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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人在勞動市場上落後的原因,並不是他們不會說漢文。自從1984年以來,所有維吾爾學生都在學齡前課程上學過漢語;而在1984年之前,進入中學的第一年就有漢語課程了。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原因顯然是維吾爾人漢語學得不夠好,而且他們眼中的原因是:維吾爾族學生上的課程並未用漢語授課。

學漢語?學維吾爾語?

直到1990年代末期為止,新疆的教育是被民族語言分隔開來的,漢族學生有自己的學校,用漢語授課;而少數民族則在各自的學校中用他們的族語上課。雖然確實有少數民族學生就讀漢語授課的學校(所謂的民考漢),但這樣的學生比例很少,大約只有6%,而且這些學生幾乎全部都住在城市裡。

雖然維吾爾學生在漢族占多數的地方(如烏魯木齊)學習漢文會取得明顯的優勢,但在南疆大多數地區,漢人少、漢語也用得少,讓孩子去上用維吾爾語講授的課程也同樣重要。

這不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即使是在烏魯木齊這樣的地方,一些有兩個孩子(這是他們的權利)的維吾爾父母會選擇送一個去上漢語學校,另一個上維吾爾語學校。許多父母認為讓孩子用自己的族語上課並跟自己的同儕相處是孩子社會發展和道德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確保孩子與維吾爾文化保持連結的方式。

然而在2000年代初期,少數民族的教育體系有著明顯的重大問題,新疆僅有35%的少數民族學生能從初中升上高中,而漢族學生升上高中的比例是87%;在喀什噶爾,少數民族學生的升學率低到只有18%,在和田更只有10%。

許多中國專家,如任教於北大的社會人類學家馬戎,將這個低就學率歸因於「歷來新疆沒有發展出優質的少數民族教育」。這並不意味著批評1949年以來中國在新疆的教育政策,更像是提及該地區所謂的「落後」。馬戎的評論並非毫無依據,但「歷來沒有發展出」是不夠真確的。自1949年以來新疆的教育水準提高了很多,特別是在提高識字率和學生的入學率上。

現在教育體系的許多問題有著更為同時代的理由。喀什噶爾某個區域有68%的學生因為經濟原因而輟學,儘管2006年時廢止了學費,但要送孩子入學仍然需要支付許多費用。即使維吾爾父母付得起這些費用,但許多低收入者如果認為教育無助於提高孩子找到工作的機會,他們也不覺得讓孩子接受教育有任何意義。

被政治影響而「不夠現代」的語言

少數民族教育的「落後」不僅僅是個教學法議題,王樂泉認為根本性的問題是維吾爾語本身造成的,他聲稱「少數民族語言能力很差,缺乏現代科學技術的許多詞匯,無法教授這些概念。」而對此的補救措施是最好將所有學科的主要教學語言從維吾爾語換成漢語,以確保「維吾爾青年的素質不會比同齡的漢族更差。」

王樂泉的主張有一定的根據,現代維吾爾語不像漢語那樣被賦予一些科學和科技詞彙,但其理由並非像王樂泉暗示的那樣是因為語言本身的缺陷。現代維吾爾語的不足與1949年後新疆的語言政策有更大的關聯性。

1949年之前,維吾爾語是以阿拉伯字母書寫,並包含許多源自俄羅斯的外來語字彙;在「解放」之後,少數民族語言受到新疆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管轄,他們先將維吾爾語改用西里爾字母書寫,但在中蘇交惡後又改為拉丁字母,以妨礙新疆少數民族與蘇聯共和國之間的交流。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對各種少數民族文化的歧視而導致更嚴重的實質中止學業,這只有徒增語言的混亂。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在新疆許多城市的舊建築看到這兩套舊字母系統的痕跡。

