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1983年是阿根廷軍事統治最殘酷的期間。他們把人民當做敵人，不計一切手段的清算異己，史稱「骯髒戰爭」（Dirty War）。阿根廷的失蹤人數超過3萬，確定死者超過5千，傷者更是成千上萬，無數家庭因此毀壞。
在這段人權淪喪的歲月，很難令人想像的，率先公開反抗軍政府的，居然是女性團體，一群失蹤者母親所組成的團體──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是的，「五月廣場的媽媽們」就是她們的正式名字，任務是尋找「desaparecidos」，也就是在骯髒戰爭中失蹤的受害者。她們通常是失蹤者的母親。由於失蹤者中也包括懷孕婦女，她們的媽媽們擔心生下孩子的下落，後來成立了另一個團體「五月廣場的祖母們」（The Grand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直到2014年，已成功追索出114名孫子、孫女的落籍處。
阿根廷軍政府是在1976年3月24日上台的。據估計，在他們稱為「國家重組過程」的這段期間，骯髒戰爭失蹤了3萬人，年齡約在16～35歲之間，其中有30％是女性，而女性中又有3％失蹤時正懷孕。將這些失蹤孕婦生下的嬰兒交由軍職人員家庭認養，據說是軍政府的計畫，以免小孩長大後也成為異議份子。
「五月廣場的媽媽們」的抗爭雖是和平的，領頭的女性之一薇拉佛爾（Azucena Villaflor，1924～1977）卻在抗爭第一年的12月10便遇害。她的遺體是2003年經由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Equipo Argentino de Antropología Forense）以DNA鑑識發現的。她和其他4位女性人權工作者的遺體被堆放在一起，身上有多處骨折，推測是從高處被推落所造成。這個法醫團體，也是當年在玻利維亞鑑識出古巴革命主角之一切．格瓦拉（Che Guevara）遺體的團體。
薇拉佛爾、巴拉圭女人權工作者Esther Ballestrino及阿根廷的主婦 María Ponce，代表因組織「五月廣場的媽媽們」而遇害的母親，她們的骨灰埋在五月廣場。影片中為2005年12月8日的埋葬儀式。背景音樂為Sting為「五月廣場的媽媽們」所作曲的They Dance Alone。
頭綁白布巾，代表她們給孩子包過的尿布
薇拉佛爾來自阿根廷的勞動階級，父親在羊毛工廠裡做事，母親15歲生下她。她們家族和過去裴倫政權的勞工運動有些淵源。薇拉佛爾16歲起就在家庭用品店當電話秘書，遇上她後來的先生，此人是工會代表，兩人育有四子。1976年11月30日，他們的兒子Nestor及其女友被軍政府綁走，從此下落不明，薇拉佛爾在透過各種管道尋找兒子時，認識了一些也在尋找親戚的女性。
這樣連續尋找了半年之後，薇拉佛爾決定開始一連串行動，以爭取公眾支持。1977年4月30日，她連同13位母親，個個綁著白頭巾，象徵養育孩子的尿布，上面寫著她們失蹤兒女的名字，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心點五月廣場，也就是總統府前面抗議。因為警察不准她們逗留聚集，要她們散開，她們便繞行廣場。這個地點是薇拉佛爾選的，她知道此處自古以來頗有政治意義，那天是週六，並沒有受到太多注意。
第二次繞行，她們選了週五，後來終於固定在週四下午3點半，直到40幾年後的今天。1977年的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她們在幾個報紙刊登廣告，上面是盡可能蒐集到的失蹤者名單，希望政府回應。當天晚上，軍方就把薇拉佛爾從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家中帶走。據推測，她曾被監禁在海軍軍械學校的集中營裡，營區則由因為刑求而惡名昭彰的Alfredo Astiz管理。
由於薇拉佛爾的遺體曾落水，被撈上岸後草草掩埋，據親眼看過當年軍事政府執行刑求的軍官作證，有時他們會把人犯帶上飛機，脫光人犯，在低飛掠過海峽時，把人犯活生生的從飛機上丟下來。這是他們不致留下殺人證據的手法之一。
2005年12月8日，薇拉佛爾以及最初參與組織「五月廣場的媽媽們」兩位人權工作者，被埋放在19世紀初阿根廷為紀念五月革命所立的石塔底部旁邊。
「五月廣場的媽媽們」影響力之大，可能是薇拉佛爾始料未及的。這個媽媽團體以她們持續數十年沉默的繞行、以她們簡單的白頭巾及口號，感動了整個拉丁美洲及海外的媽媽們，超越傳統的主婦角色，陸續投入人權工作，無論是在1980年代初之前的巴西、烏拉圭、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甚至1990年的斯里蘭卡，都有類似的女性團體出現。
祖母們促成了EAAF的科學鑑識組織
1980年代以後，拉丁美洲一些獨裁國家逐漸回到民主常軌，漫長且綿密的轉型正義亦逐次展開。阿根廷在1983年12月回歸民選政府，新當選的總統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成立了一個特別行政組織「失蹤人士國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簡稱CONADEP），針對在骯髒戰爭期間失蹤的已知名單進行造冊，大約有1萬人左右。據推測，這些人都是先被綁架到非法的集中處所（clandestine detention center，簡稱CDC），再施以刑求並殺害。
