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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中的靜默與喧囂:聆聽維吾爾的失落聲景

在新疆,國家機器將「唱歌跳舞」定義為「現代化」、「世俗化」與「愛國」的標誌,而將拒絕歌舞視為「宗教極端主義」的徵兆…… 在新疆,國家機器將「唱歌跳舞」定義為「現代化」、「世俗化」與「愛國」的標誌,而將拒絕歌舞視為「宗教極端主義」的徵兆…… 圖片來源:Sirio Carnevalino/Shutterstock

聲音從不只是物理震動的傳遞,它是記憶的載體,是身分認同的隱形疆界,更是一場關於權力與抵抗的無聲戰爭。當加拿大作曲家暨生態學者莫瑞.薛佛(R. Murray Schafer)在70年代提出「聲景」(Soundscape)一詞時,他或許未曾預料到,這個概念在21世紀的亞洲腹地──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會演變成如此慘烈而具體的政治現實。

長久以來,我習慣在舊唱片與泛黃的文獻堆裡,考掘那些被時代巨輪輾碎的聲響。然而,閱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教授、全球權威的維吾爾音樂學者雷切爾.哈里斯(Rachel Harris)這本《維吾爾伊斯蘭的聲景》(Soundscapes of Uyghur Islam),卻讓人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與顫慄。這不僅僅是一部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報告,更是一份關於一個民族如何被「消音」、又如何試圖在夾縫中發聲的聽覺檔案。哈里斯以她十數年進出新疆與中亞的親身經歷,帶領我們穿越那片被定義為「反恐前線」的土地,讓我們聽見那些被現代化噪音掩蓋的、來自靈魂深處的吟哦。

舉凡從鄉村女性私密的宗教儀式,到城市街頭刺耳的宣傳廣播;從手機微信裡流傳的古蘭經誦讀,到拘禁營中被迫高唱的紅歌。這是一場關於「聽覺」的爭奪戰:誰有權發聲?誰被迫聆聽?當原本神聖的聲景被國家機器視為必須剷除的「病毒」,我們所面對的,便不再只是文化的變遷,而是一場針對聽覺與靈魂的「清洗」工程。

2020年雷切爾.哈里斯(Rachel Harris)撰著《維吾爾伊斯蘭的聲景》(Soundscapes of Uyghur Islam)。

淚水與熱油:私密空間裡的靈性吟唱

在進入令人窒息的政治噪音之前,哈里斯首先帶我們潛入了維吾爾社會最柔軟、也最堅韌的私密空間。在那裡,聲音是一種情感的煉金術。

書中描繪的新疆南部鄉村Yantaq,時間彷彿以另一種節奏流動。在這裡,維吾爾女性宗教儀式專家(Büwi)主導著一種名為「Khätmä」的誦經儀式。這並非我們刻板印象中清真寺裡那種莊嚴肅穆、由男性主導的宣禮,而是在昏暗的民居內,在門窗緊閉的私密空間裡,一群女性透過反覆吟唱、呼吸與身體的擺動,構築出一個靈性的避難所。

哈里斯細膩地紀錄了這些聲音的質地。那是蘇非主義(Sufism)[1] 傳統在民間的延續。她們吟唱著12世紀蘇非詩人艾哈邁德.亞薩維(Khoja Ahmad Yasawi)的詩句,聲音中充滿了「Ishq」──這是一個難以單純用「愛」來翻譯的詞彙,它包含了對真主熾熱的渴慕、對現世苦難的超越,以及一種近乎痛苦的激情。

在這些儀式中,「哭泣」並非軟弱的表現,而是一種聲音的技術,一種通往神聖的途徑。哈里斯引用當地婦女的解釋,將這種情感的爆發比喻為「鍋裡的熱油」:當信仰的熱度達到沸點,淚水便如熱油般翻騰,無法抑制。這種集體的哭泣與吟唱,不僅是為了個人的救贖,更是為了替整個社群贖罪,為了在日益艱困的世俗生活中,尋求一絲精神的慰藉。

這段描述讓我不禁聯想到台灣早期的喪葬儀式或是民間信仰中的「牽亡歌」,那種透過聲音與身體的勞動來與彼岸溝通的媒介。然而,維吾爾女性的聲景更帶有一種邊緣者的韌性。在那個男性主導公共宗教空間、國家主導世俗生活的雙重夾擊下,這些女性在家庭的內室裡,用她們的聲音編織出一張情感的網。那是一種「聽覺的親密感」,她們透過模仿中東流傳來的古蘭經誦讀錄音帶,或是彼此傳唱口述傳統中的詩歌,在聲音中確認彼此的存在與連結。