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不怎麼想幫維吾爾語現代化。他們不允許使用來自俄羅斯的外來語,而偏好來自漢語的詞彙,儘管對維吾爾人的學習來說使用俄羅斯外來語比使用漢語外來語更加容易。事實上他們可以建立新的維吾爾科學字彙或科技字彙表,但新疆當局並沒這麼做。他們傾向於讓維吾爾人停止用維吾爾語學習,這充分說明了他們對於維吾爾文化毫不關心。

民考民/民考漢系統直到2000年代中期都還保留著,但2002年9月,一份公告表示大學課程將不再以維吾爾語授課,這已經表明了教育制度發展的方向。馬戎曾哀嘆說「以漢語授課的科目和以維吾爾語授課的科目實際上是彼此隔離的,儘管它們都在同一個校園裡。」這是真的,而漢族與維吾爾族學生需要各自的食堂(分別供應清真食品和非清真食品),而雙方經常得住在不同的宿舍又更強化了這樣的隔離。這個體系有問題──缺乏社會接觸的確無法幫助撫平漢族和維吾爾族間的分歧,但對馬戎來說真正的問題是:這意味著這些少數民族學生「很難和學習及工作過程中不說他們母語的人們交流。」

一星期使用兩小時維吾爾語的「雙語教學」

官方也並未提議漢族人──在一個以佔多數民族命名的自治區內,本身並非屬於該多數民族的一員──應該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新疆只有極少數的漢人有辦法多說上幾句少數民族語言,即使是那些在新疆長大的漢人也是如此。會說少數民族語言的例外往往是從1950年代或1960年代就來到新疆的老年人,因為在那個年代漢族要少得多。

1978年以前,學校學習的主要外語是俄語,而在新疆的一些學校,漢族學生從第3年開始教維吾爾語。但是在「開放」之後,英語成為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外語。2006年,一名在阿克蘇(塔里木盆地北緣的一個城市)的老師回憶道:

在1980年代之前,漢族學校從三年級開始給漢族學生上維吾爾語課程,所以漢族學生會說維吾爾語,而漢族和維吾爾族的孩子們會玩在一塊兒,這樣的語言交流和相互理解對他們來說是很好的,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在開放及改革政策後,漢族父母只想讓他們的孩子學英語,而學校裡面的維吾爾語課程已經被英語課程所取代。

新疆最不認真執行的規定之一就是「漢族的政治幹部應當要學習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官方很少鼓勵這種表面上的善意,除非你把一些可笑的方式也算進去,像是2004年在電視上播放名為《一週一句》的10分鐘節目,將一句話以漢語和維吾爾語重複10分鐘。但我還是得提提馬戎做的某件事,他確實提議過,如果部分漢族不打算在職業生涯中使用英語,那他們在學校應該用維吾爾語或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課程取代英語課程。

整個2000年代,新疆當局積極力求推動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學,其中的含義之一是維吾爾老師要不是再次接受以漢語教學的訓練,不然就得退休。對許多老一輩維吾爾教師來說,他們不太可能接受再次培訓。在課堂上用漢語授課的規定特別嚴格──任何被發現以維吾爾語來補充其漢語解釋的老師都可能被罰款。非漢族老師也必須通過考試來證明其語言的流利程度──這些考試的偽造證書很快就以2,000到3,000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到了2010年結束時,烏魯木齊所有的高中班級都已經以漢語授課;當局的目標是在2012年時能讓85%的幼稚園課程幾乎以漢語教學,唯一指定用維吾爾語上課的課程是維吾爾語課程本身──因此這些老師唯一能說維吾爾語的就是這門課程,彷彿把學生的母語當成一門外語或是某種古老的語言。這樣的規定保證少數民族學生每星期可以在學校聽到兩個小時的母語,這使當局得以繼續延續「雙語教學」的謬稱。

「漢化」教育是否有效?

