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直播、垃圾車與公園：沒有休假的移工，在台灣怎麼交朋友？（下）｜江婉琦／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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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三重的阿葳（Wie）2008年來台灣當看護，至今一直沒有換老闆。她說平常走在台灣路上，如果當街看到印尼同鄉，彼此容易因為好奇，停下來問候幾句。不過她說看護生活中，最重要的交友場域還是倒垃圾和去公園。

「每天倒垃圾前15分鐘，我先下樓，跟同一棟公寓的看護聚會。」在台灣的許多城市、鄉村街角，夜晚最先出門等待垃圾車的都是外籍看護。雖然許多印尼人對於台灣垃圾車會播《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一開始都有些文化衝擊，不過久了，這些歌曲就變成了每天可以放風的悅耳聲音。

阿葳說在她倒垃圾的朋友群中，她們每晚會聊印尼盾與台幣的匯率，算寄錢回家最划算的時機。倒垃圾朋友群只有少數人有固定休假，能放假的看護就幫忙大家寄錢、儲值電話卡、買包包，互相幫助。

阿葳的朋友英塔莉住五股，常常成為「垃圾車朋友群」的大廚。當印尼同鄉想念家鄉食物、但雇主家又不能擅自開伙，她們便在垃圾車時間買來魚肉給英塔莉料理。隔天晚上的垃圾車時間，英塔莉會變出一大鍋印尼辣味煮魚，大家興奮的在倒完垃圾後，到對面的小公園待上半個小時，一起享用英塔莉煮的印尼菜，再各自打包回家。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垃圾車朋友」，同樣住在五股的芮達說，她照顧的阿嬤不喜歡她跟倒垃圾的看護們講太多話，怕她交壞朋友。那麼，看護們有時可以擁有「公園朋友」。公園朋友跟垃圾車朋友的人群不一定相同。

有天，《Intai》雜誌的羅姐邀我去她家附近的公園。她家住在台北市中正區，家附近的巷子像迷宮，她說剛來的時候很容易迷路，曾經有一次試著丟衛生紙記路，就像童話《糖果屋》。她要帶我去的公園在迷宮深處，說今天公園有印尼看護媽媽煮菜。

我們到了公園，卻只看見遠方石椅上兀自放了一只孤伶伶的紅色袋子，裡頭是盛滿白飯的大鍋子。羅姐看到袋子，雖然袋子身旁沒有人，她說「她們來了！」

遠方一位身穿橘色T-shirt的看護牽著她照顧的阿嬤走來，阿嬤身型瘦弱，但還十分硬朗。那位看護大包小包拎著塑膠袋，裡頭裝滿自己親手做的印尼花生醬、燙青菜，她就是羅姐口中的「印尼媽媽」。「媽媽」曾經去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現在已經當阿嬤，因為年紀最大，所以才被叫媽媽。不一會，分散在四周推長輩輪椅的印尼看護，緩緩地靠了過來，大家都跟「媽媽」打招呼，「媽媽」則吆喝她們吃飯。

吃飯過程中，我看著「媽媽」一直從袋子裡變出各樣公園野餐的道具，看起來得心應手。她拿出看護公園野餐必備的免洗筷、免洗盤、手扒雞手套、大包衛生紙、水，大家邊吃邊用爪哇語談天，看護的長輩們坐在一旁，用日語叫彼此「歐卡將（奶奶）」，阿嬤們開始看公園的人，也有阿嬤繞著看護們和食物周圍走一圈，眼睛瞇成一線，嘴巴嘟成三角形，皺眉端詳。

但聊天和吃飯的時間，還不到20分鐘，大家迅速吃完，「媽媽」再拿出袋子裡的打包塑膠袋，把剩下的食物分成一份一份，分給這裡的所有人，動作俐落。我有點錯愕的看著她們又各自推著照顧的阿嬤，匆匆離去，只剩下走向遠方的背影。

每天來到公園的時間是暫時的，倒垃圾也是暫時的。然而每天15、20分鐘，各自住在雇主家的看護能夠相聚，暫時相處在一起，形塑一個社群。英塔莉說，每個「垃圾車朋友群」和「公園朋友群」裡都會有一個媽媽，通常是年紀較大的看護。媽媽成為社群裡的老大，主持聚會、包辦吃穿互助網絡。每天15分鐘，在異鄉的看護藉由倒垃圾、去公園，擁有一個「擬親屬」的支撐朋友圈。

