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5）年7月18日，立法院新增《刑法》第272條之1，並通過同法第286條的修正條文，將「虐殺幼兒罪」納入法典，並提高虐童行為的罰則，最高可處死刑。
這項被媒體稱為「剴剴法案」的修正案，是對2023年保母虐嬰案的回應──一名年僅1歲的幼童剴剴在保母虐待下傷重不治，社會憤怒如排山倒海而來。
「小孩都死了還不判死刑嗎？」「要讓惡人知道，動小孩的下場就是死！」這些聲音佔據了社群平台與新聞版面，大舉形成「強烈民意」，迫使立法者快速動身。最終，一部以極高刑度回應社會關懷的條文因應而生。
但這部法真的「有用」嗎？我們最想守護的幼小生命，背後保護的真正關鍵，是否有可能被情緒高張的輿論給淹沒了？
虐殺幼兒加重刑度的疑慮
這次修法最大的改變，就是原本的殺人罪之外，新增「虐殺幼兒罪」。
本來殺人就會面臨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處罰，但新的「虐殺幼兒罪」規定：若殺害未滿7歲的兒童，就會加重前述刑期2分之1，讓有期徒刑變成15年起跳；且若是故意透過「凌虐手段」殺害未滿7歲兒童的話，還能直接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另外，這次修法也提高了凌虐幼兒罪的處罰：只要故意對未滿7歲的人做那樣的事，但意外發生死亡或重傷的結果，就有可能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是長期藉此營利，有期徒刑更是從12年起跳）。
與既有的「殺人罪與凌虐幼兒罪」相比，這是以對象年齡與手段殘酷為核心的加重設計。
立法者與支持者主張，這項修法回應社會期待，並具高度嚇阻效果。但也有不少法律工作者憂心，這樣一味衝高刑度反而會讓犯罪者心存僥倖。
也就是說，單純殺了幼兒不一定會上看死刑或無期徒刑，可是虐殺幼兒卻會有這樣的結局。那麼，當虐殺者知道在犯行後必死無疑，有無可能在求生本能下毀屍滅跡？反正再也沒有證據可說他曾有凌虐？
如此，我們預期重刑的嚇阻效果是否真能發生？還是誘發加害者做出更多不被允許的事？
新的條文可能讓既有刑度失衡
另外，這波修法也可能模糊了「故意」與「過失」的處罰界線。這是因為，根據我國遵循的公政公約與既有刑法的設計，要處以死刑必須是針對非常重大的案件，典型就是直接故意導致的極重惡行，如用殘忍方式殺人。
而凌虐幼兒如果發生不幸死傷的情況，在刑法上叫做「加重結果犯」──也就是由「故意的凌虐行為」與「過失導致的死亡結果」所組成。目前新法允許針對過失結果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就會打亂整體刑罰設計，讓既有的刑度失衡，未來勢必引發實務法官的一陣適應──甚至未來民意若對審判施壓，也更有可能針對過失結果，觸發「情輕罰重」的決定。
最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刑罰是否真的能「完全禁絕犯罪」，這是法學與犯罪學界的經典爭議。大量研究指出，犯罪預防效果取決於「被抓到」的機率，而非刑度的高低。也就是說，如果制度無法及早發現與介入兒虐行為，即使刑罰再高，也難以達到保護目的。
換句話說，若一心只用「加重刑責」當作改革，卻沒有同步強化幼兒安置方案、社工待遇、保母風險預警機制、通報處理程序，只一味把處罰加重，那下個剴剴案還是會出現。
群眾為什麼那麼愛「重罰」？
在《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一書中，學者大衛．葛蘭（David Garland）指出，社會的重刑化現象，並非單一事件引發的情緒反應，而有著深厚的結構交織。
對應到台灣的場景。正因我們也是一個高度政治競爭的社會，政黨經常將「展現鐵腕」視為掌握選票的捷徑；比起專業有效，毋寧習慣選擇「更受歡迎」的政策。媒體則持續透過犯罪新聞、受害者畫面與情緒標語，建構「治安敗壞」的集體焦慮，以換取收視率。這樣的媒體環境與政治氛圍交織了「懲罰共識」，讓「加重刑度」逐漸成為每次社會悲劇後的標準回應。
