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11 月的東北季風如千軍萬馬般漫過海岸山脈，拍打著東台灣深邃的太平洋，空氣中開始瀰漫著一股鹹澀而冷冽的氣息。這股風，是討海人曆法裡的信信號，宣告著黑潮帶來了海中飈客──旗魚。在台東成功鎮的漁港邊，老漁民們總會不自覺地抬頭望向海平線的盡頭，那裡有著他們一生拚搏的榮光與滄桑。
台灣的捕旗魚技術中，流刺網、延繩釣與定置網早已成為講求效率與產值的現代主流。然而，在成功鎮，至今仍有一群兩鬢斑白的老漁夫，固執地守著一項源自日治時期、如今已瀕臨絕跡的古老技藝──「鏢旗魚」。他們不靠現代化聲納與雷達的大面積屠殺，而是以肉身立於狂風巨浪之中，憑藉一雙肉眼與臂力，在茫茫大海上與幾百公斤重的旗魚進行最原始的肉搏。
這是一部活生生的海洋文化史。透過這項技藝，我們彷彿能聽見時代巨輪傾軋下的悲鳴，也能看見島嶼子民在逆境中屹立不搖的堅毅身影。
破浪的黑潮輓歌：從和歌山到台東的「海上武士道」
若要考掘「鏢旗魚」的歷史根源，我們的目光必須拉回上個世紀的 20 年代。彼時，台東成功舊名「麻荖漏」，在日本總督府的規劃下擴建為「新港」。伴隨築港而來的，是日本和歌山縣與沖繩等地的漁民，他們將這套講求眼力、體力與極度危險的「突棒」（つきんぼう）鏢魚技術帶入台灣東海岸。自此，這項技藝便在黑潮的孕育下生根發芽，演化成帶有台灣在地血肉的海洋文化。
站在美學與哲學的層次來審視，鏢旗魚的本質，其實極度貼近日本傳統武士（Samurai）以名譽和責任為核心的「武士道」（Bushido）精神。現代的流刺網漁業，猶如無差別的現代火器轟炸，對海洋生態是一種不對等的掠奪與屠殺；而鏢旗魚，卻是一場堂堂正正的「一騎討」（單挑對決）。老鏢手拒絕依賴科技的壓倒性優勢，他們遵從「只取大魚、不欺幼小」的海洋倫理，將這場捕獵昇華為公平的決鬥。
試著在腦海中勾勒那幅懾人的畫面：在 7、8 級的狂風中，浪高數公尺，幾十噸的小漁船猶如一葉扁舟，在湧浪的波谷與波峰間劇烈顛簸。此時，老鏢手必須將雙腳套進船頭那僅容立足的狹小「腳籠」中，大半個身子懸空於怒海之上。他雙手緊握著重達 20 公斤的木製三叉戟鏢竿，在冰冷的海水拍打臉頰之際，進入「無心、無我」的禪定境界。
這是一個講求「心、技、體」絕對合一的瞬間。鏢手必須在極度搖晃中保持核心肌群的絕對穩定（體），依靠幾十年的經驗預判水下高速游動的旗魚軌跡（技），並在沒有絲毫恐懼的專注中（心），配合船頭下墜的重力加速度，將鏢竿奮力擲出，追求那如劍道般「一擊必殺」的完美境界。
武士道講求「名譽」重於生死，鏢魚手亦然。在老鏢手的心中，用網子撈起的魚是沒有靈魂的商品，唯有在風浪中憑本事鏢刺上船的旗魚，才配得上「討海人」的尊嚴。同時，這更是一份生死相託的責任。鏢手將背後與性命交給了掌舵的正、副駕駛，沒有絕對的信任與忠誠，這艘船便無法在逆流中前進。那根沉重的鏢竿，便是討海人一生修練的武士刀；那座狹窄的鏢台，則是他們捍衛榮譽與責任的最終道場。
《老人與海》的在地聲部與李泰祥《討海人》的悲壯共鳴
當我們凝視這些老漁夫被海風鐫刻出深深皺紋的臉龐時，總會不可避免地聯想起美國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不朽巨作《老人與海》。
小說中的老漁夫聖地牙哥（Santiago），在連續 84 天一無所獲後，獨自在大海上與一條巨大的馬林魚（Marlin，類屬旗魚的一種）搏鬥了 3 天 3 夜。海明威藉由聖地牙哥殘破卻不屈的肉體，喊出了那句震懾世代的文學名言：「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台東成功鎮的老鏢手們，正是這句箴言在台灣東海岸的真實化身。在紀錄片《戰浪》所捕捉的真實影像中，老船長陳永福因為常年抵抗海浪顛簸，腰椎長滿骨刺，神經壓迫導致雙腿發麻，連安穩坐著都成了奢望；早年曾以「慶福號」討海維生的張水明船長儘管已經退休多年，一提起昔日「鏢旗魚」的英勇事蹟，眼神中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一股清亮的光芒。雖然他們肉體已經衰老，即便年輕一輩無人願意接班，標誌著這項技藝即將在他們這代人手中走入歷史，只要看見海面上浮現的旗魚背鰭，他們依然會毫不猶豫地挺起胸膛，迎向風浪。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持，不正是聖地牙哥精神的跨時空再現嗎？
如果說海明威的文字為這種搏鬥賦予了西方的存在主義哲學，那麼，台灣本土作曲家李泰祥於 1989 年為電影《沒卵頭家》所創作的台語合唱曲〈討海人〉，便是這群末代海神最完美的聽覺史詩。
