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有一則叫做〈高麗葬〉的童話。台灣或許很少人聽過，但1990年代之前出生的韓國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篇童話不僅被收錄在許多傳統童話集中，更被編入小學教材，因此在韓國，不清楚這個故事的人甚至會被開玩笑叫做「北韓間諜」。
然而近20年來，這個曾經備受喜愛的故事卻因為激烈批評而逐漸衰落。批評者指控，〈高麗葬〉是個偽造民族性的虛假故事，不應教給孩子們這樣的謊言。將一個童話指控為偽造民族性，似乎有點太激進了，而主張不應該讓小朋友看某個故事，似乎也低估了小孩的判斷力。儘管如此，〈高麗葬〉的確正逐漸從韓國童話集中消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遺棄年邁母親的〈高麗葬〉，揭示親情與倫理衝突
雖然作為口頭流傳的童話，版本眾多，但一般的〈高麗葬〉故事大致如下：
有位男子全家和老母親住在一起。由於貧困，家人沒東西吃，男子考慮把母親丟到山裡，減少一張吃飯的嘴巴。由於這是違反倫理的行為，他內心掙扎不已，但看穿兒子心情的母親卻決心犧牲自己，以拯救兒子的家庭。最後，男子流著淚將母親遺棄在山中，而讓自己與其他家人活下來。（另一個版本中，男子帶著孩子一同上山遺棄老母，下山時看到孩子準備將挑母親上山時用的扁擔帶回去。男子詢問小孩為什麼這麼做？孩子說因為將來男子老了，也可以這樣把他挑到山裡遺棄。男子因此悔悟，重新接回母親，一起下山。）
總而言之，〈高麗葬〉說的是由於衰老而失去生產能力的父母被遺棄。行動不便的高齡者在猛獸橫行的山間荒野幾乎無法生存，遺棄就等同於死亡，因此使用了「葬」這個詞彙。
那為什麼「葬」前面加上「高麗」？「高麗」是西元918～1392年在朝鮮半島存在的王國名稱，也是今天韓國英文名「Korea」的詞源。因此從邏輯上講，我們會認為「高麗時期存在遺棄父母的風俗」。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高麗葬〉並非真實事件
事實上，高麗時期並沒有遺棄父母的紀錄。「高麗葬」一詞在文獻中出現，是在朝鮮中期以後，但當時這個詞僅意味著「高麗時期的葬禮」或「高麗時期的墳墓」，與現今的意義完全不同。
那麼，有可能雖無「高麗葬」之名，卻有遺棄父母的風俗嗎？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如果高麗時期確實存在遺棄父母的作法，那麼崇尚孝道的強大儒教政權──朝鮮王朝肯定會嚴厲批判，並作為建立新王朝的正當基礎。然而，反而是有記錄表明當時重視孝道，會對不孝行為進行處罰[1] 。當然，韓國歷史上因饑荒而遺棄父母的案例並非沒有。例如朝鮮時期最嚴重的饑荒之一──庚辛大饑荒（1670～1671年）期間，《朝鮮王朝實錄》中有不少民眾因饑餓而遺棄父母的故事。然而這僅是例外狀況，並不能作為家族遺棄行為普遍存在的依據。
〈高麗葬〉故事以文字形式逐漸出現是在朝鮮後期。美國傳教士兼東方學者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在《Corea: The Hermit Nation》中直接提到「Ko-rai-chang」； 因旅行記述而廣為人知的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Isabella Bird Bishop）也在其著作《Korea and her neighbors》中提到〈高麗葬〉故事。當然，這兩位作者並沒有實際讀過〈高麗葬〉，而只是記下自己聽說的傳說。這成為反對〈高麗葬〉存在論者的主要依據。然而，至少在他們訪問朝鮮的19世紀末，〈高麗葬〉故事已在朝鮮民間廣泛流傳。
因此，綜合前述證據，我們可以暫時得出結論：〈高麗葬〉故事並非真實事件，而是朝鮮後期民眾口頭流傳的故事，如同其他民間傳說和童話一樣。
最早將朝鮮民眾口頭傳說文字化的是日本帝國。1910年，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朝鮮總督府收集了當地傳說和民間故事，經過幾次修訂，於1924年出版了《朝鮮童話集》。其中〈高麗葬〉故事以〈遺棄母親的男子〉（親を捨てる男）之名字收錄，內容與今日所見相差無幾。
而1923年9月13日的《東亞日報》，有一篇題為〈請看活埋父親的嚴肅事實〉的文章，其中記者稱一個因貧困而活埋父親的男子故事為「高麗葬」。這也意味著〈高麗葬〉的故事在殖民時期應是廣為人知的。