對新疆當局來說,少數民族學生以漢語學習的好處可從這個例子看出來:從2000年開始,當局開始將來自新疆貧窮農村的孩子送往中國內地各大城市的頂尖學校就讀。這個「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學生不只用漢語學習、有漢人同儕,而且他們還在遠離自己母語環境的地方就學。

前5年,每年只有1,000名學生被送去新疆班,但之後人數迅速增加:到2014年,這個數字預計增加到約有1萬人。當局一直費盡苦心地強調這些學校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企圖切斷這些學生的民族認同感,並以提供清真食堂和文化節日的觀察報告(雖然大多數是世俗節日)為這個計畫辯護。儘管如此,當局並未掩飾新疆班的意識形態目標,學校的優先事項包括「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維護中國統一的民族教育及促進民族團結教育」──換言之,漢族和少數民族是不可分離的。

這樣的宣傳大量出現在進行雙語教育的新維吾爾教科書中。其中一本課本的第一課是速成的愛國主義課程:

第一課:我們是中國人

句型: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

對話:

賈:我是個中國人。
易:我也是個中國人。
賈:我們都是中國人。
易:我們熱愛祖國。
賈:我們祖國的首都在北京。
易:我們熱愛北京,我們熱愛這個祖國的首都。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政策的重點正是要著重於更廣泛的漢族背景。新雙語教育的目標是促成國家認同,而非地方性的歸屬感。國家利用教育(無論是用隱蔽的手法或公開的手段)試圖灌輸學生公民意識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雙語政策所做的顯然並不只是灌輸公民意識,鑒於共產黨將任何一種非漢民族認同一概視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推動新疆「雙語」教育的目標肯定是讓維吾爾人喪失文化與語言認同。

然而一些新疆班的維吾爾學生表示:即使是這種最為融入式的「雙語」(也就是說,實質上幾乎只用漢語)教育,可能也無法保證教出政府所希望的那種被漢族同化的維吾爾人。自2006年就開始研究新疆班的古茂森斯(Timothy Grose)認為,很多參與新疆班計畫的維吾爾學生仍然和他們的漢族同學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他採訪過的所有學生都表達了對維吾爾文化及傳統的強烈認同,而這也引出一個問題:儘管新疆的「雙語」教育對維吾爾語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教育是否也產生一批身分認同不只是「中國人」或「維吾爾人」的特殊維吾爾青年世代?

或許同樣重要的還有透過音樂和網路傳播的全球青年文化影響力,研究維吾爾身分認同及青年文化的喬安妮.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說,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一種更「多元」的「國際主義」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如果經過「其他維吾爾社群的高度包容」,這些學生可能成為銜接漢族和維吾爾社群間的橋樑。

最終,雙語教育的真正問題在於:這個可能會對維族文化和語言產生巨大影響的激進政策轉變從未諮詢過維吾爾人,過去人們經常會以示威活動來回應政策的重大變化,例如1980年代烏魯木齊的抗議計劃生育活動,考量到語言在維吾爾身分認同及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民考漢學生經常遭到非難就是典型的例子),維吾爾人對雙語教育政策的實行採取行動似乎是非常不可避免的發展。

但與2010年發生在青海和西藏,對「雙語」教育的激烈抗議形成鮮明對比──新疆並未出現巨大的反對聲浪。其中一個原因是肯定有維吾爾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學好漢語,以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幫助。至於這樣的政策將使他們的孩子在流利使用母語上付出一些代價,有些家長低估了這樣的可能性,認為家庭教育可以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然而鑒於很少家長會把孩子送去民考漢學校,顯然還有其他原因使維吾爾人沒有對此激烈抗議。

若去問當局為何新疆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意見,他們可能會像王樂泉在2001年9月2日所說的那樣,回答這是因為「新疆現在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王樂泉繼續補充說,因為人民「安居樂業」,所以社會十分穩定。但2000年代新疆的社會和政治氛圍,肯定不利於表達任何政治上的異見,所以這當然不是因為現在的條件「比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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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作者:尼克.霍史達克(Nick Holdstock)
譯者:許庫爾
出版:光現出版
出版時間: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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