李泰祥大師的音樂，向來擅長在古典交響的厚重編制中，揉合台灣草根的狂野與哀愁。〈討海人〉一曲中，管弦樂的編制猶如太平洋上翻滾交錯的黑潮底流，時而低迴暗湧，時而狂暴吞噬。李泰祥化身為冷眼卻悲憫的說書人，以他那獨特、高亢且充滿戲劇張力的狂野嗓音，唱出：「風嘸驚，雨嘸驚，討海人勇氣最出名；海浪大，海風強，也嘸比咱的手骨勇！」
這高亢的嗓音，宛如老鏢手在狂風巨浪中擲出鏢槍那一瞬間的爆發與嘶吼。歌曲道盡了漁民身為底層勞動者看天吃飯的辛酸，以及在現代商業巨輪與環境變遷下，無力回天的宿命感。〈討海人〉的每一個音符，都精準地捕捉了討海人血液裡的鹽分，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首時代的輓歌。當成功鎮的鏢旗魚船在灰暗的冬日大海上孤獨航行，李泰祥那淒厲而壯闊的旋律彷彿在半空中迴盪，為這項即將失傳的技藝，刻下了最深沉、最悲壯的精神共鳴。
李泰祥〈討海人〉合唱曲，收錄於1989年《與海拔河的人》「沒卵頭家」電影音樂專輯。
同島一命的底氣──從鏢魚台到「台灣隊」的逆境傲骨
若將成功鎮老鏢手們的故事，僅僅看作是漁業沒落的鄉愁，或許略顯狹隘。如果我們從社會學與集體潛意識的角度來剖析，這群漁夫身上所展現出的「敢拚、敢當」、「打斷手骨顛倒勇」的韌性，其實深刻地鑲嵌在台灣這座海島的民族DNA之中。
這種精神，在近年來「台灣隊」（Team Taiwan）於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及各項國際賽事中的表現，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轉譯與昇華。汪洋中的「鏢魚台」與聚光燈下的「棒球場」，看似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空間，但立足其上的人們，面對的卻是本質相同的困境：一種「以小搏大」的逆境哲學。
鏢旗魚的漁夫，駕著微小的船隻駛入浩瀚無垠的太平洋，以人力對抗動輒上百公斤、速度如魚雷般的海中巨獸。而台灣的棒球國手們，在國際賽場上，也經常必須面對體格、資源與棒球人口遠遠勝過我們的歐美與拉丁美洲強權。台灣的地理位置與歷史宿命，注定了我們無論在自然環境或地緣政治上，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然而，正是這種長期的邊緣處境，淬鍊出了我們「遇強則強、無懼權威」的「憨膽」。
我們常在國際賽轉播中看見，即便台灣隊處於大比分落後，即便陷入滿壘無人出局的瀕死絕境，場上的球員依然咬緊牙關，撲身救險、奮力揮擊；場邊的球迷與應援團，更是以震耳欲聾的台式應援，將「不認輸」的意志貫注到球場上。不到第九局的最後一個出局數出現，沒有人會低頭。這與老鏢手們即便一天落空、滿身傷痛，隔日清晨依舊迎著冷風出航的草根韌性，如出一轍。
此外，鏢魚台上的生死默契，亦是台灣民族「同島一命」精神的微觀體現。鏢手、船長、副手之間，沒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休戚與共的團隊信任；這就如同台灣隊在面對外敵時，總能放下內部的分歧，以極度凝結的團隊戰力去扳倒巨人。球衣上不論寫著什麼字樣，他們每一次的投球與揮棒，都與老鏢手擲出的鏢槍一樣，不僅是為了當下的勝負，更是為了捍衛這塊土地的尊嚴，為了向世界宣告我們的存在。
尾聲：讓鏢槍在記憶的黑潮中永恆拋擲
台東成功鎮的「鏢旗魚」文化，或許終究無法抵擋時代的洪流與商業漁業的吞噬。未來的某一天，那狹長的鏢台上，可能再也看不見老漁夫迎風挺立的孤獨身影；《老人與海》的現實版，或許將在台灣東海岸輕輕闔上最後一頁。
但作為一個旁觀的記錄者與書寫者，我始終相信，有些東西是網子撈不走的，也是時間帶不走的。那是屬於台灣人的底氣。從日治時期傳承至今的海上武士道，經過李泰祥〈討海人〉史詩般的傳唱，再到國際棒球賽場上台灣隊不屈的逆轉身影，這條精神的黑潮，始終在島嶼子民的血液裡隱隱流動。
下回，當東北季風再次吹起，當我們看見台灣的年輕世代在各自的戰場上奮力拚搏時，請在心底為他們重現那幅壯麗的畫面：在滔天巨浪的最前端，我們雙腳站穩，目光如炬，面對再強大的逆境與對手，依然勇敢地，將手中的那把鏢槍，奮力擲向無盡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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