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日前在台灣訪問。在演講及訪問中圍繞的課題，大多是貧窮及所得分配的問題。其實，台灣媒體比較少關注到的一個議題正引起更多矚目：中年人口的死亡率上揚及其政治效果，以及健康程度惡化的中年人口退休後，對公共醫療體系負擔的影響。
迪頓和凱絲（Anne Case）的這篇論文發表於去年12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作者研究大量統計數據，得出從1999年至2013年間，45至54歲美國西語裔以外的白人死亡率，比同為富裕國家的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瑞典和美國本身西語裔都高。事實上，其他7個對照組的死亡率在過去20年間呈現下降趨勢，無疑是反映經濟成長及醫療進步的合理結果。唯獨美國非西語裔白人死亡率，呈現令人意外上揚的反常趨勢。[1]
迪頓和凱絲其實是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夫婦。他們在論文中提到，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的死亡率自從1970年開始持續下降，當然也包括45到54歲的中年人群。但1998年之後，中年非西語裔白人的死亡率增加，與其他人口年齡層和歷史數據觀察到的死亡率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計算，如果中年死亡率保持在1998年的死亡率上，大約可減少9萬6千人的死亡。如果死亡率延續過去的下降趨勢，在這段期間更有大約50萬人的死亡可被避免。
進一步拆解死亡原因，美國非西語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增加，罪魁禍首並非由於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因為醫療進步和藥物改善使得罹病死亡率下跌。迪頓夫婦發現，死亡率增加的主因是自殺、濫藥和酗酒導致肝硬化和肝病的增加。同時，伴隨死亡率增加的副產品，是美國中年白人的心理健康、工作能力、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以及健康（特別是肝）功能的下降。因此，目前的中年人群可能以較差的健康進入醫療照護（Medicare）體系，從而導致更大的潛在醫療開支及醫保體系破產危機。
有趣的是，今年3月《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網站有一篇文章分析了共和黨初選領先的「非典型」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現象，也引用了迪頓夫婦的研究。文章中，作者分析死亡率與川普得票率的關係，發現中年非西語裔白人死亡率愈高的州郡，川普的得票率也愈高。而中年非西語裔白人死亡率上揚，主要集中在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群體。[2]
因此，所有變數的關連性似乎很明顯，美國低學歷、非西語裔中年白人受自動化與全球化的經濟衝擊最大，他們的經濟困境使得自殺、濫藥和酗酒的比率提高，從而提升了這個年齡層的死亡率。而他們的種種心理與財務的挫折，促使他們選擇了一個不同與以往政治人物的川普，為他們喉舌代言。
美國股市的蓬勃熱絡，似乎與實體經濟的真實情景脫鉤。這種落差，有利於川普的崛起。川普從一個不被看好的商人，一躍而為共和黨最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並且在最新的民調中，支持率超越了民主黨最可能的候選人希拉蕊。在美國主流選民的經濟困境並未出現明顯改善的情形下，大家寄望川普這種「非建制派」候選人帶來不同的改變。但「非建制派」，意味著難以預測。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總統，將如何影響全球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所有枱面上的政商人物都密切關注著。
不過其實長遠一點來看，就算川普沒當選，迪頓夫婦論文所揭露的問題，仍是美國潛在不可漠視的挑戰。在廣闊太平洋的另一邊，台灣民眾是否面對類似問題，健保體系會否面對類似衝擊，其趨勢對政治版圖、經濟機會、與社會前景的影響又如何？我們無疑需要未雨綢繆，妥善準備。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2015,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49): 15078–15083.
[2] Jeff Guo, Death predicts whether people vote for Donald Trump, The Washington Post, 20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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