排除我們內部的日本！韓國對〈高麗葬〉的批評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高麗葬〉如今受到猛烈批評、被指控是偽造民族性？我們可以回顧一下1990年代末對〈高麗葬〉的批評。
若要定義韓國的1990年代，尼采說的「一切價值重估」（Umwertung aller Werte）應該最適合。由於軍事政權在1980年代末被公民抗爭推翻，韓國人終於可以全面享受此前只在名義上存在的自由。不僅政治，文化方面也擺脫了此前被視為「頹廢」或「不良」的禁忌，可以自由地表達、享受。儘管北朝鮮這個敵人依然存在，但通過與中國和蘇聯等共產國家建交，激烈的「紅色恐懼」（Red Complex）不再如以往那樣有力。禁書鬆綁，引發一陣大學的社會科學熱潮，自1989年1月1日起，原本僅有商務或留學等特定目的才能前往的海外旅行也自由化了，韓國人可以親自訪問過去只能通過新聞或傳聞間接瞭解的外國。經濟不斷發展，中產階級開始增加。
然而，這些變化並非全是好事。時代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代際斷裂。1980年代的價值觀在1990年代變得陳腐，過去的一切都被視為需要克服的舊習。
儘管如此，有些東西並沒改變，那就是「反日情感」。這種矛盾心理（Ambivalenz）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地時期甚至更早。隨著1990年代慰安婦和強制徵用賠償問題的浮現，這種情緒突然膨脹，並在舊朝鮮總督府建築爆破拆除（1995年8月15日，這天亦是韓國的光復節，即獨立紀念日）時達到頂峰。像《日本不存在》（1993）這樣的反日書籍一度成為暢銷書，描繪殖民地時期慘況的電視劇《黎明的眼睛》（1991～1992）以及描繪日本文化經濟侵略的電視劇《Dokaebi來了》（1994）也風靡一時。矛盾的是，仍有些人一邊憎恨日本，一邊渴望日本的文化與商品。即使在日本文化享受被禁止的時代（日本文化在韓日世界盃期間，自1998年至2004年分階段開放），年輕人也秘密欣賞日本音樂、電影、電視劇和動畫，並成為今天韓國所謂「K文化」的基礎，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這樣的氛圍中，群眾開始重新評估由日本移植的各種事物。當時有個運動是將韓國常用的日語或日語漢字詞彙轉化為純韓語，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主張：「由於韓國人的自我認同是由日本創造的，因此需要更新」。例如，「韓國人是恨的民族」這個來自日本民藝家柳宗悅的定義，在1980年代之前被韓國人廣泛接受，但在1990年代卻成為強烈批判的對象。在這種「排除我們內部的日本」的氛圍中，對〈高麗葬〉的批評應運而生。
想像取代事實的「後真相」解讀
當時有篇報紙文章〈遺棄父母的「高麗葬」風俗真的存在嗎？──假的，是日本人為挖掘墳墓而編的故事。〉清楚展示了這一點。儘管1963年〈高麗葬〉被改編為電影，直到1980年代都被視為事實，但進入1990年代後，〈高麗葬〉不僅被視為虛假，還被認為是出於某種不純目的編造的故事。
1999年8月23日，韓國MBC電視台播出紀錄片《高麗葬是否存在》。其中的邏輯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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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葬確實存在嗎？──不存在。（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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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種故事從何時開始流傳的？──高麗葬故事出現在1926年，即殖民時期，當時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盜墓活動極為猖獗。由此推測，高麗葬與盜墓有關。（事實與想像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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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傳播這種故事？──日本帝國當時試圖在殖民地朝鮮植入民族貶低意識，以便於盜墓。因此，〈高麗葬〉故事的傳播是日本帝國抹殺韓國民族性的陰謀。（想像）
