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自以為聰明的美國政壇人士，建議台灣人人學會使用AK-47步槍，藉此保衛台灣。這令人不禁反諷的想起：50年前，1973年9月11日，美國在智利策動軍事政變，陸軍包圍總統府，空軍投下炸彈，堪稱史上最狠的逼宮行動，智利前總統阿葉德（1908～1973）在辦公室拿著AK-47自殺。起初反叛軍還聲稱人是他們殺的，1990年代後經過科學鑑定，證明是自殺無誤。
阿葉德是土生土長的智利人，來自上層社會的西班牙裔白人家庭，整個家族長久以來介入智利的激進政治改革。祖父是個著名的醫生，創建了智利第一個非天主教的平民學校。阿葉德自幼同情弱勢階級，青少年時代一放學便跑去27歲移民阿根廷、以製鞋為業、對拉丁美洲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著力甚深的義大利人Juan De Marchi （1866～1943）那裡，與他探討一切關於人生的事題。
阿葉德在高中階段曾服兵役，並以足球明星之姿嶄露頭角；在首都聖地牙哥智利大學的學醫階段，已深入學運及工運，曾因各種政治活動短暫入監多次。24歲醫學院畢業，一如祖父行醫且從政，對智利中低收入戶的實際醫療狀況有通盤了解，著書立說，成為後來智利醫療體系的理論根據。
1938年，他成為智利社會主義黨的副書記，負責選舉事務。當時阿葉德輔選的人民陣線，口號是「我們要麵包，我們要住家，我們要工作」。他曾擔任人民聯合陣線組閣後的衛生部長，實際上參與多項進步的社會改革，例如改善勞工的安全工作環境、提高對工殤家屬的賠償與女性勞工育嬰補貼，以及孩童的營養午餐。
阿葉德做過眾議員、參議員，二戰期間，是智利寫信給德國政府抵制納粹的76位國會議員之一。1966年，他擔任智利參議院院長。1952年、1958年、1964年，他3次競選總統失利，曾自我解嘲說，將來的墓碑上應刻上：「這裡躺著阿葉德，未來的智利總統」。美國近年來的解密文件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至少投入560萬美元，包括260萬美元資助候選人Eduado Frei，以及300萬美元進行阿葉德的負面文宣，促使Eduado Frei在1964年當選總統。
1970年阿葉德再次競選總統，得票率36.2％，僅超過對手Jorge Alessandri的34.9％不到2個百分點。依據憲法，競選人若得票未過半，必須再交由國會票選決定勝負。美國中央情報局此時再度運作，安排Jorge Alessandri當選後一年辭職，讓原本跟美國合作良好的前總統Eduado Frei重新加入選舉，因為智利憲法規定總統一任6年，不得連選連任。
國會在總統選舉結束後一個月，仍遲遲不肯投票決定當選人。此時爆發智利陸軍統帥Rene Schneider在抗拒綁架行動中被刺，並傷重死亡的事件。Schneider是軍中的擁憲派，一向主張軍隊對政治中立，頗受智利民眾愛戴，他的去世，使國會不得不票選阿葉德當選總統。
由於總統不得連選連任的壓力，阿葉德加快改革速度，智利通貨膨脹率也迅速飆高。根據21世紀後的相關研究，學者們從美國解密的資料發現，智利當時民生物資的短缺以及其他經濟指數的惡化，大部分來自CIA的人為操縱。
阿葉德的國有化政策，是他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1970年12月21日，阿葉德提出了憲法修正案，授權徵用包括美國擁有的銅礦和美資的國際電話與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 ITT），認為他們在智利賺取了超額利潤。1971年7月11日，智利國會通過了國有化修正案，並在5天後成為法律。這個計劃在拉丁美洲是空前絕後的，迫使尼克森政府也加快智利軍事政變的腳步。
台灣苦勞網曾在2018年刊載過阿葉德對人民的最後廣播，他說：
我的朋友們，這恐怕是我最後與各位傾談的機會了。空軍現在已經轟炸到門戶電台（Radio Portales）和公司廣播（Radio Corporación）的電塔了。我不痛苦，卻很失望。希望老天讓那些違背諾言的人們受到道德的懲罰：智利的軍人們、有名無實的指揮官們……