這種聲音是流動的、具身化的(embodied)。它不依賴宏大的建築或官方的認可,而是寄生在每個參與者的喉嚨與淚腺之中。然而,正是這種無法被完全規訓的私密性,成為了後來國家權力試圖穿透與瓦解的目標。當這一層溫熱、充滿情感的「熱油」聲景,遭遇了冰冷、剛硬的國家機器時,一場關於聲音的暴力便無可避免地展開了。

自2014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發動「反恐人民戰爭」以來,維吾爾地區的聽覺景觀發生了劇烈斷裂。圖片來源:Sirio Carnevalino/Shutterstock

聲音的領土化:當「小蘋果」淹沒了宣禮聲

如果說第一部分的聲景是關於內在的靈性修煉,那麼哈里斯在書中後半部所揭示的,則是一場赤裸裸的「聲音領土化」(Sonic Territorialization)。這是一個地理學與聲學交織的概念:統治者如何透過控制聲音的傳播,來標記領土的歸屬,並重塑生活在其中的人們。

自2014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發動「反恐人民戰爭」以來,維吾爾地區的聽覺景觀發生了劇烈斷裂。傳統上,伊斯蘭世界的時間與空間是由「宣禮」(Adhan,或稱喚拜)所定義的。那一日5次、從宣禮塔擴散至街頭巷尾的悠揚聲響,不僅是時間的刻度,更是社群共享的神聖天篷。

然而,在哈里斯的田野觀察中,這層天篷被硬生生地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無處不在的高音喇叭與強制性的世俗音樂。這讓我想起台灣戒嚴時期,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廣播系統,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老大哥」的存在。但在新疆,這種聲音的覆蓋更具侵略性與針對性。

書中特別提到了一個極具荒謬感卻又令人心寒的案例:流行歌曲《小蘋果》。這首在漢地廣泛流行的洗腦神曲,在新疆被賦予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政治任務。地方官員強迫維吾爾農民、甚至宗教人士在公共廣場上跳《小蘋果》,以此作為「去極端化」的一種展現。

這不僅僅是為了娛樂,而是一種「身體的規訓」。在傳統保守的伊斯蘭觀念中,公開的歌舞(特別是男女混雜)被視為不莊重甚至禁忌。國家機器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將「唱歌跳舞」定義為「現代化」、「世俗化」與「愛國」的標誌,而將拒絕歌舞視為「宗教極端主義」的徵兆。於是,在廣場上、在學校裡、在村委會前,巨大的音箱轟鳴著漢語流行歌曲或愛國紅歌(紅色歌曲)[2] ,震耳欲聾的低頻節奏強行介入了維吾爾人的身體記憶。

這種「聲音的暴力」不只是音量的擴張,更在於它強制切斷了人與土地、人與信仰之間的聽覺聯繫。原本充滿靈性意味的「麥西熱甫」(Mäshräp,維吾爾傳統聚會),被官方改造成了歌頌黨國的宣傳晚會;原本承載著歷史記憶的蘇非聖地,被改建成播放著輕音樂的觀光景點。

哈里斯敏銳地指出,這是一種「聲景的清洗」(cleansing of the soundscape)。國家試圖將所有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聲音──無論是阿拉伯語的誦經、婦女的低聲祈禱,還是帶有宗教意涵的問候語──都歸類為「噪音」或「病毒」。為了清除這些病毒,必須填入新的聲音。於是,經典的紅色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成為了新的聖歌,村口的廣播取代了宣禮塔的召喚。這種聲音的替換,實際上是在宣告:這片土地的聽覺主權已經易主,你們的身體不再屬於真主,而是屬於國家。

在這種高壓的聲景下,沉默變成了一種奢求,也變成了一種罪證。你不僅不能發出「錯誤」的聲音,你甚至必須發出「正確」的聲音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是一種極致的荒謬:一個以音樂舞蹈聞名的民族,如今卻被強迫表演歌舞來證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這種「快樂的強迫症」,聽在耳裡,比任何悲歌都更加刺耳。

種族滅絕(或文化清洗)並不總是伴隨著槍炮聲,有時候,它是在歡快的廣場舞音樂中,是在整齊劃一的紅歌合唱中,悄然完成的。圖片來源:TLF Images/Shutterstock

消失的歌者與被重塑的靈魂

書中最令人心碎的篇章,莫過於對那些消失聲音的紀錄。這不僅僅是抽象的文化消逝,更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的失蹤。