這些迫害過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通常受迫害者會被關上數週甚或數個月，有時也能夠被釋，有的未經審理便執行監禁，有的未經審判即執行死刑，最慘的是前述那些被打鎮靜劑或綑綁住的人，被載上飛機從空中往海上丟包，或是刑求殺害後隨隨便便埋葬在一些公立的墓園裡。那些埋葬在公立墓園的情形，通常是先被丟棄在公共場所，當地的教堂會接到匿名電話，然後警方出現，有時伴同地方法院法官，去那些處所收屍。在進行無名埋葬之前，警方會拍照、按指紋留底，或是讓警方、法院的法醫馬馬虎虎的做鑑識，然後給個死亡證明以便埋葬。但是到骯髒戰爭後期，連這樣的程序也辦不到了。
對於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而言，這些遺體的相關紀錄很重要，沒有它們便無法辨識受害人生前的身份。固然在1984年，「失蹤人士國家委員會」責成那些被認為是受害者埋骨之地的公墓，進行遺體開挖，但是由於官方醫事人員對於如何挖掘遺體及分析遺體並沒有經驗，任由工人以非常不科學的方法來挖掘，有時甚至僱用怪手，遺體的骨頭被挖碎、遺失、或是與其他遺體的骨頭混在一起，通常只剩下殘破不堪的墓穴，未來可能的犯罪證據，就這麼草草被摧毀了。
更加可怕的是，有時那些主持挖墳事務的法醫，本來就屬於過去軍事政府的系統，與他們同聲氣，哪可能願意把犯罪證據完整的交給當局？
1984年初，「五月廣場的祖母們」為了找尋那些失蹤母親所生下、被帶走的孩子，找到美國的法醫專家史托佛（Eric Stover），他當時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科學與人權計畫」（Science and Human Rights Program at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稱AAAS）的負責人。這個組織是全球最大的跨學科機構。史托佛安排一個法醫團隊到阿根廷，發現好幾百具遺體被裝在塑膠袋裡，存放在各地的法院或法醫辦公室，很多是遺體與遺體相混，遺骨與遺骨交雜，於是建議阿根廷政府立刻停止開挖遺體。
AAAS的法醫團隊中，史諾博士（Clyde Snow）是全世界最權威的法醫人類學專家。他一個個去拜訪阿根廷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醫生等，建議他們運用考古學及法醫人類學的傳統技術，來進行遺體的發掘及分析。接著的5年，他在美國與阿根廷之間往返多次，幫助成立了後來發揮重大功用的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史諾博士與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是將法醫科學適用在違反人權案件的開路先鋒。他們在阿根廷各地發展，後來又將工作開展到其他美洲國家，甚至亞洲、非洲及歐洲。
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從工作中學到，與遺體所在地的親屬及社區配合，是首要原則。在遺體的調查與開挖過程中，每個步驟都必須詢問他們的意願，因為能夠辨認出遺體，對他們是無上的安慰，可紓緩他們心靈受創的痛苦。阿根廷法醫人類學組織是協助的身份，不可主客易位。
該組織的成員分布也是跨學科的，與國際上的相關組織保持良好互動。在他們之後，智利（1989）、瓜地馬拉（1991）、秘魯（2001）等國也成立了他們的法醫人類學組織，2003年還成立拉丁美洲法醫人類學協會，分享資訊，共榮共長。
「骯髒戰爭」期間阿根廷的肅殺氣氛，以及群眾上街遊行抗議，此為當年留下的珍貴影片紀錄。
全世界的母親，都應起而反對獨裁！
如果你認為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僅發生於拉丁美洲，可就大錯特錯了。根據「反對非志願失蹤亞洲聯盟」（the Asia Federation Against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簡稱AFAD）的統計，包括菲律賓、尼泊爾、東帝汶、印尼、泰國、孟加拉在內的這些國家，尚有7,400名政治異議份子在失蹤狀態，下場並不樂觀。
熬過納粹的猶太人，會以為希特勒政權是歷史上最兇殘的獨裁統治。但根據阿根廷近年來對於骯髒戰爭侵害人權的報告，當時整肅政治異己的手段，實不輸於納粹，而他們迫害的還都是同一種族的人，不像納粹還有種族歧視的民族情感衝動做為藉口。
經過骯髒戰爭的阿根廷人，好幾代至今尚未脫離夢魘。第一種人是失蹤了父母的兒女，第二種人是失蹤了兒女的父母，第三種人是發現自己身世的人，原來自己的「父母」居然與殺害自己生母的人同聲氣，第四種人則是一度失蹤但倖免於難的人。這些人要重建對於政治的信心，真是談何容易。
諷刺的是，無論「五月廣場的媽媽們」或是「五月廣場的祖母們」，成員中都包括1930年代在納粹執政後逃到阿根廷的猶太人，例如一位名為Sara Rus的90歲老祖母，在訪問中曾說：「他們都跟納粹學的。」她到阿根廷以後生下的兒子丹尼爾，在1977年死於軍事政府的迫害。「全世界的母親都應起而抗制獨裁政權，不要一次又一次的讓他們得逞。」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