定，直接歸責網路個人。
兩人的歧異，約莫也是「數位策展派」與「資訊代理派」的論點。前者認為，數位時代的能力解放，讓普通人都具備公民報導、資訊策展、專業評論的積極能力，不必依賴傳統媒體的中介，可避免組織利益或政治立場的操弄、偏見。
後者認為，「數位公民」的理念雖美好，但下放到實務層次，近年社群媒體的發展可以清楚看見，一般人並無足夠心力仔細區辨訊息來源及資訊品質，反而讓假資訊、陰謀論、錯誤偏方、政治謊言在社群網站及通訊軟體流竄，被迫催生各種事實查核組織。因此，專業媒體組織雖不乏缺陷，但仍應加強民眾的「媒體素養」，同時敦促新聞媒體傳播正確資訊。
兩人的論點其實並不衝突，前者屬於理念型的鼓吹，後者屬於實務面的憂心，可視為資訊素養的一體兩面。只不過，放在最近疫情上，班頓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一份全球性民調顯示，74%受訪者「擔心病毒假資訊流竄」，45%認為「自己很難找到可信防疫訊息」。換言之，負責任的中介代理仍有關鍵作用，無論是專業媒體組織，或業餘資訊策展人。
賺不到錢，就該早早被淘汰？
第二個論爭更複雜一些。早在疫情擴散前夕，擁有數十家報社的麥克拉奇（McClatchy）集團已申請破產；2004年以來，全美共計約1,800家報社倒閉。最近，甘尼特（Gannett）與GateHouse Media合併為全球最大報業控股集團，然而，他們旗下650家報社的總市值，只有蘋果一家公司的萬分之五（0.05%）。
因此，也有一種呼聲，認為媒體市場已無法支撐現有報業模式，疫情只是加速淘汰過程，政府紓困徒然讓背後的財團、控股公司、避險基金獲利，不如放任連鎖報業倒閉，由非營利組織收購接手；或趁機釋出這些地方媒體的專業工作者，再由他們組成符合數位潮流的新媒體，反而能推動媒體產業轉型。
這一派主張，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史密斯（Ben Smith）為代表，他的文章引發「何不食肉糜」的憤怒反擊。雖然，美國近年不乏如《丹佛郵報》記者集體出走，自行募資成立《科羅拉多太陽報》網站的成功案例；但整體而言，若要取代連鎖報業集團，資金需求過於龐大，且一旦急遽數位化，無法服務社區熟齡讀者，勢必造成嚴重數位落差。
早在2016年，《洛杉磯時報》前資深副總裁米萊（Nicco Mele）就預言，「全美排名前50的地方報，三分之一到半數將宣告倒閉」。如今隨著疫情爆發，新聞媒體淘汰賽勢必加速進行。台灣的城鄉分佈、人口結構、市場規模與美國有不小差距，然而，西方世界因應媒體瀕危趨勢，陸續發展幾種救市模式，不乏兼顧創意與現實的嘗試，可作未雨綢繆參考。
一、公共媒體模式
一派意見認為，由於商業媒體模式岌岌可危，政府應積極強化公共媒體功能。例如賓州大學傳播學者皮卡德（Victor Pickard），他去年底剛完成著作《沒有新聞的民主？》，論述民主社會如何改造新聞體系，對抗日益嚴重的假資訊。
皮卡德建議，政府可向臉書、Google等科技平台徵稅，或向網路通訊商收取特許費，或利用標售公共頻譜權利金，籌募約300億美元基金，在現有PBS與NPR等公共廣播體系之上，建構一個強健、獨立的公共媒體生態系，作為新聞事實的報導基準，藉此張開一個可信、易得、平等的訊息安全網。
二、轉型非營利模式
另一種模式，鼓勵現有報業轉型為非營利媒體，重新定義媒體目標及任務，並享有稅賦減免等優惠。例如猶他州發行量最大的《鹽湖城論壇報》，歷經近百年的家族經營，去年底申請將公司法人轉為非營利組織。
