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A Memoir of Containment and Coexistence，伍牛、王薇譯，新華出版社，2003）是非常特別的經驗。尤其在俄烏戰爭膠著的此時，重讀這本名著，覺得一切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政治領導人最最難的，不外選擇放下。
《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的作者雷蒙．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1929～）在這本不朽的回憶錄中，沒有半句虛言。他要告訴世人，美蘇關係長達將近數十年的敵對，人為造成的成分占最大。美國全球戰略的決策圈，充滿各種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各有其學養與經驗，但也各有其執著與偏見，最後還是必須仰賴睿智的政治領導人盱衡世局，究竟是失足千古或扭轉乾坤，都看他們的決斷，無論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都一樣。
加特霍夫是誰？1990年代之初，蘇聯改革開放後，冷戰表面告一段落，冷戰史少說出版了幾十部，為何《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至今的參考價值有增無減？關鍵還在作者這個人。
記得流亡西歐的俄國自由主義大師貝德葉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曾在一本寫歷史的小書裡，如此強調過：「任何一個單獨個人比整個歷史與帝國，連帶它的戰爭與革命，它的文化的興衰，都具有更大的意義和價值……人應該對歷史予以一種判決。」（見《人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鄭聖沖譯，光啟社，1974）
加特霍夫稱得上是這樣一個「單獨個人」，他的知識與判斷，更難得的是他的正直，使他在冷戰期間諸多著名的「情報分析專家」中獨樹一幟。連季辛吉當紅時，都想方設法排擠他，恐怕他的說理太鑿實，會影響季辛吉想一手操控的美國外交政策決策圈。
《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的高明，在於加特霍夫是以美國對蘇俄戰略的絕對圈內人身份，寫的一本有歷史褒貶之實的回憶錄，下筆卻做到了可以不帶批判。這本書的君子風範，使讀者在面對事關數十億地球生靈的，危機四伏的美國軍事戰略研擬過程時，依然如沐春風。
加特霍夫是誰？投入國際領域的精英份子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為加特霍夫做的口述歷史記錄中，他提起自己自從懂事以來，就一直對國際間的大小事感到興趣。這跟他生在埃及開羅可能沒有關連，因為他5歲以後就跟隨美國籍的父母回國。然而他父親先是任職開羅美國大學財務主管，返國後在農業部上班，家中往來無白丁，當時全世界的戰爭頻仍，以至後來美國參戰，他在大人們的言談中耳濡目染，覺得學習國際關係，或許是個報國的捷徑。
加特霍夫有傲人的學歷：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耶魯大學碩士與博士。不過，當時投入美國國際關係相關機構的年輕人，從民間智庫到中央情報局，從國務院的政治軍事局到外地各國代表團，甚至總統府的智囊團等，幾乎人人都具備類似的長春藤名校學歷。
這是股新風氣，一種另類的從政，就好像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評寫為何英國帝國主義如此成功，和當年讀過劍橋、牛津的非貴族階層的年輕人，為了自身前途，爭相投入英國各地的殖民地做管理工作有關，「他們是遙遠帝國當局與本地願意和帝國合作的精英階層的中間人。」類似加特霍夫那個年代的精英，實際上也是促成美國全球軍事戰略的「中間人」。
弗格森認為，美國在2003年攻下伊拉克人之後，就是因為沒有同樣優秀的精英份子願意遠赴沙漠，駐地參與美國對伊拉克的民主改造運動，終於在8年後必須完全撤離。（見弗格森，Colossus，《巨人：美國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相藍欣、周莉莉、蔡品岑譯，廣場出版，2020）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美國精英大量投入，使美國政府在擬定全球大戰略的準確度提高了，所謂「區域研究」的學術新領域也應運而生。加特霍夫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原可進入哈佛或哥倫比亞大學攻碩士，兩所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術圈，陣容頗吸引人，但是深思熟慮的他，考慮到蘇聯的興起與壯大，毅然選擇當時俄國研究較勝一籌的耶魯大學，而且在攻讀碩士的兩年期間，精力集中在學習俄文。
