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記述基於何梅俐（Amélie Keyser-Verreault）對愛華（假名）的訪談而來，她是一位來自台灣而定居在日本的自由創業者。）
我來自一個4人的家庭，有一個妹妹，爸媽都在政府單位工作，常常分散在不同的國家。但只要我們偶爾通電話，彼此交流最近的情況，這樣的跨國家庭我們都很習慣，也不會妨礙家人的感情維繫。
我從某國立大學的英文系畢業後，在2011年去了英國，唸語言相關的研究所。在那裡我認識了我的日本男友。畢業後，我們回各自的國家，在台灣與日本間飛來飛去，有時3到6個月才會見面一次。我後來覺得那段時間的遠距離戀愛雖然辛苦，但其實不是件壞事，因為我們都是社會新鮮人，需要時間及力氣在自己的事業上衝刺。因為距離的關係，他不但給我感情上的支持，當我在職場或其它領域遇到困難或疑惑時，也能給我客觀中立的意見。
然而，台灣日本雖不是很遠，但我們也無法隨時想見面就見面，我們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當時我想：我的第一份工作已經做了2年半，現在離職不會扣分，而且我想挑戰自己並轉換環境。我那時除了正職還有接案斜槓工作，因此我的如意算盤是先搬去東京住，除了學日文外，也可以增加我副業的時間。
我與先生在2014年結婚，在台北辦了一次婚禮，又在東京辦了一次。爸媽不會介意我的異國婚姻，加上我在國內外自己生活的經驗也足夠，因此不會特別擔心。反而是外婆很高興，因為她的爸爸在日據時代是小有地位的台灣人，受日本教育的她對日本人有很好的印象、喜歡日本的人事物，所以她雖沒有我的LINE，但反而有我先生的LINE，會常聯絡他、嚷著要先生寄兒子的照片給她看。
我跟著父母在許多國家生活過，長大了也有能力自力更生，因此我在2015年第一次搬到日本時，心情很雀躍，期待跟先生一起展開新生活。我那時候想，自己常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同國家，英文很好，3歲就開始在國外生活，在中美洲、紐約、華盛頓及英國都沒有太大的適應困難，自認為是一個適應力很好的人，也很習慣到處搬家，在不同國家都可以融入當地生活。來日本應該也是如此吧！然而，我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中英流利卻在日本碰壁，出外打工擴大社交圈
第一次到日本時，我有很強的孤立感。在日本，英文與中文都完全派不上用場。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住在一個語言很不通的國家。我雖然在上語言學校，但一開始連超市的人問我需不需要袋子都聽不懂。那時我也比較年輕，臉皮薄，不敢主動去找人說話或尋求幫助，雖然網路上有很多共享資訊，但別人的生活感覺離我很遙遠，我很少去利用這樣的資源。
當我向台灣朋友抱怨我在日本充滿挫折的生活時，他們會開我玩笑，對我落井下石，說我現在才了解他們學英文也是很困難。雖然是玩笑話，但我真的發現，成為大人後學一個新語言的確很困難。
此外，由於我的工作是在家就可以完成，所以整天只會與先生及我們的小狗說話，生活圈很小。這讓我很沮喪，也給我很大的挫折感。我那時的社交圈只限於語言學校的朋友，他們大多是台灣人或國際學生，有些也像我一樣剛來日本不久。因為他們大部分的人最後都會離開日本，所以他們不一定要學好日文，要在日本長期定居的意願也不高。真正接觸的日本人反而不多。我開始覺得這樣不行，想做出改變，於是決定出門去打工。
在日本，打工很普遍。有些人有正職也有打工職，有些人只累積好幾個打工職而沒有正職，所以我決定去一個花店附設的咖啡館打工。
其實以我的學歷背景，很難在台灣的咖啡店打工，人家會覺得很奇怪，會問我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但在日本不會，我那時告訴自己，我要把握這個在日本的機會。於是我投了履歷給一家花店。花店的人問我，妳英文好，要不要到我們附設的咖啡館工作？因為我可以用日文，英文及中文與不同國藉的客人說話。我很開心地接受了。
原來那是一間排隊名店，因為有很多美麗的鮮花裝飾咖啡館，吸引不少觀光客來訪，我也可以用基礎的日文與日本同事簡單交流，她們會把事情簡化再向我解釋，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可以用新學來的語言進行更深一層的溝通。這讓我十分高興。
重新適應日本，積極融入當地
2017年，我懷孕了。經過多方考量，我決定回台灣生產。我那時想的是，若我待在日本，我的語言能力不夠，什麼事都要靠我先生。還有，台北還是比在東京方便，因為東京比台北大很多，辦什麼事都很遠，你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外國人會不會又再一次遇到讓妳喊出「 OH My God！」的事情。因為無法完全獨立，這樣的生活會對我造成壓力。我勸先生換工作，去到一個可以待在台灣作遠距離工作的事務所，於是我們就一起回台灣。上次是我飛去日本定居，這次換他與我飛來台北了！
日本沒有坐月子的習俗，女人在醫院生完就回家。因為是新手媽媽，我決定去月子中心。我的媽媽那時派駐在亞洲的另一個國家，無法親自幫我，但她很豪氣地支持我去月子中心，說「錢我來付！」那時先生不明白什麼要坐月子？為何要去月子中心？但我們進去後發現幸好有來，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懂，月子中心根本就是一個新手爸媽訓練營，可以把什麼都不知道的我們教到會。
孩子2歲多時，我與先生又決定在2019年第二次回到日本東京定居。這次，我意識到不要再過孤立的生活，也決定採取一個不同的態度與方法去適應日本的生活。我發現要主動接觸人，其實人們都很願意幫忙。而這一個小小的態度上的改變，讓我接觸的人、資訊及在日本的生活，有了天差地遠的差別。
我鼓起勇氣在社群上問大家，「請問有人住在我們家附近嗎？我希望找一個同年紀的小朋友玩伴。」從這樣的詢問開始，結果收到20多個回應，我開始接觸許多當地的台灣媽媽，她們都在這裡定居多年了。接觸她們更讓我了解所謂日文所說的「地緣」的重要性，因為我需要的資源及資訊，都是非常實際及地區性的資訊交流，如學區的問題、在哪裡可以買到什麼，只有住在附近的媽媽才知道或經歷過。她們給我的幫助不只是提供在地的資訊，也有一些前輩可以理解我遇到的困難及感受，並給出有用的建議。例如為何日本人會有某種對台灣人來說很奇怪的反應？日本人在這方面的想法是什麼？我們要如何自我調節才不會太受傷之類的，讓我受益良多。後來我與3、4位台灣媽媽特別聊得來，有時還會彼此全家一起出遊，我們女人一起談心，老公們就聚在一起，給他們一個機會抱怨我們！
我持續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讓自己融入當地的生活。我現在在日本也有另一個正職了。在日本的台灣人，絕大部分是在大東京地區，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很多上一代的台灣女性嫁到日本，她們都是要完全依靠先生的，但現在也越來越多像我一樣有專業能力的女性，在經濟上完全可以獨立於先生，也有辦法在日本獨立生活。我希望我在這裡的生活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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