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協助與政策支持，是人類文明進化的特徵。人類社會要能真正邁向立足點平等，也必須重視弱勢群體的機會均等。在台灣，小至大學入學的「繁星計畫」，大至民意代表的「婦女保障名額」，都體現這樣濟弱扶傾的思維。
然而，一旦某些平等信念成了固化的「政治正確」，會不會造成矯枉過正的寒蟬效應呢？
最近，美國ABC新聞頻道報導，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賽樂絲（Sandra Sellers）、巴特森（David Batson）被學校解職，因為他們上完網課後的一段話被側錄，影片在網上廣為流傳而引發非裔美籍學生的不滿。
影片中，Sellers談到學生成績：「你知道嗎？我不想這麼講，但每學期我都出現這種不安的感受，我的學生當中很多成績較差的，都是黑人。」她接著說：「我教到一些真的很優秀的，但通常他們就是成績一直墊底。我都快瘋了。」Sellers發言過程中，Batson僅點頭回應，但未出聲。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院長崔諾爾（Bill Treanor）3月15日的聲明中宣布，Sellers已被開除，Batson則停職，接受「多元化、公平及平權行動辦公室」（Office of Diversity, Equity and Affirmative Action）的調查。
是維護種族平等還是思想控制？
事件傳出後，一些評論顯示出對這個決定的擔憂。例如，哈佛大學法學院榮譽退休教授Alan Dershowitz就在《新聞週刊》發表文章，擔心這種對事實的陳述卻成為言論禁忌，可能傷害言論自由與表達自由。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作法，令他想起一些集權國家的思想控制（mind control）。
此外，從兩位教授對話的脈絡與表情來看，指責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恐怕言過其實。因為，他們似乎都對評分結果感到苦惱，而不是欣喜，甚至懷疑是否有無意識的偏見在起作用。換言之，他們本意是不希望種族影響評分，希望所有族裔的學生都有好的表現。
美國知名律師Paul Mirengoff也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惋惜，由於兩位教授都是客座教授，停職決定可能不會對當事人造成財務困擾，但對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學生來說，可能失去學習仲裁、調解實務經驗的良好機會。因為Sellers主持一家名為「科技仲裁服務」（Technology Mediation Services）的公司，專門做智慧財產、網路域名、軟體、合約等商業糾紛的仲裁。
法學院院長在聲明中提到，將加強學院成員的「反歧視訓練」（anti-bias training），事實上可能是關鍵。或許由於兩位客座教授並非全職員工，因此沒有接受完整的相關訓練。我記得過去在美國就讀博士班擔任兼職助教（Teaching Assistant）時，就接受過扎扎實實的兩天培訓，除了讓我們這些新教職員瞭解相關的反歧視、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法律外，也模擬學習課堂上處理歧視言論的技巧。
例如，當Sellers教授提到過去她的班上黑人學生的表現較差時，Batson教授就可以提醒她，或許是主因不是種族，而是社經條件的差異。如果多數黑人學生必須打工賺學費來唸書，他們的表現就可能不盡理想，比不上來自社經條件較優家庭的學生。因此，Sellers教授可能出自想幫助成績較差學生的好意，但她的「歸因謬誤」，反而造成了非裔美籍學生的心理不快，從而形成雙方芥蒂的惡性循環。
「白左」與保守主義的對立
關懷弱勢的平權行動，初心良善。但如果找錯問題癥結，或者糾結於傳統「強／弱勢」的表象，就可能形成另一種刻板印象與標籤。關懷的美麗，反成被誤解的哀愁。
例如，3月19日在播放完有關近期中美高層戰略對話的新聞後，素來立場偏右的FOX新聞主持人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節目裡就用了不少時間反覆以「baizuo」（白左）一詞抨擊拜登政府和民主黨政策，同時渲染中國威脅。
他解釋，「白左」是個貶義詞，用來取笑「覺醒的白人自由主義者」。他說：「中國人非常瞭解我們的領導人，管他們叫做『白左』。用普通話來粗略翻譯，就是『白人自由主義者』，這絕對不是恭維。」隨後，他引用一段所謂「中國官方媒體」描述說：「白左只關心諸如移民、少數族裔、性少數群體（LGBT）和環境話題，卻感知不到現實世界裡的現實問題。『白左』提倡和平、平權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他們極其癡迷於政治正確。」他還表示：「據北京大學一位學者所說，『白左』是虛偽的，偽善的，還會讓西方的狀況每況愈下。」
網頁下的評論，大多是美國兩黨支持者之間的互相攻擊。從美國保守派們對「白左」的認識與憎惡可以看出，這其實是美國語境中的保守主義對左派（自由主義）的排斥。雖然中文網路世界中的「白左」一詞帶有某些對西方價值觀的嘲諷，對其虛偽性的揭露，蘊含了對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舊秩序的批判。但到了美國保守派口中，又成了民主黨／共和黨式的二元對立的攻擊武器。
近年來，美國黨派之爭的白熱化有加劇趨勢。但其實很多美國網友的互相攻擊，也不免令人有「弱弱相殘」的感覺，難以挑戰和平年代久遠以後階級固化的「菁英／草根」鴻溝。固然，對膚色（白人／黑人）進行價值評判肯定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能因為反對「政治正確」，而故意犯「政治錯誤」。因反對「白左」，而走向「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更是令人難以接受。
真正的問題，還在弱勢群體的界定逐漸變化。傳統以性別、膚色、性取向為界線的弱勢定義，應該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回歸到具體的社會處境與經濟條件的變化，避免將濟弱扶傾的「政治正確」僵固化。例如，一些美國草根白人的悲歌（參見〈美國中年白人怎麼了？〉、〈翻轉政黨就翻轉人生？經濟大國的減壽悲歌〉等文），就是值得「白左」關注的趨勢。真正具有悲天憫人、關懷弱勢的團體，應該不斷在道德高地上調整適當座標。對全球化、金融化的宏觀經濟環境保持警覺，瞭解社經地位下滑人士的「相對剝奪感」，從而將「平權行動」的關照，跳脫傳統的種族、階級等範疇，擴展到對具體社經處境的考慮。
回到喬治城大學法律學院的Sellers教授。也許在她的班級中，成績的好壞與學生家庭的財務處境關係更大，而不是種族這個「代理變數」。無論性別、種族、性傾向，有些學生因先天或後天等各因素，而不得不辛苦打工賺學費，從而使成績落於人後。即使當中某族裔的比例較高，但其實種族可能只是外顯、容易觀察到的替罪羔羊而已。
因此，「白左」的美麗的哀愁就在此。航海時代以來的膚色（種族）優勢、工業時代以來的階級（左右）劃分，固然由來已久，不會一時片刻消失。但可能在新科技時代誕生之後，「強勢／弱勢」群體的定義逐漸被重新改寫。關懷弱勢，是人類物種可貴的文明。然而，如果不實事求是地看清弱勢群體的動態變化，就可能被無情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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