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拉丁美洲最偉大的歌謠藝術家梅賽德斯．索薩（Mercedes sosa ，1935～2009）去世10週年。她的祖國阿根廷與拉美其他國家照例舉辦了各式慶祝活動。對於不曾親炙索薩演唱風采的拉美後輩，儘可以從她生前錄製的CD與影像紀錄，了解她的人與她的歌，甚至閱讀她的傳記，探究20世紀對她以及她對20世紀的影響。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索薩的英文傳記終於出版。過去，由於語言的隔閡，英文歌迷對她的歷史如霧中看花，如今有了認識的起點。這本書名為《索薩：希望的聲音》（Mercedes Sosa：the Voice of Hope），令人驚訝的是，作者克里斯汀森（Anette Christensen）生長於丹麥，不但不是音樂圈中人，而且在索薩在世時，根本不曾是她的歌迷，她是在索薩去世時看到電視新聞報導，首次聽到她的歌聲。
克里斯汀森當時正處在人生低潮，她與丈夫不得不賣掉他們的旅行社及房屋仲介公司，而且她確診為精神官能症，無法立刻賺錢還債。恰如許多一聽索薩歌聲就上癮的歌迷，克里斯汀森不但找來索薩的 CD與影像紀錄，且發現除了西班牙語系國家之外，索薩的相關資訊實在太少了，於是發心要寫本書來介紹她。
然而這樣的寫作動機並非臨時起意，是經過相當時間，克里斯汀森發現自己受到索薩的精神感召，能夠從人生低潮中逐漸站立、奮起，基於感激之情，才展開全面的資料彙整，完成了這本書。
對於我而言，閱讀《索薩：希望的聲音》的意外收穫是，藉著書中索薩崛起的經過，得以更貼近的角度一窺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與智利兩個相鄰國家在獨裁政權時代迫害人權的劣跡。拉丁美洲的新民歌運動，是他們人權運動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在阿根廷，由於「骯髒戰爭」（The Dirty War，Época del Proceso or Época de los desaparecidos，1976～1983，即軍事政權統治期間）殘忍酷烈，莫名其妙失蹤者高達30,000人，死亡者至今無法統計，人權歌者受迫害案例無數。
拉美的人權歌者普遍受到迫害，其中包括阿根廷的喬治卡佛恩（Jorge Cafrune），他是當初將索薩帶進新民歌運動的關鍵人物，而鄰國智利民謠界的標竿維多哈拉（Victor Jara），也慘死於軍事政權手中，他是索薩的好友。
索薩在這樣的在恐怖統治氣氛下，等於是提著頭唱歌，要有過人的道德勇氣。若非像她這樣的、各種類型的人權工作者，恐怕拉美人民更會是萬古如長夜，無法出脫為現代民主國家。
維多哈拉演唱〈Plegaria a un Labrador〉。
維多哈拉演唱〈Manifiesto〉。
維多哈拉：拉美洲最傳奇的新民歌旗手
《索薩：希望的聲音》僅以區區2頁來介紹維多哈拉，當然是絕對不夠的，他已成為智利的民族英雄。雖然只活了短短41歲（1932～1973），對於智利民主的貢獻，正如槍殺他之後的政變軍方所宣稱：「維多哈拉所唱的歌，效力比100支機關槍還強大。」
1973年9月11日晚間，智利總統阿葉德（1908～1973）在軍事政變中自殺身亡，他選擇的自殺工具是古巴首領卡斯楚贈送的AK-47。2011年出爐的國際調查委員會報告，確認該事件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導，因為阿葉德是智利第一位民選出來的社會主義總統，任內3年為倒轉貧富差距大作改革，包括計劃沒收單一地主大於80甲的可耕種農地，還地於民等等，中央情報局在美國指使下，決意幫助智利的財團及地主鏟除阿葉德。
維多哈拉當時是大學講師、劇場導演及演唱家，他相信共產主義，可說其來有自。生長於農家的他，6歲起便在田裡幹活，他的父親因為無法供給全家生計，痛苦酗酒，終至離家出走。維多哈拉在媽媽及兄長堅持下，才得以接受教育。由於媽媽成長於盛行民歌的智利南部，能夠彈吉他與鋼琴，為婚喪喜慶演唱，維多哈拉從小耳濡目染，也能唱能彈。15歲媽媽去世後，他學過做會計，又進過神學院想當神父，終因對天主教失望而離開。