可以看到，在這過程中，事實逐漸被想像取代。換句話說，由於證據不足，無法解釋的部分被想像填補，從而補充了邏輯的空白。以想像構建的前提逐漸成為事實，這種虛構的事實與類似的陰謀論如「鐵釘爭議」[2] 結合，產生了協同效應。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展示了典型的後真相（Post Truth）或替代事實（Alternative Facts）的形成過程。然而，在當時，脫離真相的概念尚未普及，在強烈的反日情感浪潮中，質疑這種主張並不容易。
陰謀論與〈高麗葬〉：惡魔化他者，確保自身的純潔性
儘管如此，並非無人質疑陰謀論。在學術界已有人指出〈高麗葬〉並非源自日本帝國，而是源自佛經故事〈棄老國〉或中國的《孝子傳》。此外，與陰謀論者的主張相反，和〈高麗葬〉類似的故事在日本也存在，如深澤七郎的小說《楢山節考》（1956）與其靈感來源「姥捨山」等，這類遺棄父母的故事不僅存在於韓國，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如此看來，日本人為了抹殺韓國民族性、而在殖民地朝鮮植入自己國家已經存在的故事，這一論點並不合理。更何況正如前文所述，〈高麗葬〉故事早在19世紀就已在朝鮮民眾中流傳，並非殖民者來了以後才有的。
對陰謀論者來說，事實及基於事實的邏輯推論和自我批評並不重要[3] 。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將祖先口傳文學中暗示的惡習（自身的惡）投射到日本帝國這一「他者」身上，以確保自身的純潔，形成「白衣民族」無辜的自我幻象。也是這個幻象將〈高麗葬〉故事從童話集中排除，將其視為「需清算的日本帝國影響」，並以「高麗葬不存在」這一否定說法保留下來。
有趣的是，隨著時間推移，〈高麗葬〉陰謀論似乎也有所演變。過去〈高麗葬〉被認為是為了便於盜墓而編出的故事，而今天「高麗葬源自日本『間引き』」的說法則在韓國大眾中廣泛傳播。這裡同樣可以看到將自身不好的部分投射到外部的精神分析邏輯。該論點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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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日本帝國將殖民地朝鮮視為前現代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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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帝國希望隱藏一種不好的習俗，即為減少人口負擔而進行的「間引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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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為了掩蓋間引き，將其投射到「高麗葬」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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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種方式，日本帝國的前現代性被轉移到殖民地朝鮮，留下了「乾淨的」日本形象。
這一看來較為學術性的邏輯，對後殖民主義者來說可能很有吸引力。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帝國時期仍有大量關於「間引き」的資料，且並未被刻意隱藏，表明這種邏輯存在漏洞。此外，「間引き」通常涉及的是子女（殺嬰），而非〈高麗葬〉故事中的受害者──失去生產能力的老人。象徵意義上，子女代表未來（「間引き」象徵著放棄未來），而老人代表過去（與過去的斷裂），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將二者簡單視為同等顯然不合理。