身處歷史的轉捩點，我得付出生命來博得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他們，我堅信我們種入成千上萬的智利同胞良心裡的種子永不枯萎。人民有著力量，他們能夠支配我們，社會進步不能夠被罪惡或暴力所阻止。歷史是屬於我們的，是人民創造了歷史。
前智利總統阿葉德1973年9月11日透過廣播向人民做最後演說。
《智利秘密行動》是真人實事的報導
在冷戰期間CIA對於全球各地左傾份子所從事的諸多國家級恐怖行動中，策動阿葉德總統執政3年後的軍事政變，以轟炸總統府的方式屈服他，可以算是其中的極致了。據後來美國政府的解密資料，尼克森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紀錄上多次講過：「我們就是要讓他下台。」唯有國務卿羅傑士（William Rogers）持反對立場，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與國防部長，都附和尼克森的指示。
阿葉德去世後，美國支持的皮諾契特將軍成立軍事政權，智利進入長達17年的政治動亂，成千上萬的異議份子被殺、被囚或嚴重刑求，長期實施戒嚴，老百姓噤若寒蟬，原來的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美國對智利更是予取予求。
其實，1974年9月的紐約時報已開始報導CIA主導智利政變的經過，揭發此事件的，就是2023年2月報導美國炸毀北溪天然氣海底管路的赫許（Seymour Hersh，1937）。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此事，並發表研究報告《智利秘密行動：1963～1973》，但是冷戰氛圍下的美國，政府幾乎全面控制媒體，美國民眾普遍以為這是美國保衛世界免於共產主義滲透的義行，並沒有太多人關心或同情這個遠在太平洋南端的狹長國家。
台灣既然身為所謂「反共基地」、「自由中國」，自然罕見任何關於智利的相關報導。由於與智利邦交在1971年阿葉德上台後已斷絕邦交，自此少有民間接觸。直到1990年3月皮諾契特將軍不再繼任總統，同年9月才出現一本名為《智利秘密行動》（阮叔梅譯，時報文化）的中譯本，是小說家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寫的報導，講述阿葉德總統自殺後的智利種種怪現象。
馬奎斯在1982年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美國頗有幾年搶譯他的西班牙文作品，最著名的當然是《百年孤寂》，然而為什麼一個哥倫比亞的文學家，會以第一人稱，寫一本神秘潛返智利的導演幾週內的拍片過程，並公布於世呢？說來就是主編吳繼文的苦心了。
1980年也是台灣政改最輝煌的年代，時值美麗島事件後，群眾運動接連不斷，憲法改造運動隨之而起，民進黨成立（1986），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1987）李登輝執政，台灣逐漸改造為實質民主政體。吳繼文在《智利秘密行動》書後放了「智利1970（阿葉德總統上台）～1990（皮諾切特將軍下台）的政治大事記」，使這本看似黑色幽默小說的報導，散發出奇異的悲愴風味。不用說，那也是遭國民黨流放海外的台灣異議份子紛紛潛入國門的指標年代，無數的拘捕及抗議事件，持續在島上演出令人訝歎的劇碼。
《智利秘密行動》乃真人實事，主角是米蓋爾立頓（Miguel littin）。他在智利的電影界是呼風喚雨的人物，軍事政變後僥倖逃往國外，1985年得便於國際協力，主導一部由義大利、法國及其他混合國籍人士向智利政府合法申請拍攝的紀錄片。他本人仍在智利軍政府的流亡黑名單中，不得返國，遂改名易容，混在攝影團隊中回到智利。此書所述這次潛返智利拍片的成果，就是1986年9月在威尼斯影展得獎的《關於智利的全記錄》（Acta General de Chile）。
馬奎斯筆下的立頓，以第一人稱這樣說：
