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猴硐火車站走出來，站前廣場商店街，小吃店、雜貨店，滿滿都是礦村生活遺緒。便利商店在疫情期間退場後，「麗香」雜貨店屹立不搖至今，更突顯這家小小雜貨店在猴硐村落的重要性，從昔日礦工的生活用品供給站、到現在提供貓奴賞貓小物。
麗香的店主是礦工家族成員，傳聞中開店以來的記事本厚厚一冊，內頁寫滿一筆筆賒帳記錄，都是礦工「個體經濟」形態的見證。
比職工福利委員會更挺礦工的「麗香」
礦場有「職工福利委員會供應所」，工人可以拿著「工資領收卡」──俗稱khah-lú-á，在那裡記帳購買米、肉、各種食品、罐頭飲料，但是金額不能超過工資。因為買東西的費用要從工資扣除，所以供應所的買賣有薪資作為擔保，是沒有風險的。更何況，職工福利委員會是由工人和雇主共同提撥的福利金所組成，工人群體共同承擔了整個福利系統的風險。但是雜貨店則是私人商店，店主人麗香的賒帳買賣，全憑礦村人際「信用」。
礦工發薪是15天為一期，一個月分上下兩期發薪。礦場生活風險不斷，有做才有錢，遇到工作受傷停工、休假未上班，當期的收入銳減，甚至可能全無。沒有工資，當然也就無法拿著「工資領收卡」，到供應所提領物資。若是遇上額外的開支，如婚喪喜慶、小孩讀書、生病，都要用上錢，收入被挪用去支應突如其來的各種狀況，但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還是要開銷。這時礦村的雜貨店就是重要的後場支援，提供礦工家庭賒帳的方便。順利的話雜貨店可以在下一期發薪日收到款項，有狀況的就是往後延宕，信用自在人心。傳聞，那本筆記本裡，至今還有驚人的未收款，但是店主為人寬厚，從未張揚、也未去追討。
相較於麗香的仁厚經營，原本應該由工人主導的職工福利委員會以及供應所，卻被職員所掌控，許多礦工記得當年到了供應所買肉時，希望可以挑一塊肉多油少，讓家人可以多吃到一點蛋白質的肉，卻被職員斥責：「有得吃就好了，這塊不是你可以買的！」如是工資金額不足，被鄙夷到近似污辱，「沒有錢的人憑什麼進來買！」工人也只能摸摸鼻子忍受。
事實上，台灣的勞動法令規定，福利委員會組成工會委員人數應該佔三分之二，供應所主任、福利社總幹事也應該由委員會選任，沒有理由輕忽工人、獨厚職員。但是資方主導工會，勞權意識低落的年代，這些扭曲的現象卻變成常態。
廁所是勞工安全衛生、還是礦工福利？
走在基隆河右岸前往復興坑的路上，可以見到一座廢棄的廁所，入口處右上方特別釘上了「臺灣區礦福會補助設備」，融入荒蕪的礦村的風景毫無違和。但是說起「臺灣區礦福會」的歷史，就是台灣煤礦業勞工行政史的縮影。
在民國43年省政府的年代，成立「台灣省煤礦礦工福利委員會」，主責當時的煤礦工人福利。每生產1噸煤就收取1元，作為礦工福利的財源。當時的委員是由省府相關官署機構擔任，包括勞工司、礦業司、建設廳、省議會，主要辦理礦工醫療、興建礦工住宅和宿舍等福利事項，比如民國43年就曾搭配美援相對基金，興建礦工住宅160戶[1] 。在猴硐瑞三煤礦也有一處「美援厝」，老礦工們都可以清楚分辨那是「職員宿舍」，再搭配前方置中的所長宿舍，雖然現在己經荒廢，昔日的礦工口中敬稱為「紫禁城」聖地。相較於旁邊給礦工住的工寮，真是天差地別。在所謂「礦工福利」的大概念之下，職員與礦工的分野，一直是壁壘分明。
到了民國62年，另成立「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礦工福利委員會」接手辦理，當時承接的「台灣省煤礦礦工福利委員會」結餘款有650萬元、9筆土地建物[2] 。到了民國69年，徵收的福利金從每噸煤1元提高到4元。而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勞工司、礦業司各一員是政府代表，資方代表煤礦業同業公會有5名委員，礦業工會聯合會則有4名委員，明訂由資方的公會代表擔任主任委員，工會代表擔任副主任委員。90年代之後礦場關閉、礦工人數銳減，到了民國101年，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礦工福利委員會在法院裁決下正式結束。
再回到由礦福會補助興建公共廁所的議題，廁所是決解人生理內急的設備並沒有疑慮，但是，如果這座公共廁所是讓勞工勞動時所用，那麼這應該是礦業主資方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要提供的，是不是應該由礦場老闆自行負擔興建的責任和費用，而不是由依法提撥的福利金來支應？再者，如果是因為礦工宿舍工寮太過簡陋、沒有廁所，所以住在工寮的礦工都要外出到公共廁所解決內急問題，那麼則是突顯了礦場的差別待遇：職員和所長的宿舍是現代化的住宅，而礦工雖然也有宿舍得以容身遮風避雨，但是，卻不包括廁所。
[1] 參考資料《臺灣礦業史》下冊第1837頁。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民國58年10月出版。
[2] 參考資料《臺灣礦業史》續一冊。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民國7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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