從後殖民主義到偽後殖民主義
最重要的是，正如前述的盜墓論一樣，通過想像構建出他者的意圖，並將其視為事實，這在韓國網路社群中廣泛流傳的「間引き論」中也存在明確的批判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偽後殖民主義話語與陰謀論結合，被當作仇恨他者的依據。
如果說後殖民主義是少數派的論述，那麼今天的陰謀論者將後殖民主義話語占為己有，定位自己為少數派，並據此制定行動綱領，這是一種有趣的現象。也就是：認為自己（韓民族）是被多數派（日本帝國）壓迫的存在，因此有義務反抗多數派。
雖然過去的朝鮮被日本帝國壓迫是歷史事實（儘管壓迫程度存在爭議），但將自己定義為少數派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缺乏對壓迫的明晰探究，而試圖以想像或陰謀論代替，這種行為將不再是後殖民主義所言的對帝國的抵抗，而會變成偏執性的被害妄想。
再一次強調，事實對陰謀論者來說並不重要。通過惡魔化的他者確保自身的純潔性，這才是偽後殖民陰謀論者的最高目標。
如果沒有被惡魔化的日本，就無法建構出神話般的韓國人
毫無疑問，殖民地記憶仍是韓國人的創傷（另一個創傷是韓戰），不僅失去主權，還失去自我認同，被他者所支配，甚至未能親自報復這種恥辱，而是通過盟軍之力才獲得解放，這也是一種屈辱。因此，今天韓國人對日本的政策方向表現出極端反應。一方面在文化層面高度靈活，另一方面在政治或歷史問題上寸步不讓。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不安感，至今仍然縈繞在許多韓國人心頭。無論這種不安感是否合理，創傷的存在使這種不安感難以消除。
為此，惡魔化的邏輯被動員起來。這是源於創傷的症狀，通過將他者惡魔化、將對方的模糊狀態明確化為惡意，從而平息自身的不安，並把自己明確定義成「戰勝殖民地和韓戰創傷的不屈韓國人」。這個形象在韓國現代史的關鍵時刻不斷被召喚，用來提升民族自尊，而在圍繞〈高麗葬〉的討論中，這個幻象同樣存在：「戰勝〈高麗葬〉等日本帝國陰謀而重建的韓國人形象」。
然而，為了使惡魔化邏輯運作，反諷地說，日本這個惡魔是必須持續存在的。如果沒有被惡魔化的日本，就無法建構出神話般的韓國人，無法產生必須克服的迫害，自己對自己的定義也會陷入迷茫。因此，被惡魔化的日本對韓國人自身有其必要性。同樣，作為創傷的殖民地記憶即使再痛苦，也必須保留。這或許是創傷的本質。從這一角度看，〈高麗葬〉的日本起源論，正兼具了「惡魔化日本」和「定義自身純潔性」兩大功能。
當然，今天的反日情感不同於1990年代的極端反日情感。自出生以來就自由接觸日本文化的年輕一代，對日本的排斥感已經不如過去強烈。相反的，許多人對1990年代激烈的反日言論感到不舒服。看著喜歡韓國文化的日本人、說著流利韓語的日本歌手和YouTuber長大的年輕人，他們的反日情感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弱。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像童話結尾那樣「從此幸福地生活」。年輕一代已經樹立了自己的敵人，那就是中國。正如過去一代將日本惡魔化一樣，年輕一代也試圖通過惡魔化中國來定義自己。關於這一點，如果有機會，我們將在以後的討論中詳細探討。
[1] 《高麗史》卷11，世家11，肅宗6年1月乙酉：「刑部奏：『注簿同正趙俊明，父沒四年，不養其母，不友其弟，使皆失所，請論如法。』王曰，「朕為政，先孝弟，乃有若人耶？」可其奏。」
[2] 鐵釘爭議是指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觀點，即日本帝國為了從風水地理的角度消除韓國的民族正氣，在韓國的名山上打入了鐵樁。儘管後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但這個主題然存活下來，並在2024年的電影《破墓》等作品中重現。
[3] 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中對這一趨勢進行了明確的分析。「群體從不渴求真相。群體需要幻想，沒有幻想就無法忍受。群體總是優先考慮非現實的事物，不僅受真相的影響，也受虛假的強烈影響。群體明顯傾向於不區分真相和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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