即使擁有歷史口碑及影響力，但因廣告及發行不斷流失，《鹽湖城論壇報》近年幾度轉手，甚至裁員三分之一。新老闆漢斯曼（Paul Huntsman）認為，拯救該報的唯一方法是非營利化，除了租稅優惠，也能鼓勵捐助者抵稅，未來幾年內將考慮停止印刷，成為全數位媒體。目前，《鹽湖城論壇報》是全美第一家轉型非營利的指標案例。
三、指定資助模式
3年前，公益團體「為美國報導」（Report for America）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媒體贊助模式，就是地方媒體提出需求，由該組織部分出資聘用記者，指派進駐編輯室，從事為期1年的專案報導，藉此減輕媒體人事開銷。以今年為例，該團體聘雇250名記者，分布在164家地方新聞機構。
這種模式讓人力嚴重萎縮的新聞媒體，仍能進行重要的公共議題報導，不必為了特殊專題增加臨時員額；當贊助時程將屆，若有持續報導需要，可另外提出申請。這種人力折衷方案，也能部分緩解近年的媒體失業潮，由於已有一定成效，每年申請的媒體數量及記者員額不斷擴大。
四、跨界合作模式
除了上述模式，另一有趣案例是《對話》網站（The Conversation），透過學術界與新聞業跨界合作，持續產出可讀性及可信度高的內容與評論。《對話》發源自澳洲，發起人賈斯潘（Andrew Jaspan）曾任英國《觀察家報》主編，他去職後，有感於新聞生態惡化、社會信任流失，回到家鄉澳洲，與墨爾本大學、維多利亞州政府合作，打造新型態的新聞網站。
賈斯潘認為，大學各學院編制，很像媒體機構的政治、財經、社會等不同採訪路線，以往，新聞媒體碰到重大事件，往往會採訪學術專精的權威學者。然因媒體不景氣，競相追逐熱門話題，公共議題討論萎縮，賈斯潘建議反向操作，由學者主動執筆，分析重要時事議題，並與專業編輯合作，讓文章明晰可親，複雜議題也能讓大眾理解。
因此，《對話》的網站精神是「學術嚴謹，新聞文采」（Academic rigour, journalistic flair），資金來源透過小額募款、政府贊助，內容全數授權公共使用（Creative Commons），經常被新聞媒體大量轉載。由於模式成功，網站推廣至美、英、加、法、西班牙、非洲等多國語言版本，全部採非營利組織經營，因此，賈斯潘雖與編輯群衝突而被迫辭職，並未影響組織運作。
填補傳統媒體的資訊缺口
上述模式各有優缺點，例如，公共媒體不免遭受政治力量干預，且經濟命脈受制於政治人物態度。最近，川普不斷威脅刪除PBS與NPR預算、英國首相強森計畫廢止BBC的特許牌照費，香港電台因採訪WHO官員風波，遭港府斥為違反一中，要求懲處相關人員、台灣公視新任董事遲遲難產，都是公共媒體的宿命危機。
毫無疑問，一個健康、獨立、專業治理的公共媒體，絕對是新聞拼圖舉足輕重的一塊；傳統媒體轉型非營利組織，也將是未來重要支流。然而，無論是.com或.org，單一模式不會是終極解答，一個豐富多元的媒體文化，才是關鍵解方。以前述《對話》網站為例，台灣也有不少學術圈的跨界嘗試，像是《思想坦克》、《法律白話文運動》、《菜市場政治學》、《芭樂人類學》，各自拆開雖不大，卻能填補傳統媒體的專業資訊缺口。
回到文章開頭的提問，「新聞媒體值得搶救嗎？」殘酷現實是，近年媒體經營艱困，各種報導謬誤及立場爭議，導致社會信任貶值，形成重力下墜的負面螺旋。因此，新聞媒體必須努力補血「陰德值」，無論是銳意革新的商業媒體、訴諸社會認同的非營利實驗、各種新穎大膽的個人創業，錯落補位，進行一場彰顯價值的新聞競爭，如此一來，搶救明日媒體，才有今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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