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某一個接近深夜的診間，我快要下診，正準備鬆一口氣時，有一位熟識的兒少保社工打來診間，問是否能替一位受創的青少年緊急加號。接下來，疲倦的社工帶著緊繃不安的個案走進來，揭露了一連串不幸的受暴經驗與身心問題。
接下來數年，我、那位社工與許多領域的同伴，陪伴著孩子的各種情緒行為問題，也遭遇到各種法律、學校、媒體等面向的衝突。類似場景，應是眾多兒童身心科醫師的共同經驗。
作為一個持續在醫院工作的兒心科醫師，我常常感念第一線衝鋒陷陣的社工，能讓孩子找到需要的資源。兒少創傷問題因為個案無法完全自主，發生傷害後，更容易受到大人、周遭環境的影響，若影響的方向不對，往往會造成更大更多的傷害。而社工們努力幫助創傷的兒少，維持環境的穩定，避免個案因脆弱容易被影響的特質而再次受創，是優先的議題。
近期看到保母虐童案的新聞風潮時，我第一個感覺到的緊張不安是：當整個照顧體系也遭遇集體創傷，還有誰能為孩子穩住環境？眾多前輩努力下的兒童創傷照顧，是否要再度後退？
創傷知情照護：若想改善創傷，整體照顧環境必須提升
1998年，美國學者文斯．費利帝（Vincent Felitti）的大規模童年逆境研究指出，當兒童遭遇創傷經驗，譬如虐待、性暴力等，會造成長遠的身心健康影響。這個重要研究後，兒少創傷成為各國健康照護的重要議題。但兒少創傷的照顧之所以困難，除了病人病情複雜多變且漫長，個案所受到的扭曲經驗被揭露的同時，在真實世界中所需處理的複雜議題，也往往是照顧的難題。例如一次又一次的開庭，讓孩子再度情緒不穩，但法律事實對社會不重要嗎？相關新聞、媒體的報導，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不重要嗎？
筆者在診間，看過各式各樣的系統衝突。其中，兒少保護的相關社工，常常是在各種系統擠壓中，牽著孩子走鋼索的那位陪伴者，努力在現實的運作與保護孩子為優先之間尋找平衡，並在有限資源下，讓照顧孩子的成效提升。
近年，台灣的兒少保護領域開始強調創傷知情照護（trauma-informed care），並在各類研討會或進修教育中，成為反覆提及的主題。創傷知情照護的提倡，是強調若要改善創傷造成的傷害，必須是整個照顧環境的提升。不論是受害者或是旁邊的照顧者，甚至是整個社會環境，都應該對這些創傷可能造成的身心理衝擊、行為模式等有更多理解，並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之下，溫和地回應與處理，讓創傷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相對早期較為強調一對一醫療或心理治療的知識，創傷知情照護更強調的是如何產生一個支持性的環境，在創傷事件出現後，務實地以創傷知識為基底，討論如何對應各種生活中有可能碰到的事項，例如應該如何報導、法律流程應如何進行等等。也因此，這種概念的推行對象，反而是學校老師、法界或警界人員、社區或關心議題的社會大眾，藉此避免片段化的理解問題，造成更多的傷害。
別讓怒火燒滅所剩不多的照顧能量
這類概念在美國已強調多年。主管美國全民心理健康服務的美國藥物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署（Substance Abuse＆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SAMHSA）更將這概念放入他們全署制定計劃時的核心原則，並大量在社區、學校教育等推行計畫，可見重視程度。台灣社會剛開始強調此概念，應該欣喜我們的兒少照護逐漸追上歐美先進國家實施多年的模式。然而在台灣社會，除了專業領域外，整體社會環境仍比較缺乏對創傷知情該怎麼落實的理解。在這一次的社會事件中，當大家為了追討真相而攻擊系統內維護兒少的社工時，儼然重現創傷，而非預防創傷。
有相關照顧經驗的心理專業者，都應該遇過許多受創個案發生的暴力失控或問題行為，這些問題衍伸出來的法律流程、社會安置、教育場景的衝突，往往也會讓協助的專業人員，像是社工、輔導員、甚至醫師或心理師等人，都捲入系統的不穩定狀態。這就是創傷議題常見的困境。當系統外的人片斷的指責或嘗試解決一部份的問題，而忽略這些混亂都跟創傷本身有關，此時需要更審慎地檢視困境的核心。就像是現在民眾單純地相信社工犯了錯而害死小孩，這樣強烈的指控與情緒，容易燒成更大的衝突，進而傷害所剩不多的系統照顧能量。這不但是常見的臨床經驗，也是前述「創傷知情照護」所強調的重中之重。
近期的保母虐童案，後續的新聞輿論，有大量激情的憤怒、失控的上銬舉動與獵巫嘗試，就只是呈現了創傷議題容易讓自己、或他人都失控的特色。這恰恰完全背離了創傷知情照護的概念。筆者誠心期待，我們能用更謹慎的態度，討論此次悲劇，讓珍稀的照顧系統，還有力氣繼續照顧受創的孩童。
（作者為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台大醫學系、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碩士，現於亞東醫院精神科任職，台大健管所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組博士班進修。曾在台大醫院總院、台大雲林分院任職。持續有照顧創傷孩童經驗，在意相關議題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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