加特霍夫19歲大學畢業，21歲拿到耶魯大學碩士時，他的俄文已能用於讀與寫，口語也相當流利。這要歸功於美國學術界的遠見，二戰期間起，越發感到必須走出英語圈，耶魯大學已和其他幾所大學聯合，率先大量聘請外籍教師，進行對學子們外國語文的強化訓練。
加特霍夫原本對俄國並沒有特別興趣，回憶錄中提到他大學時代，蘇俄間諜的幾次叛逃事件，揭露蘇俄已全面對美國進行情報人員滲透，才激發他的憂患意識。他說，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1905～1966）的《我選擇了自由》與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的《正午的黑暗》都讓他印象深刻。至於教科書方面，E.H.卡爾的《二十年危機：1919～1939》與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的《國家之間的政治》，這些現實主義政治學的名著，頗啟發了他政治實力如何在國際關係中發生關鍵作用。
遏制或圍堵的情報分析
《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奠基在加特霍夫的40年職業生涯上。雖然他1970年代末期做過美國駐保加利亞大使（1977～1979），但那僅是尼克森政府在他退休前給他的「甜點」，「職業外交官」5字並不足以呈現他工作的本質。
情報蒐集、過濾與解析，需要的是往往是一種超乎學術訓練的特質，必須揉和對於情報對象相關的文化了解與人情認知。因此，加特霍夫書中強調，他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周遊列國，他擅長語言的俄國固不待言，旅行其他國家也能增廣見聞，促進他的職業嗅覺。
即使在美國的職業外交官中，能夠像加特霍夫資歷如此完整的，恐不多見。在攻讀博士期間，他已到蘭德公司就職。蘭德公司原是美國空軍為了因應原子時代和航空時代新式戰術與戰略的發展而成立，招攬來所有學科的秀異份子，甚至包括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的研究人員，平均年齡30歲。它成了後來大量出現的智庫的原型。加特霍夫在蘭德公司6年（1950～1956），寫下了他足以傳世的《蘇俄軍事思想》（Soviet Military Doctrine，1953，鈕先鍾譯，軍事譯粹社，1954）。
《蘇俄軍事思想》是當年全球這方面唯一的深入研究，後來增訂數次，再版無數次。加特霍夫在書中的鉅細靡遺、條分理析，若和同時代諸如被廣泛閱讀的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蘇聯及西方》（Soviet And the West，1960）相較，後者的花拳綉腿相當明顯。
對於這位在冷戰史上被提得很多的肯南，《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即使批評，也多半不具其名，因為他畢竟是早在1947年提出遏制（containment）概念的第一人。遏制亦譯為「圍堵」，意為將蘇聯向外擴充其社會主義帝國的行動，圈制在他們現有的實際控制區域，至於蘇維埃政權本身，美國政府預期它會因制度運轉不良，日久後自行萎縮消滅。
21世紀初，加特霍夫仍經常上美國媒體議論時政，他認為遏制策略是成功的，雖然表面上到雷根執政時才顯現出來，但是雷根總統的前輩甘迺迪、尼克森都有功勞。他筆下評價較差的是卡特總統，在他任內，對蘇聯的外交關係高度停滯。可是加特霍夫也屢次提到，像肯南這些第一輩的蘇俄專家，有些過度強調蘇俄的軍事實力與侵略世界的意圖。
例如講到越戰，《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就說，美國為何會越陷越深，主要就是這些老一輩的蘇聯專家對共產主義舊恨綿綿，加上新一代的鷹派政治人物與軍方將領貪求表現，才會使越南幾乎被美軍全面蹂躪與毀壞之後，在國內反戰的聲浪下，無功而退。而古巴飛彈危機若非甘迺迪總統明察情報，後果也可能很不堪。當然，美國外交圈都知道，這其中，加特霍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幕僚角色。
1957年至1961年，加特霍夫被中央情報局延攬，這也是他大顯身手的階段，後來才受到層峰賞識，轉服務於國務院。他認為中情局在1950、1960年代比較沒有衙門氣息，對於第一線工作人員的想法、做法也較能尊重，主要就是能夠如實反應情況，「是什麼就說是什麼」，如果情報分析的結論與現行政策或擬議中的政策不相符時，更應如此。
