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的迷霧，常讓人覺得城市是「未完成」的，而這或許也正如今日的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前校長Nicholas B. Dirks在新書《City of Intellect》中，回顧他在2013～2017年擔任校長期間的經歷：言論自由風暴、校園安全爭議、財務困難、人文學科式微，以及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大學到底應該成為什麼？
他寫道，我們所熟悉的大學正在逐漸消失，而下一種大學的樣貌，尚未真正成形。
這樣的困惑，並非 Berkeley 獨有。近十年來，美國多位頂尖大學的校長──哈佛的Lawrence Bacow、麻省理工的Rafael Reif、史丹佛的John Hennessy、以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 Michael Crow──其實都在不同場合討論同一件事：高等教育正進入一個「角色不再理所當然」的時代。
從他們的辯論回望台灣，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大學要不要轉型」這個問題，而是更根本地在追問：在少子化與 AI 時代，大學還憑什麼存在？
自由之後，還剩下什麼？
Dirks 書中最戲劇性的段落，來自他面對柏克萊校園政治衝突的經驗。他稱之為「自由的悖論」：在一個高度多元、每個群體都有麥克風的校園裡，反而可能因為極端對立，而失去真正的自由。
哈佛前校長Lawrence Bacow也提出類似的警示：高等教育正處於一個「信任赤字」的年代。社會對大學失去信任、學生質疑體制、學者懷疑治理，甚至知識本身也受到挑戰。他指出，大學不能再預設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而必須重新證明知識與專業的公共價值。
這樣的焦慮，在台灣其實也非常熟悉：校園內外的政治對立日益尖銳，爭議議題往往在社群媒體上被放大為「表態」的戰場，而大學則缺乏一個制度化的公共對話機制。
我們不缺「立場」，但缺少一個能讓學生與教師在有保障的環境中，練習面對衝突、理解差異、重建論證的空間。自由不是宣示就能擁有的，它需要透過一次次「難以對話」的實踐，慢慢建立起來。
變動的不是學科，而是大學的用途
表面上，大學似乎還保有原來的樣貌：系所、學院、學分與學程都還在。但Dirks的焦慮是：大學看似不變，實則早已與世界脫節。
麻省理工前校長Rafael Reif 更直言，大學面臨的最大危機不是財務，而是過時的教學模式。麻省理工近年來從數位學習、AI教育、工程倫理，到跨領域實作課程，幾乎全面重寫「怎麼教」與「教什麼」，其目的只有一個：讓學生能夠應對一個問題遠比學科還要複雜的世界。
史丹佛名譽校長John Hennessy則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知識不再稀缺、而是判斷力更為稀缺的時代。換句話說，大學的任務不再只是「提供知識」，而是要培養學生在資訊過量的世界中，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這些討論的核心，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大學不只是研究成果的產地，更是培養整個世代判斷力的基礎設施。
台灣的大學在這一點上，問題其實非常具體：行政體制仍緊緊綁在「學科系所」的結構上，評鑑指標仍以論文數量、升等門檻與學生人頭為主。當世界聚焦於跨域、AI與倫理、氣候正義與城市韌性時，我們卻讓教師忙於調整學分結構、追求績效；學生則忙著修完系所規定的課程清單。
結果是：學校很忙，但社會卻不再需要這樣的大學。
從象牙塔到城市的關鍵基礎設施
如果說Dirks還帶有一絲對「人文大學」的惋惜，那麼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校長Michael Crow則更徹底重塑大學的角色，將其重新命名為「New American University」。他主張，大學的任務不是守住菁英門檻，而是成為社會進步的加速器。
這間大學的做法包括：大量與地方政府、學校與企業合作，聯合設計實驗室與課程，將社會議題──如移民、環境、教育不平等──作為研究與教學的核心，而不只是附屬的「服務學習」。在Crow的想像中，大學不是城外的象牙塔，而是城市系統的中樞節點。
這樣的視角，與台灣這幾年談「大學社會責任」、地方創生、城市設計力，其實是同一條脈絡的不同階段。差別在於：目前台灣大多仍仰賴熱心教師與單位的個別行動，缺乏一個真正將大學視為系統來設計的國家級藍圖。
從理念走向政策：台灣可以怎麼做？
如果改革只停留在「大學要更多跨域」、「要更在地」、「要更國際」等宣示口號，終究難以落實。要讓大學從制度上長出新角色，教育部、國科會與地方政府，其實各自握有關鍵的政策槓桿。
教育部：鬆動以人數與系所為核心的資源配置
目前補助與評鑑仍圍繞入學人數、畢業率與系所穩定性，在少子化時代自然導致「搶學生」與「系所保衛戰」。若教育部願意將部分資源轉向「任務導向」而非「結構維持」，例如設立針對淨零轉型、城市韌性、AI治理、銀髮社會等重大議題的跨校跨域教學與研究計畫，讓大學以「解題聯盟」而非「系所單位」的方式申請，才能真正促成治理模式的轉變。
同時，教育部也可在學程認可與教師升等標準上，正式承認跨院系、跨校合作的價值，不再以傳統學門指標限制真正的跨域工作。當升等開始重視「跨界貢獻」，大學才有誘因鼓勵教師走出學科的舒適圈。
國科會：成為「長期議題的系統策展人」
台灣的學術資助長期以3年期的單一研究計畫為主，聚焦於SCI、SSCI成果。這雖有其學術意義，但對於如城市設計、能源轉型、AI衝擊等深層議題，3年往往僅夠完成初步調查。
國科會若能規劃8～10年期的跨領域旗艦計畫，將大學、研究機構、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串聯在同一個「問題導向」架構中，並自起點就納入資料共享、政策回饋與國際比較機制，則大學自然會從「短期專案」走向「長期陪跑」。
更關鍵的是，國科會可以在評估指標中，加入「政策影響力與社會貢獻」的維度，例如：是否形成政府決策參考儀表板？是否建立開放資料平台？是否推動實際政策試點？這並非貶抑學術，而是重新詮釋研究在系統性問題中的價值。
地方政府：大學落地的關鍵夥伴
許多台灣城市已與大學合作地方創生、智慧城市與設計導入，但多半仍屬「案子型合作」：一個計畫幾年、一批學生畢業就結束。
若地方政府能將大學視為「長期共治的城市實驗夥伴」，而非外包對象，局面將截然不同。這意味著，政府應將真正棘手的挑戰交給大學：高齡化社區如何重組服務網絡？氣候風險如何調整城市預算？產業升級如何避開短視補貼？
城市與在地大學可共構「城市設計與治理實驗室」，提供穩定預算與資料開放機制，讓研究者與學生能長期進駐社區，反覆實驗、失敗、修正。這樣的關係不是計畫合作，而是城市與大學「共同學習」的制度創新。
大學不是等待未來，而是製造未來
Dirks在《City of Intellect》中曾問：大學還能否承擔民主社會與公共理性的責任？
從Bacow、Reif、Hennessy到Crow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一種更積極的說法：大學依然是社會中最有能力塑造未來的機構之一，但前提是，它必須承認，自己不能再用舊的方式存在。
對台灣而言，少子化讓高教體系走到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守成：把力氣花在招生、合併、維持結構，最後慢慢凋零；另一條路是轉型：承認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型態的大學──不再以系所為單位，而是以問題為單位，不只回應產業，更回應社會與地球的長期挑戰。
未來，不是科技單獨決定的，而是由理解科技、理解人性、理解制度與城市的人，共同選擇而來的。
而大學，仍然是這些人最重要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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