維多哈拉試過從軍，但適應不良，最後在歌唱與劇場中找到志業。參加了聖地牙哥大學的合唱團之後，他在該大學修戲劇學分，因才藝出眾拿到獎學金，在大學的劇場嶄露頭角，尤其擅長刻畫民間生活的社會劇，例如俄國作家高爾基的《低層》（1902）。1957年他遇上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 Parra），帕拉提倡將智利傳統歌謠結合當代生活，已是歌謠界的一方之霸。在她的帶動下，維多哈拉加入歌謠走唱團，得以深入研究智利的民間歌謠，並深受阿根廷的民謠之父尤邦基（Atahualpa Yupanqui）及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影響。
1960年代，維多哈拉跨足劇場界與歌謠界，且將二者充份結合，到了60年代下半，他再將左派的政治理念以兩者呈現，深得智利民眾喜愛，當時傳唱最廣的是他的〈工人之禱〉（Plegaria a un Labrador）及〈我記得你，亞曼達〉（Te Recuerdo Amanda）。
維多哈拉的歌曲與戲劇受到改革派的青年支持，因此敢於挑戰教會的貪腐及政府非法迫害行動。成為阿葉德的忠實支持者之後，他的社會主義傾向越來越強烈，在訪問古巴與蘇聯之後，決定正式加入共產黨。他隨著阿葉德的競選活動走遍智利，宣揚社會主義式的和平改革，他作曲的〈我們會勝利〉（Venceremos）幾乎成了阿葉德的競選歌曲。在阿葉德當選總統後的慶祝大會，維多哈拉被呼喊出列接受群眾歡呼時，台上背景就是一面巨幅的布簾，上面寫著：「沒有民歌，沒有革命」。
在阿葉德執政時，智利新民歌運動發展至頂峰，而在浪頭上的正是具有群眾魅力的維多哈拉，他的歌傳唱整個拉丁美洲，連蘇俄都來邀他開個人演唱會。這場在莫斯科的演唱會太成功了，以致於蘇聯當局不得不出面滅火。無怪乎1973年軍事政變一開始，維多哈拉就被當成整肅目標。他是技術大學的講師，正在去學校的路上，看到大學被軍隊包圍，並未轉身逃跑，反而打電話給太太告別，並進入學校，以歌聲徹夜支持師生。
政變的第二天，軍隊到處搜捕抗議份子，維多哈拉連同數千名各行各業的人士及學生一起被送進聖地牙哥最大的國家露天體育館（the Estadio Nacional），受到拘禁、刑求或殺害。至今近40年，在該體育館發生的迫害歷史已成為傳奇，不斷有電影或記錄片以此為主題，探討當年實況。根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1990年的報告，政變後有2,279人被殺或失蹤；2004年的法拉克報告（the Valech Report），則調查出有27,255人被非法拘禁或刑求，其中發生在1973年9月11～13日之間的案件，超過5,000件。
維多哈拉死於9月12日。起先，軍隊要他唱歌給大家聽，然後當眾羞辱他，再拉到體育館辦公室刑求，包括砍斷他的雙手腕及手指，然後看守的軍人輪流玩俄羅斯輪盤，直到有人一槍射中他的頭部，再以機關槍射出40顆子彈結束他的生命，並將他的遺體棄置在體育館入口，特意給來來往往的抗議份子看，讓他們知道主張社會主義的下場。
軍方將維多哈拉連同其他幾十具遺體，隨意推放在體育場外。殯儀社來收屍時，有人認出了他，通知他家屬。他太太瓊安是英國籍，迅速埋葬他之後就立刻飛往國外避難。也就是在她這段放逐期間，將維多哈拉的歌曲及遭遇傳播到國際社會，為智利民主化爭取到更多同情與幫助。
索薩是在維多哈拉被殺後，才體會了新民歌運動會導致怎樣的殺身之禍，也了解到新民歌在拉美許多國家爭取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維多哈拉的所有歌曲在軍事政變後，被智利全面禁唱，索薩卻仍將他的歌曲錄製成唱片，以維多哈拉的事蹟為例，激發大家反抗暴政的熱情。
截至2018年，牽涉到維多哈拉命案被判刑的軍方人員有十幾人，其中7名已退休軍官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至於已逃到美國佛州的Pedro Barrientos Núñez則遭到民事訴追，判決賠償家屬2,800萬美元。他就是在玩俄式輪盤時射中維多卡拉腦部的那個「幸運者」。