除此之外，少數能放假的移工也在假日裡組織社團，因為不知道休假可以做什麼，於是個人依興趣組隊。在台北車站常常看得見移工社團的蹤影，像是攝影社團、寫作社團、跳舞社團、同鄉會、學習烹飪的社團。英塔莉說，這些社團裡也通常有個「媽媽」，有時還有個「爸爸」，「爸爸」會是「媽媽」的男朋友。

英塔莉、芮達、阿葳就是在跳舞社團認識的，英塔莉就是「媽媽」，只不過她們的社團沒有「爸爸」。英塔莉的另外一個外號叫做「阿嬤」──她離婚後曾經交了一位泰國男友「阿公」，但是「阿公」回泰國了。

有媽媽、有爸爸，代表在異鄉有歸屬的「家」了嗎？她們說當然也是暫時的，這些交友模式不是必然。修行在個人，交朋友看緣分，在異鄉的朋友，常常也是短暫一瞬。

我還能怎麼辦呢？

「以前在台灣交朋友很難，但現在有網路真的變得很簡單。」過去一直被雇主限制交朋友的芮達說，她現在休假固定，可以出外交新朋友，「但是一開始在仲介認識的那5個朋友，早就已經沒有聯絡了。」芮達現在是5人中唯一還留在台灣的。她說即使有網路，交朋友比較簡單，但在台灣的交友圈還是很短暫。除非對方回印尼時仍然單身，行動自由；若有家庭，生活圈就會漸行漸遠。

英塔莉在台灣、印尼都是「媽媽」，她則說在台灣交朋友輕鬆多了。她17歲就結婚生小孩，每天在印尼圍繞的交友圈是鄰居媽媽和阿姨。在印尼鄉間，媽媽們有個互助社群Dawis（Dasa wisma），社群間最重要的事情是標會（arisan），每月媽媽聚會，要爭相穿得漂亮；口耳間聊的不外乎是家庭、小孩學費之類「很重」的話題。相較之下，英塔莉在台灣的朋友幾乎都比她年輕，多半未婚，聽她們聊各自的男朋友，大兒子今年已經24歲的英塔莉用中文說，她覺得這樣的話題「很輕」。

只不過再完美的社群，都還是有自己的問題。印尼人有好人也有壞人，朋友間常出現雙面人（bermuka dua）。我常聽說在印尼人之間「有人被朋友背叛」的消息，不過開口問，大家都說自己沒發生過，只是有朋友經歷過。她們說這些背叛的傳聞通常跟錢有關。在台灣交友雖然親暱，但一回印尼，可能就杳無音訊。阿葳說，如果有一天她被騙了，就算了吧！她用中文表述，如果被騙，「那不是我應該的得到。」

台灣的印尼移工多半來自爪哇島，爪哇人、巽他人共享一個爪哇文化。195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曾經詮釋爪哇文化階級嚴明，但同時重視社群合作。這個文化性格柔和，說話婉轉，但也相信宿命。

曾經有一位印尼大學人類所畢業的作家朋友Selvi告訴我，爪哇文化最重要的就是「ikhlas」和「mau gimana lagi」。「ikhlas」來自伊斯蘭的宗教觀，代表人要有一種博愛精神，看到他人有困難，要盡己所能的奉獻、幫助他人；「mau gimana lagi」是印尼文，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還能怎麼辦呢？」

「我還能怎麼辦呢？」這句話展現一種印尼人、爪哇人都相信的宿命精神，她說印尼人不時就說這句話。例如印尼雨季時人們不常帶傘，白天明明還晴空萬里，中午過後忽然下暴雨，放學要回家的學生、騎摩托車的騎士都停了下來，趕緊躲到一旁的店家屋簷下，無奈的看著大雨一直下，但也只能等待。大雨可能下了幾個小時，行程因此被延宕或取消，人們一邊無奈地等，一邊說「我能怎麼辦呢？」這就是命運的安排。

相信宿命的爪哇人、印尼人來到台灣當移工，身處異鄉，他們在雜誌裡希望遠方的同鄉能祝我生日快樂；平日無法出門，就在網路直播，反正有個家族，可以與線上的哥哥姊姊媽媽爸爸聊天到半夜；也可以在公園、垃圾車旁彼此幫忙匯錢又料理印尼菜，當對方暫時的媽媽，但不會是永遠的家人。

「媽媽」英塔莉說，「當我跟某一個人有一樣的 Nasib（命運），都覺得很孤單，當我們一樣很孤單，彼此就成為朋友。」

mau gimana lagi？我還能怎麼辦呢？

一天短暫相聚後，各自走回雇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