這也導致了「象徵性修法」的現象──不是從制度缺點出發，而是從民怨渲洩出發，以「強硬與重刑」來具象化國家的回應，展現維護「社會正義」的作為，此次「剴剴法案」的推動正是一例。根據立法院公聽會紀錄，部分與會者的說法，顯示社會對於加重刑度的要求，經常來自「要替孩子討公道」的意念，並非直接關注構成要件、法條均衡或解決問題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與會法學者與檢察官的角度則表示：過度倚賴重刑，可能會遮蔽真正應被追問的問題。例如剴剴案中，保母轉介、通報、衛福訪視、醫療反應等層層機制皆疑似失靈，導致幼童生前多次出現異樣卻無法及時被保護。但這些系統性疏漏，卻鮮少進入這波輿論核心。
這樣的對比，毋寧建構在社會上發酵的「替罪羊效應」：當制度保護無力時，民意轉而要求「嚴懲個人」，藉由重罰來彌補對體系的不信任。而當直接加害者成為眾怒發洩的對象，制度問題或其他該負起監督義務的人，往往藉此逃避究責。
於是，集體義憤的即時行動，成為鬆開焦慮的唯一解藥，取代看似漫長無效率的專業分析。
葛蘭清楚說道：「從1970年代起，福利國家的專業人員就已經歷了地位與政治影響力的驟降。這是個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那就是對福利國家及支撐福利國家的社會專技反動。市場、個人責任和自助已一步步取代了福利國家的集體主義，而社會政策也愈來愈強調會計與管理技術，而不是專業社會工作和臨床診治。」
這樣的發展，也讓社會對犯罪與偏差行為缺乏整體理解，傾向用「好人／壞人」的二分邏輯處理。這使大眾對加害者的想像經常是「無可救藥的惡人」，而非同時處在家庭支持不足、心理健康失衡、貧困壓力下的個體。
這樣的憤怒是真實的，也源於對幼兒生命的深愛與無力。然而，當背後複雜的脈絡被通通刪去，只剩下「你怎麼還不判死」的憤怒，我們其實也喪失了向未來修復社會的可能性。
「我們不只該制裁加害者，我們是不要再讓孩子面對悲劇。」這樣的想法，或許才是引導我們努力修法的真實初衷。
一起避免讓情緒主導我們的法治未來
從這次修法，我們可以看到媒體與社群的強烈共振，呈現了幾乎一面倒的「重罰民意」，展演了典型的「道德恐慌」──社會在重大事件後為求情緒出口，媒體也順勢放大恐懼與怒氣，政治人物急著表態，匆匆快速立法以示有為。
那要如何斬斷這樣的無限輪迴呢？經典心理學著作《快思慢想》中提到：我們的大腦運作，其實是由兩套系統交替合作──一個叫「系統一」，快速、直覺、依賴情緒，它讓我們能迅速做出決定；另一個則是「系統二」，需要刻意啟動，才能耗力地做出深思熟慮。
為了省力，面對資訊洪流，我們多半都習慣使用系統一，不及細想破綻。而這樣的習性，就成了媒體渲染情緒的溫床。於是，在這樣反覆灌輸下，我們總是難以擺脫重刑化的制度選擇。
但法治社會的核心，不應只建立在「快速反應」之上，而應透過「理性討論」建立清楚的法條結構、界定罪責的準則，以及最重要的：建立能及早預防悲劇的預防機制。
刑法是社會最後的武器，不應淪為情緒出氣的工具。當我們只關注「刑罰要多重」，卻忽略「制度為何未能阻止悲劇」，我們其實正在忽視下個悲劇的冉冉再起。
如果你真的關心孩子，就一起慢慢放下情緒，從關心修法細節開始。用心思打開系統二，去看看條文怎麼寫，去問問那個「虐待」怎麼定義，去關心那些第一線社工夠不夠人力，去檢視政府的兒保通報系統運作是否順暢。
也請記得，當下次輿論大聲疾呼「一定要判死刑！」的時候，先慢下來，問問自己：我們想要的是一個解決問題的社會，還是一個只是把製造問題的人給解決的社會？
真正令人安心的社會，從不靠咆哮來立法，而是靠理解與堅定，一條一條地，從失望與難受中重建法治基礎，共同把我們未來築得穩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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