1965年第5屆Cosquin音樂節，喬治卡佛恩獨排眾議請索莎出場，使索薩登上阿根廷新民歌運動的舞台。她以大鼓伴唱〈印地安人崩潰之歌〉（cantó Canción del derrumbe indio）。
喬治卡佛恩因為堅持演唱這首〈希望的森巴〉（Zamba de mi esperanza）得罪軍事政權，最後疑遭車禍身亡。
喬治卡佛恩演唱〈我不是這裡人，也不是那裡人〉（No Soy de Aquí... Ni Soy de Allá）：「我喜歡陽光、女人及鴿子，我喜歡酒、花朵和愛人們，不喜歡紳士；我喜歡和小偷做朋友，喜歡法國歌。我不是這裡人，也不是那裡人。我來自快樂國。我沒有年齡，沒有未來。我喜歡躺在沙上面。我來自快樂國。」
喬治卡佛恩：希望，來自人民當家作主
直到今天，喬治卡佛恩去世（1937～1978）超過40年了，仍是阿根廷人或是拉美人民最鍾愛的民謠歌手之一。他的CD銷售量之多，唯有和索薩差可比擬。想當年，如果沒有他將索薩拉進新民歌運動的陣營，或許索薩只能成為無數商業性歌手之一，不會留下重大的歷史意義。
1965年的Cosquin音樂節，卡佛恩獨排眾議，把當時灌過一張通俗歌曲唱片卻不大為人所知的索薩介紹上台，當時的錄音紀錄仍然保存，卡佛恩幽默的說：「介紹這位女士出來唱歌，我可是會被音樂節委員彈耳朵的，但是我一向喜歡逆風騎馬，我可不怕什麼。現在，塔庫曼來的這位單純的女性，索薩，請你來為我們唱一首歌。」
為什麼卡佛恩會說委員會不贊成呢？因為索薩是共產黨員，委員們也不大瞧得起那些唱些下里巴人玩意兒的歌者。索薩上台時，還有些委員說，那是誰呀？看起來像個下女，她來這裡幹嘛？可是卡佛恩不管，而索薩也沒有辜負卡佛恩的厚望。她的唯一伴奏是那個獸皮面的大鼓，唱的是Fernando Figueredo Iramain寫的〈印地安人崩潰之歌〉（Cantó Canción del derrumbe indio），歌都還沒唱完便已滿堂采聲。
那年索薩30歲，結婚10年的先生離她而去，她必須獨自扶養小孩長大，卡佛恩的拉拔來得正是時候。她搬到布宜諾斯艾諾斯，接觸到對民謠歌曲真正內行的製作人，給她當時新民歌運動的重要歌曲錄製唱片。當時阿根廷因為貧富差距而民怨沸騰，歌曲中的反抗聲音深得民心。
然而那時，阿根廷正在軍事統治階段，即使像卡佛恩這樣已成名的民謠歌者，經常出現在電視上或大型集會場所，也並不是什麼歌都可以唱。例如他最著名的 〈希望的森巴〉（Zamba de mi esperanza），是一首1950年代的老歌，雖然毫無政治意味，也在1976年莫名其妙被禁唱。1977年，卡佛恩在西班牙待了好幾年剛回國，就被警告不得唱這首歌，他回應當局說：「你當然可以禁你的，可是假使觀眾要我唱，我就唱我的。」
這句話講完沒幾天，1978年1月31日半夜1點多，卡佛恩騎馬在回家路上，一輛卡車疾駛而來，撞倒他，不到半天他就死了，享年41歲。該事件之後，索薩還是堅持了1年多，直到1979年發生La Plata小型演唱會，她被當眾搜身、台下觀眾也全數被捕的事件後，她才決定離開阿根廷。
阿根廷的民謠之父尤邦基曾這麼說：「拉丁美洲的人民，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希望。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阿根廷的統治者那麼懼怕卡佛恩唱〈希望的森巴〉。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當阿根廷人想到希望時，就會想起像卡佛恩那些永不屈服的歌手，以及他們所唱的歌。」
索薩在演唱會最常唱的 〈像蟬一樣〉（Como la Cigarra）：「那麼多次他們殺我，那麼多次我死了，但是我在這裡復活。謝謝你給我噩運與匕首，因為他們這樣殺我，我還是不斷的唱歌。我一直唱歌，像蟬一樣的在陽光下唱歌。」
延伸閱讀：《像蟬一樣》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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