加特霍夫說，這是肯特（Sherman kent）在二戰時戰略局還未進入中情局，即已設定的傳統。肯特的專書《為美國世界政策服務的戰略情報》（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1949），可以充份說是他指導下中情局的工作準則。
美國的超級公務員
《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中說：
在20世紀50年代初，即（按，中情局）各國國力評估處成立後的最初那幾年，人們對蘇聯的看法由過去那種認為他們好戰和侵略成性因而惶恐不安的心情，逐漸轉向了一種比較平衡的判斷。也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堅決干預阻止了共產黨人奪佔南朝鮮，同時建立了北約聯盟，還加強了我們的軍力，或者也許是史達林死了而蘇聯集團內部又問題不斷，蘇聯的行動看來已較少帶有直接的威脅性。
當時政府內（甚至政府以外）還沒有什麼人願意重新考慮，是不是我們自己在1946～1952年的看法把蘇聯領導人的擴張主義欲望看得過了頭。不論怎樣，到了第二屆艾森豪政府時，對蘇聯威脅的看法，已經不像杜魯門政府和第一屆艾森豪政府時那樣嚴重了。
但是這時有了新的問題，就是美國相對於蘇聯的軍事優勢正逐年降低。艾森豪政府在1954年還可以聲稱，假使蘇聯有任何對外侵略，美國肯定會以「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應對，也就是說，任何國家有侵略美國的行動，美國肯定反攻到對方寸草不留，但那是在美國能夠壟斷世界核武力量的情況下講的。當時蘇聯已有洲際飛彈，即使美國擁有核優勢（按，大約3,000枚核彈頭）可以一下子摧毀蘇聯的核武（按，大約300枚核彈頭），但總有個十來顆核彈頭不會被摧毀，蘇聯在美國第一擊後反攻，即使美國幾個州被打中，善後也是困難的。
這正是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情景。若非甘迺迪相信關機構的情報分析，認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彈裝置，只是為了因應在甘迺迪總統上台後的萬象更新，深怕美國大戰略思想產生變革，而先發制人的威懾之舉，並非真要進行攻擊，很可能美國真會走上可怕的核戰。
《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中揭露，當時國際上只知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接受勸說，將核彈等裝置撤出，直到後來政府文件解禁，才曉得為了達到這目的，美國也同時撤走在土耳其所部署的核彈裝置。
加特霍夫不但在古巴飛彈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妨說，從1958年起到1980年，美國對蘇聯的所有重要情報評估，要不就是他做報告最後定稿，要不就是他自己寫的報告。他離開中情局之後，也可以選擇到國防部工作，但是為了更接近對蘇戰略的決策核心，他進了國務院，以他過去在中情局的強勁後援，替冷戰中的美國服務將近20年。
至於1963年以後由國務院主導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ALT），加特霍夫在國務院任職期間，一直是國務院參與談判的主要代表。雖然蘇聯終於解體，冷戰也結束了，直到今天，存在近60年的SALT仍繼續在談。
加特霍夫還曾經在1970年代之後，做過多年的駐外事務督察員（Foreign Service inspector），因為美國駐外單位多少是情報搜集的最前線，駐外事務督察員是他們工作績效的評估者。他以個人的身份，持續在專業刊物上發表專文，一直是學官兩棲，1980年代出版過幾本重要的美蘇關係專書，1990年代還受邀進入蘇聯時代的蘇共冷戰文件檔案庫做研究。
1980年加特霍夫從國務院退休後，進入著名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擔任客座研究員。他始終強調，美國在冷戰的「勝利」不是只靠西方地緣政治遏制和軍事威懾得來的，「只有在新一代的蘇聯領導人意識到他們的國內制度是多麼糟糕，對外政策是多麼失敗，首先是他們的意識型態世界觀並不反映現實時，冷戰才得以結束。……從這一點上來說，正是戈巴契夫結束了冷戰。」
加特霍夫真正的貢獻，還不僅限於替美國政府研擬外交政策，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職務，使他有機會多和公眾演講，接受訪談，以及大量的寫作，告訴美國民眾冷戰究竟是如何進行的，政府的種種嘗試與誤判，以及美國對於世局的理想與幻滅。
任何國家出現這樣的一個超級公務員，已足以證明它是個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