那時（按，1970）跡象只是阿葉德可能會贏，然而等到他真的勝利了，國家便在一夜之間翻轉過來。我們跑到街上去唱歌，在牆壁上畫圖，表演街頭戲劇，還放映街頭電影；街道上擠滿了人潮。」
麻波強河貫穿市內（按，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河床上佈滿圓石，河面有幾座鐵橋銜接，造型美觀，結構堅固，具有防震功能。……軍事政變的數月之間，麻波強橋變成惡名昭彰之地。那時候，河面上常常出現浮屍，都是軍隊夜間巡邏，攻擊貧民區的結果。貧民區在智利稱做帕布羅西尼（poblaciones），如今，這些饑餓的暴民更得和野狗、兀鷹爭食，搶奪從大眾市場傾倒出、流入河裡的菜餚。這幕悲劇是『智利奇蹟』的另一面，贊助人是軍事政府，導演是芝加哥經濟學派。
阿葉德時代結束之前，智利一直是簡樸的國家，即使國內保守的中產階級，也視其儉樸為一大美德。等軍事政府上台，為了很快創造出富裕的假象，阿葉德時代國有化的資產，全部都給私有化了，所有具有價值的資產，都賣給了私人企業、跨國公司。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結果：市面上充滿了華麗的奢侈品，公共建設盡皆華而不實。於是，一時之間，人人都以為國家富裕了，經濟繁榮了。
那時候，5年內進口的物資，比過去200年還多。那些錢全部來自國家銀行的抵押貸款，至於國家銀行的錢，則來自國營企業私有化。當時美國和國際信貸機構也聯合起來，接手處理了其餘的事項。不過等付款期限一到，所有的假象立刻就幻滅了。6年的繁榮，只消1年，就煙消雲散。
智利的外債當時累積到230億美元，幾乎是阿葉德時代的6倍。只要沿著麻波強河，走一趟大眾市場，就知道浪費掉190億美元在社會上造成怎麼樣的悲慘後果了。所謂的經濟奇蹟，就是讓少數人富起來，其餘的社會大眾更窮。
──馬奎斯，《智利秘密行動》，阮叔梅譯
1970、1980年代，美國政府介入的拉丁美洲政變與所謂的「經濟改革」，無時不以民主老大哥的身份出現。當時「霸權」兩字尚未流行，美國政客、商人與軍隊足跡所至，把這些原本嚮往社會主義改革的國家，攪和成一灘灘爛泥漿，好些國家政經全面退化，人民疲累驚恐，知識份子大量遭迫害。
馬奎斯頂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寫起智利當時的肅殺氣氛，除了是仗義執言，也來自感同身受。《智利秘密行動》沒對阿葉德歌功頌德，畢竟他執政只有1,000日，一切在初始階段。馬奎斯經由男主角立頓的雙眼看到一切，這麼寫道：
智利過去的歲月，早已和阿葉德這個名字交織在一起，密不可分。……前總統的小型半身肖像，仍在大眾市場內販售，流傳於崇拜者之間。……他們叫他「總統」，他似乎仍然是他們的總統……他不只影像鮮明，他那富含人道精神的哲理，也同樣深印在人民心中。窮人們說：『「把尊嚴還給我們，把從我們這兒拿走的還回來，我們要對自己的生活有發言權。』
《關於智利的全記錄》紀錄片，有英文字幕。該紀錄片長達4小時，分成3集播出，對於阿葉德為何從事智利政改，以及美國政府如何顛覆左傾的民主運動，有具體描述。
智利流亡作家多爾夫曼的《死亡與處女》
軍事政變奪走了智利人的總統阿葉德，但是國家級的恐怖並未因此終止，勞工階級、婦幼中心、貧民區等弱勢族群的社區，一次又一次的遭受調查及搜索。拉丁美洲的政權轉換期間，都發生過類似的清鄉行動。根據近年來智利真相委員會發表的文件，3,200位民眾被執行死刑或死於謀殺、38,000位民眾曾遭拘禁或酷刑，10萬民眾在社區的武力行動中遭受短期監禁。
智利知識份子大量尋求管道，遠離祖國避難。例如作家艾瑞爾多爾夫曼（Ariel Dorfman，1942～）生下來後不久，父母就移居紐約，他在美國受了10年教育，1967年才入籍智利。他在智利讀大學，又到加州大學拿了個碩士，1970年至1973年是阿葉德的私人文化顧問。軍事政變後，他流亡到巴黎、阿姆斯特丹、華盛頓，最後落腳在杜克大學。英文便給的他，經常在報章上發表文章，點滴將智利的真實情況傳達給世人。