在2017年之後,隨著「再教育營」(官方稱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大規模建立,新疆的局勢急轉直下。哈里斯在書的結尾,沉痛地列舉了那些我們曾經熟悉、如今卻下落不明的名字。其中最令我震驚的,是著名維吾爾音樂家賽努拜爾.吐爾遜(Sanubar Tursun)的遭遇。

賽努拜爾.吐爾遜,這位被譽為維吾爾木卡姆(Muqam)靈魂歌者的藝術家,她的聲音曾被視為維吾爾文化的瑰寶,甚至在國際舞台上代表著這個民族的藝術高度。她的歌聲深沉、優雅,充滿了歷史的厚度,那是數百年來絲路文明積澱的回響。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視為文化象徵的人物,也一度傳出被拘禁的消息(儘管後來有消息稱她已獲釋,但其公開演出的性質已然改變)。

當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歌者被噤聲,或者被迫在監控下唱出讚美權力的歌曲時,這意味著什麼?

哈里斯指出,在拘禁營的高牆之內,聲音成為了一種重塑靈魂的武器。倖存者的證詞顯示,被拘禁者每天必須在大聲唱紅歌、背誦政治口號中度過。這是一種聽覺上的「休克療法」,目的是為了徹底清洗掉舊有的文化記憶與宗教意識。在那裡,傳統的搖籃曲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歌頌領袖的讚歌;原本用來讚美真主的喉舌,被迫用來進行自我批判。

這讓我想到法國學者賈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在《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中的論點:音樂具有預言性,它不僅反映社會,更預示著新的社會秩序。在新疆,這種強制的「合唱」,預示著一種絕對同質化、不容許任何雜音的社會秩序的降臨。

此外,哈里斯還提到了那些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對於他們來說,故鄉的聲音已經變成了一種創傷性的記憶。他們不敢撥打家鄉的電話,因為那可能會給親人帶來牢獄之災;他們不敢聆聽那些曾經熟悉的民謠,因為那會引發無盡的鄉愁與罪惡感。聲音,這個曾經連結全球維吾爾社群的媒介(如透過微信分享的誦經音檔),如今成了切斷聯繫的利刃。

然而,即便在如此絕望的處境中,哈里斯依然試圖尋找聲音的韌性。她寫道,雖然物理上的聲景可以被推土機剷平,可以被高音喇叭覆蓋,但內在的聽覺記憶(sonic memory)是無法被完全抹除的。那些從小聽著母親哼唱長大的孩子,那些在深夜裡低聲祈禱的老人,他們的身體裡依然封存著那些古老的節奏與旋律。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拒絕遺忘。作為一名長期關注聲音文化的學者,哈里斯沒有選擇迴避那些令人不安的政治現實,而是用她敏銳的聽覺,捕捉到了這場文化浩劫中被忽視的面向。她讓我們明白,種族滅絕(或文化清洗)並不總是伴隨著槍炮聲,有時候,它是在歡快的廣場舞音樂中,是在整齊劃一的紅歌合唱中,悄然完成的。

讀完《維吾爾伊斯蘭的聲景》,耳邊彷彿還迴盪著那種尖銳的對比:一邊是千年來迴盪在沙漠綠洲中的蘇非吟唱,深情而悲憫;一邊是現代化音響設備播放出的高分貝紅歌,激昂卻空洞。這兩種聲音的撞擊,構成了當代新疆最殘酷的聽覺圖景。

身為一個在此岸的聆聽者,我無法假裝聽不見彼岸的寂靜。那些被消失的歌者,那些被改造的聲景,都在提醒著我們:聲音是有記憶的,而遺忘,就是對權力最大的縱容。我們必須學會傾聽那些「噪音」,傾聽那些被屏蔽的頻率,因為在那裡,或許藏著一個民族最後的尊嚴與微弱的喘息。


[1] 蘇非主義(Sufism,又稱蘇非派)是伊斯蘭教的密契主義(神秘主義)分支,追求精神提升、靈性淨化與對真主無私的愛。蘇非行者(Sufi)奉行嚴格的禁欲生活,專注於透過冥想、詠經(Zikr)及導師指導來體驗與真主的直接連結,而非僅僅遵循教條。

[2] 意指歌頌中國共產黨、解放軍、偉大祖國及社會主義的革命性歌曲,旨在激發愛國熱情與凝聚力。經典曲目包括〈歌唱祖國〉、〈我的祖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義勇軍進行曲〉及〈保衛黃河〉等,常於國慶及重大政治活動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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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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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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