多爾夫曼在199１年出版了他的傳世之作《死亡與處女》。雖然這個舞台劇本多次在台灣及中國的戲劇界公演，至今也仍不時在全世界各國公演，可是真正打響多爾夫曼名號的，卻是猶太裔導演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y，1933～）在1994年將此劇改編成的電影。電影劇本由多爾夫曼及Rafael Yglesias執筆，大致說來，反抗獨裁統治的意識比舞台劇本更精煉，也更能體現拉丁美洲知識份子在面臨轉型正義時的痛苦。
《死亡與處女》故事很簡單，演員從頭到尾僅有3人：寶琳娜、羅貝多與吉拉多。寶琳娜與吉拉多是夫妻，兩人是大學的學運同志，軍政府上台後，寶琳娜被拘禁兩年，審問單位將她雙眼遮蓋，電棒塞進她的陰道，四肢綑綁在特殊的床上，通過電流刑求她，就為了拷問出吉拉多的名字，因為他主管地下運動文宣，抓到他可摧毀異議份子的資訊流通管道；寶琳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際，來了個醫生羅貝多，起初他給了鎮定劑，讓她情緒紓緩下來，後來卻乾脆強暴她，一次、兩次，總計14次，而且每次必定播放舒伯特的協奏曲《死亡與處女》助性。
舞台劇與電影的背景，是一個市郊海邊的渡假屋，寶琳娜在等吉拉多來一起吃晚餐，卻在收音機上聽到，吉拉多已答應總統出任真相調查委員會的主委。吉拉多遲到甚久，是搭一名自稱醫生的人便車回來的，因為他自己的車爆胎了。臨走時，吉拉多說出自己名字，醫生愀然變色，離開了。
寶琳娜與吉拉多立刻陷入爭執，她認為真相委員會只是虛應故事，最多只是調查一些人怎麼死的，那些經歷酷刑的人，誰會來照顧屬於他們的正義？這時，我們看到了吉拉多的折衷主義，認為有調查總比完全沒調查好，人不能永遠生活在記憶中，「我們和軍政府的那些人不同，我們不做私刑，我們遵守法律」云云。
接著就是十分突兀的，醫生羅貝多半夜冒著大雨來訪，給吉拉多帶來一個備胎。吉拉多、寶琳娜已入睡了，但吉拉多決定起床讓醫生進門，並招待他喝點小酒，兩人談興很高，醫生奉承吉拉多到肉麻的程度，吉拉多聽得醺醺然，最後不勝酒力，醫生在沙發上過夜。而這同時，寶琳娜已從他們的談話，確認這位羅貝多就是當年強暴她的醫生。她悄悄起床，走到門外醫生的車上，搜索到一卷《死亡與處女》錄音帶，然後走到醉得不省人事的醫生面前，深深的嗅聞他的鼻息，決定就是此人沒錯，將他雙手、雙腳捆綁起來。現在，羅貝多是寶琳娜的人犯了，寶琳娜要他往東，他不敢往西。全劇的張力一步步高昇，寶琳娜會乾脆殺了他嗎？吉貝多會如何反應？醫生會同意懺悔認罪嗎？
103分鐘的電影，就這三人說來談去，卻全無冷場。一方面，飾演寶琳娜的雪歌妮薇佛所表現出的歇斯底里太傳神，連觀眾在證據確鑿的情形下，加上吉拉多的質疑，也不禁對她的指認無法完全認同，而醫生此時見縫插針，抵死不承認自己就是當年那人。觀眾看戲的同時，也注意到吉拉多的算計：現在他是著名的人權律師了，總統已任命他如何如何，他不希望出任何差錯，影響他的仕途。他已忘了寶琳娜當年如何抵制酷刑，就為了不說出他的名字。
多爾夫曼在《死亡與處女》紙本的跋中說，他構想這齣戲多年，始終兜不起劇情，直到得知一個阿根廷的案例，才啟發了他，所以他把故事的時間設定於「現在」，地點或許在智利，或許是任何經歷過長期獨裁統治的新興民主國家。
美國著名的異議份子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美國說了算》（What We Say Goes：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David Barsamian訪問，臧博譯，中信，2011）訪問錄中提及，他在一位智利籍的知名國際法律師及人權運動者的帶領下，參觀過皮諾切特將軍當年最可怕的刑訊室維拉格雷莫迪，這位律師說，他在此地受過駭人聽聞的刑訊，直到過了好些年後，才有勇氣談論自己的遭遇。
疑美？反美？地球上千千萬萬人在疑美、反美。最近幾年，常有人喜歡引述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斯底德的名言「強國為所欲為，弱國逆來順受」，好像這是什麼至高的真理。問問智利人吧，他們為何疑美、反美？他們的故事多得說不完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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